医生集团能成医改“支点”吗？
阅读提示：与消费品的供给侧改革一样，在医疗领域，原有传统的医疗服务供给，明显已经无法满足国人的需求，因此，才有“号贩子”现象，才有出国治病、医疗旅游的红火。
编者按：
医疗改革依然是今年会场内外的话题焦点。在人民网连续十四年推出的会前热点调查中，医疗改革曾在十年中位居前十，在今年的调查中医疗改革更是进入前三。
本刊这组报道，从医疗机构的机制创新、疾病预防和医疗人才短缺三方面入手，管窥中国医疗和健康领域的现状，以及行业内的积极尝试和深度思考。
记者｜黄 祺
近期大医院“号贩子”利益链被媒体曝光，再次点燃医改话题。医改，连续多年是全国两会的焦点，今年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中，也有不少为治理医院“号贩子”出谋划策。
医院“号贩子”首先是一个违法事件，但背后反映的，却是更深层次的医疗困境。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有限的好医生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生号源因此有了“倒卖”的价值。需求大而供给太小，这是民众对现有医疗服务不满意的根本原因。
十多年来，中国医疗体制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尝试，但“供给侧”仍未出现太大的变化，到今天，大家都在盼望一个“支点”，能够撬动医疗资源“寡且不均”这个沉重的难题。
2015年，中国“医生集团”风生水起，全国有几十家“医生集团”成立，今年2月27日，中国医生集团联盟成立，表明国内医生集团已经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正在走向良性的发展。“医生集团”，就是让医生像律师一样独立执业，脱离编制和单位，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的医生”占了医生总数的大半，这种自由执业的形式，能够充分地发挥医生的能力、实现医生的专业价值，为患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医疗服务。
在现有公立医院为主的中国医疗市场中，“医生集团”能否解放医生生产力？“医生集团”能否成为突破医改难题的“支点”？2016年，也许能看到一些答案。
落地关键年
3月3日一早，上海回暖，宋冬雷医生从上海市区的家出发，驱车30多公里，赶到浦东上海国际医学中心（SIMC）的诊室。这是宋冬雷医生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第一次出诊，一上午看了4位病人，患者都是从外地专程到上海看宋医生的。
每位病人得到的问诊时间大约在20多分钟。门诊后，一位患者被安排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一位患者因脑外伤留在医院做康复治疗；还有两位患者门诊后回到外地老家，冬雷脑科医生集团的医生助理将与患者保持联系，对患者的治疗进行远程的指导。
宋冬雷医生是脑外科业界顶级的外科专家，在业内“金字招牌”的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做了20多年医生，不到40岁升任主任医师、教授，走到了体制内医生专业等级的顶端。2014年，宋冬雷辞职离开华山医院，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医生集团，终于成为一位彻底的自由执业医生。
多年后中国医疗历史上一定会记录，包括宋冬雷在内的一拨医生，是中国医生自由执业最早的尝试者。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是上海一家高端医疗机构，被称为“上海医改试验田”。今年2月25日，冬雷脑科医生集团与上海国际医疗中心正式签约，宋冬雷医生出任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神经外科的学术主任，并将第一执业点设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至此，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在上海已经拥有了三个落地执业地点，一个是瑞慈门诊基地，一个是浦南医院临床基地，一个就是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临床基地。
在签约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之前，宋冬雷团队的手术和住院病人，主要在浦南医院。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南医院是一家公立二级医院，冬雷脑科医生集团负责运营医院的脑科特需病房，到今年3月，浦南医院基地病床已经饱和，为此，宋冬雷入驻了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并计划年内再签约一家外资高端医院。宋冬雷认为，目前团队工作能力有余，可以开辟新的临床基地，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宋冬雷医生的团队一共有5名医生，从2015年9月成立至今5个月的时间，团队已经接诊患者400余名，完成开颅手术和微创介入手术130多台，血管造影诊断术100多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宋冬雷教授对团队的工作进展表示非常满意，他预计，2016年，团队能够完成治疗性手术和诊断性手术共1000台，如果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冬雷脑科医生集团的工作量，将不亚于上海最好的三甲医院脑外科。
冬雷脑科医生集团成立的2015年，可以叫做中国“医生集团”元年，现有正在运转的“医生集团”都是在这一年进入公众的视线。但是，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医生集团”是一个新事物，很多人在“医生集团”和民营医院之间“傻傻分不清”。
事实上，“医生集团”只有人没有医院，如果把“医生集团”比作航空公司，那么医院就是飞机场，在西方国家，“医生集团”落地执业的医疗机构并不限公立还是民营，只是在当前中国现实环境和政策下，“医生集团”主要在民营医疗机构开展执业。
公众的陌生并不奇怪，中国“医生集团”刚刚萌芽，数量太少。但2016年，随着“医生集团”签约医疗机构落地的步伐加快，会有更多患者接受“医生集团”的服务，这种执业模式正在进入良性的发展中。
医疗的“供给侧”
记者探访冬雷脑科医生集团位于上海华山路一幢商用高楼里的办公室，隔壁邻居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宋冬雷医生告诉《新民周刊》，医生职业理想的工作方式，就是像律师一样，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患者服务，“医生集团”，就是医生的“事务所”。“医生获得自由，首先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为患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2015年，“供给侧改革”成为政府和民间的热词，中国游客买空日本马桶盖和电饭煲的现实，使得中国消费品生产领域的升级改造变得急迫。与消费品的供给侧改革一样，在医疗领域，原有传统的医疗服务供给，明显已经无法满足国人的需求，因此，才有“号贩子”现象，才有出国治病、医疗旅游的红火。
从公立医院走出来的宋冬雷，对供需矛盾有切身的体会。在公立医院工作时，宋冬雷医生半天看40多个门诊病人，每个病人只能说几分钟的话，一些患者花高价买了“黄牛号”，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服务，自然是一肚子不满。而医生呢，除了应付病人，还有医疗以外的各种工作负担。大医院医生，大多跟宋冬雷一样感到“疲惫”，对不能为患者更好地服务也心怀芥蒂。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这两年挺折腾的，对于我来说，我却切身地感受到了我自己以及与我志同道合的医生同仁的变化：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在看完病的时候，看好病。这个‘好’字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治病的成功，更包含患者体验的好。这在传统的承载高负荷的公立医院中，我们常常是有心无力的。因为排队的人那么多，你无法把服务做细致。”宋冬雷医生说。
怎样才能增加供给呢？在宋冬雷医生看来，解放医生，让一部分医生选择自由执业，是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最有效的方法。
在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概念被“多点执业”替代，主管部门试图用“多点执业”来增加供给。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就发布了医师多点执业的相关文件，但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医生都受雇于公立医疗机构，都是体制内的医生，因此所谓的医师多点执业，并没有太多体现医生的意愿，更像是医疗机构之间公对公的合作。
而另一边，公立医院的好医生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多点执业”，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异地“飞刀”，只不过这样的“多点执业”往往处于灰色地带，并不能得到受雇医院的支持。“飞刀”的普遍存在说明，医生有意愿也有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务。
宋冬雷认为，打破以上两方隔膜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让医生脱离体制，变成“自由人”。如果医生变得“自由”，最为受益的，是像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这样新兴的平台式医疗机构。
上海于2011年12月15日开始实施执业医师多点执业，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是上海市医生多点执业试点的单位之一。至今，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多点执业的医生已经达到近200名，其中，上海多家三甲公立医院的专家团队在医院执业。与其他新兴医疗机构一样，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最需要的是名医。就像冬雷脑科医生集团签约上海国际医疗中心，不仅填补了中心在脑外科学科上的空白，由于脑外科是外科金字塔的塔尖，对医院综合实力的要求非常高，宋冬雷团队的入驻，也将会提升医院整体的硬件和软件水平。
当然，医生集团与匹配的医疗机构合作，最终受益的自然是患者，对于患者来说，在公立医疗系统之外，有了一种性价比上更加切合自己需求的选择。
医生集团抱团成长
医生集团是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生自由职业方式，是保险公司、患者、医疗服务提供者三方博弈的结果。医生集团的开创者是于1863年创办的梅奥诊所，据美国医疗协会2012年报告统计，仅有5.6%的美国医生直接受雇于医院，而高达83%的医生则加入了“医生集团”中。
与已经成熟运转数十年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医生集团”还是稚嫩的幼苗。
在签约上海国际医疗中心后的第三天，宋冬雷医生飞到北京，与另外六家“医生集团”的发起人一起，举办了“中国医生集团联盟”成立仪式。另外六家机构分别是张强医生集团、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沃医妇产科名医集团、宇克疝外科医生集团、永春男士整形医生集团、旭光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集团。
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现有的几十家“医生集团”中，大部分是体制内医生组建的集团和互联网企业组建的集团，像宋冬雷团队这样完全自由执业的医生集团数量不多。
有趣的是，国内最早、成规模的体制外医生集团，出现在被认为是公立医院林立、体制内医生队伍最强大的上海。成立于2014年的张强医生集团，是中国出现最早、知名度最高的体制外医生集团。在公立医院做了20年血管外科医生的张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医学世家，秉承了温州人的创业精神，2012年离开体制自由执业。
2014年创办医生集团时，一些同行并不看好张强的选择，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医生来说，完全无法想象脱离体制后该如何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两年的实践证明，张强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活了下来，并且活得不错。张强医生集团签约了9家国际医疗医院，主要为商业医保患者服务，执业地点分布在上海、北京、青岛、天津等大城市。
现代医学日新月异，同行的另一个怀疑是，离开大医院强大的支持，自由执业的医生在专业上能进步吗？在宋冬雷医生这里，专业上的跟进不是问题，离开体制后，他依旧活跃在专业学术领域，到国外的行业会议上演讲，最近，他正要送一名年轻医生到海外进行3个月的专业进修。“医生集团送年轻医生出去进修，我们恐怕是第一个。”宋冬雷认为，“医生集团”要直接面对市场，专业上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做医生的都知道，技术是立业之本。
七家“医生集团”抱团取暖，终于在2016年的春天，赢得了同行和公众的关注和认可。最近的两周，宋冬雷医生前所未有地忙碌，除了要完成之前安排好的门诊和手术、参加学术会议外，还有各种媒体等着采访他。“这是好事，医生集团当然需要营销、需要市场意识。中国患者习惯了找好医院，慢慢地大家会知道，除了找好医院，更要找好医生。”
重视自己的品牌和患者的感受，恐怕是一名自由执业医生和体制内医生最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医生集团”刚刚萌芽的今天，首批试水的医生们，都分外关注自己的品牌建设，避免重蹈当年民营医院自己做砸牌子的覆辙。
无论是签约仪式还是联盟成立仪式上，宋冬雷医生都是笔挺的三件套西服，对自己的形象一丝不苟。事实上，医生从来就重视在患者面前的形象，中国传统中医医生，无论坐堂还是出门行医，也是整洁威严的。西方国家，患者甚至从未见过不打领带的医生。一直到中国医生成为体制人，变成大医院的雇员后，医生们再也不需要为维系医患关系操心，也就再也无所谓形象和品牌。
当然，品牌不仅仅是靠西装领带打造的，更重要的是服务品质。“我是国内一流的脑外科医生，但不是说中国三甲医院里没有和我一样好的医生，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手术和治疗，我们提供的服务肯定比他们好，这才是患者来找我的原因。”
所谓“治疗”，一部分指的是技术，一部分是服务，很多医患矛盾并非是患者对医生技术不满，而是对服务品质的不满。宋冬雷说，冬雷脑科医生集团聘用了医生助理，就是专门为患者服务的。“患者回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问，有时候医生做手术回答不了，医生助理一定会给你回复或者安排。总之，我可以保证随时解答患者的问题，医生也随时能找到治疗过的患者。”
盼支付方式改革
看起来，中国“医生集团”正在迎来自己的春天，宋冬雷乐观地预计，接下来的几年，“医生集团”将越来越多。他分析说，很多体制内医生对“医生集团”持观望的态度，他们想出来，但有很多顾虑，如果第一批尝试者能够良性地运转，那么一定会吸引观望者加入其中。
当然，中国公立医院为主的医疗布局已经运转近70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医生集团”也有许多现实的困难。
“医生集团”遇到的第一个限制是医保。中国商业医保非常落后，大多数居民使用的是基本医疗保险，这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保险方式，在遇到重大疾病时，患者自身仍然要承担比较高的医疗费用。
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几乎是公立医院的“专利”，只有少部分民营医院有权使用基本医保，而“医生集团”大多进驻民营医疗机构，这就使得一些患者在考虑医保使用权限时无法选择“医生集团”。
冬雷脑科医生集团的临床基地之一浦南医院，是一家公立二级医院，在上海本地医保覆盖范围之内，但宋冬雷医生依然遇到了问题。上海地区医院接诊的患者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周边省市，特别是像脑科这样技术门槛高的专科，吸引了外地疑难杂症患者转诊求医。大多数省市规定，只有转诊到上海的公立三甲医院才能报销，而浦南医院是二级医院，因此，宋冬雷病房中一些外地患者，回到本地还是无法享受到医保报销。“现在他们还愿意自费到我的病房，是因为他们认为性价比是好的。但是从道理上讲，同样是转诊，为什么到二级医院就不能享受医保报销？”
医保政策上的限制，一边让公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一边限制了“医生集团”服务的范围。自由执业医生们最为期待的，是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如果商业保险能够发展成熟，就算不能使用基本医保，患者也能依靠商业保险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和患者的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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