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忻：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库”
阅读提示：不要把创新创业看成一种负担，这是一种快乐的事，如果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乐趣。你把它做出来，会很满足，整个过程很开心。
记者/任蕙兰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这，正是周忻的写照。
我的竞争对手是数据云
《新民周刊》：宝库1号项目诞生之前，陆家嘴金融区已经有2万多只保险箱，分散在各个银行和金融机构，而你们创建宝库项目，最初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周忻：上海中心是“中国第一高楼”，建设之初就非常重视功能定位。我们参与了它的功能定位的头脑风暴。最初，考虑到上海中心的灵魂是文化，对于宝库项目，我们的设想也是基于建筑与文化的融合，将以文化为核心，以建筑为载体，以互联网为工具和传播手段，用创新、融合的思维模式，打造中国文化产业。当时一切设计理念都围绕着，如何让建筑支撑文化的高度，又让文化成为建筑的灵魂。而空中博物馆，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很独特，它的运营也是需要用很多钱的，如何给它一个运营模式？我们当时想到，空中建一座博物馆，地底下必须建一个库房，存放跟文化艺术相关的藏品。当宝库项目往下进行时，我们又觉得陆家嘴地区是著名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心本身也有很多金融机构进驻，地底5层的保管箱除了存放博物馆的文化艺术品以外，也还可以承担陆家嘴金融城的配套服务啊。
艺术品保管和金融服务配套，两者已经足够支撑起宝库的功能了。可是宝库亮相以后，我们从市场的反应里骤然发现，人们去看了，随即产生了许多新的需求，它的外延大了很多。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文化机构需要宝库，每一个普通人都需要一个私存空间。这一下子让人脑洞大开，发现了保管箱在新时代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需求。
譬如，有个朋友说，我要把我女儿的胎毛、脚印放进保险箱，每年给她放进一些有意思的成长记录，等她十五六岁成年时把箱子给她。从这个场景似乎又延伸出无数需求。譬如，有个老人，老伴没了，他将老伴用过的东西放进去，箱子就变成了一种情怀，它不仅仅是商业配套、文化配套，而是普通百姓心灵里的深层次需求。每个人都渴望有个这样的空间。
就像我们用苹果手机，每个人都有一个线上的云，换手机时可以直接从云里把资料导进来。如果每个人需要天上一朵云存放无形的“数据”，那么相对应，他也需要一个地下的库，存放他的有形物品。什么地方的“库”最有特色？毫无疑问，上海中心地处中国金融中心，是在全世界仅次于迪拜塔的第二高建筑，在它地下五层处的宝库不仅壁垒森严，而是建筑设施非常坚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宝库独一无二的特色。
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种状态，都需要一个存放私密的空间。这样的需求一旦被激发出来，上海中心的宝库1号就变成一个稀缺资源，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可投资产品，而不再仅仅是一个金融配套功能的东西。迄今为止，我没有去敲任何一家陆家嘴金融机构的门，去推销宝库，相反，宝库一建成，金融机构主动找上门洽谈合作的很多。眼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知道，自己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是极其安全的，跟你的情怀相匹配。
这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的需求，这个需求的前景非常大。宝库1号不止是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是放钱的，这里不止能放钱。现代人最渴望独处，都需要有个自己的空间，将自己珍贵的东西存放进去，应运而生的宝库恰恰提供了这个空间。就像你买包时，一开始或许也没想清楚自己会放什么，只是觉得它美观，有用。宝库也类似，当你准备买它的时候，也许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要放什么，但最终你存放了你的财富、生活、文化，你发现你有这个需要。
这些想法跟我原来的思路是有冲撞的，原来我觉得宝库可以供个人和机构存放收藏品和资产品，这已经有足够大的市场了，其实真正的市场需求比我想象得更大。
《新民周刊》：所以宝库卖的是一种人文情怀和生活方式？
周忻：是，当你往下沉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这些需求。一点也不虚幻！
《新民周刊》：国外人们租用保险箱是不是也会放情怀？
周忻：在国外人们用保险箱还是放财富的，我认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世界领先的，我们打造的是生活方式。通常，保险箱都是存放财富的，证券啊、黄金啊、古董啊，等等，但现在我们发现，人还有许多比财富更有意义的东西需要存放，许多珍贵的纪念、情感的秘密，都需要一个绝对私密和安全的空间。这个概念以前全世界也没有，是我们发掘的。往后走，我们可以规划很多蓝图，如果我们发现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就会演变成一种商业模式，这是国外没有的，没有人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保险库与生活方式，去做了“配对”。
即使你一时没想到放什么在保险柜，你可以思考，回去想一想，这思考过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你会思考人生过程中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有了这样的思考，宝库就给你带来了收获，最后你拥有或不拥有保险箱都不那么重要了。
《新民周刊》：其他的保险箱是用来放财富和艺术品，宝库是收藏所有人私密和情怀的空间，那它的竞争对手是谁？
周忻：是云。有些重要东西你可以放到云上，但是有形的物品只能放到地下。
《新民周刊》：您自己放了什么在保险箱？
周忻：我放了我的一个秘密。
《新民周刊》：可以透露么？
周忻：不能。这是我自己的秘密。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我能告诉你，公司的发展战略我也能告诉你，但我存放的私密东西不能告诉你。如果你想去看，我可以带你去看，但是不能写出来，你看完以后就会知道，我前面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新民周刊》：是不是有一些充满情怀的物品没办法放进宝库，比如红酒？
周忻：红酒不行，因为是液体，会影响宝库安全性，但红酒瓶可以。宝库的外延展开以后，也有人来找我，要放干细胞，我说那好，以后我专门给你造一个能放干细胞的库。
《新民周刊》：在做成上海中心的宝库1号以后，易居还会继续做其他宝库项目么？
周忻：我们会提供持续的服务。宝库1号还会在徐汇滨江和深圳蛇口复制，还有一些宝库在谈。蛇口的宝库项目则选在海上世界，这座高楼汇聚了英国V&A美术馆和观复博物馆两大馆。徐汇项目跟生活的关系做得更透，徐汇滨江的保险箱规模会比上海中心的更大，可以供收藏者存放一些尺寸较大的藏品，比如明清家具、当代艺术装置等等。另外在功能上也有所创新，开发了家庭型宝库，可以供整个家庭使用。上海中心的宝库更注重个人的私密性，徐汇滨江的项目更生活化，全家人都可以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放进去。其他宝库项目和上海中心项目的UL认证标准都是一样的。
做中国最好的房地产服务生
《新民周刊》：从易居中国到实惠APP，再到宝库中国，您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消费需求的深度挖掘，也是推行新的生活方式，您是如何完成这一次次创新的？
周忻：易居是做房地产起家的，我们入行很早，1993年就开始做房地产代理，见证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房地产企业比拼的是资源，谁能拿到地，谁就能赚钱，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开发商手里，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开发商逐步兼并小开发商的过程。
到了第二个阶段，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房地产企业开始注重品牌建设，比拼软实力。过去大家比拼房型，现在硬件发展相当成熟，大家要比内功，比如物业管理、衍生服务。
我们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房产交易永不过时，我们一直会坚持主业。另一个是“房地产+”，所谓“互联网+”是和天上的结合，而“房地产+”就是和线下的结合，线下就是钢筋水泥，什么都离不开房子，未来房地产可以和各行各业结合，开发出很多新的产品。
去年底，易居中国提出了“房地产+”理念，将会是集团2016年的发展战略。和“互联网+”一样，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可以和很多行业结合，房地产是一种基础建设，在上面也可以嫁接很多东西。未来易居中国将打造“八爪鱼”战略，通过房地产打通很多领域，将触角延伸到各个行业。
宝库1号就是“房地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它是“房地产+安全”。随着城市人日渐富裕，对安全的需求日益提高，第三方保管服务就有了发展空间，宝库1号是硬通货时代下的金融基础设施。
除此以外，易居中国的产业版图之上还有“房地产+教育”，我们做的项目是时钟教室。培训机构不需要再长租写字楼的单位作为教室，将一大笔资金压在房租上，可以按照时段租用社会教室，比如闲散时段的学校教室。这个项目盘活了教室资产资源，化整为零，让更多人得益于教室分享，用比较低廉的成本接受教育。
还有“房地产+交易服务”，我们推出的项目是房友集团，为二手房中介提供签约、金融等交易服务。市面上60%的二手房是靠小中介门店卖掉的，很多小中介的经营模式就是夫妻老婆店，它们虽然规模小，但对片区熟悉，所以能从中原、我爱我家这些连锁型中介手上抢掉不少客源。但我们发现，这些小店的难点在于没有人力或资源为客户提供后续的交易服务，比如签约，跑交易所，找银行做房贷，等等。所以我们就为这些小店将后续的交易活儿都包了，让他们安心去找客户卖房子。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领域，譬如“房地产+农业”项目，我们做了乐农，将原产地农副产品与社区餐桌直接挂上了钩，这是老百姓都需要的。我们还做了“房地产+金融”，去年易居资本和钜派合并，打造社区金融超市。对于“房地产+互联网”，我们做了乐活；对于“房地产+社区”，我们做了实惠APP。未来，我们还会做“房地产+养老”、“房地产+健康”等等。总之我们会立足房地产，做好各种服务。
三是为老百姓提供持续的服务。过去，我们只要一卖完房子，买主就跟我们没关系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提供很多服务，譬如装修、文化、理财、教育等等。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围绕服务行业的创新正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做中国最好的服务生，做好跟房地产相关的服务行业，我们会坚守在服务领域。
供给侧的创新在于发现
《新民周刊》：中央提倡供给侧改革，就是鼓励通过不断创新，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激发出市场新的需求。宝库就是一个样本？
周忻：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发现。我们一开始做宝库项目，想清楚以后就知道是成的，但有关文化创新的兴奋感和兴奋点已经过了。现在为什么兴奋？是因为我发现了新的需求。供给侧改革就是发现需求，并且去不断满足这些需求。举个例子，我朋友的爷爷是个严谨的老人，他二十年如一日，看完《新民晚报》还做剪报做分类存放，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积累资料的方式。当他过世后，家里人无意中找出东一个存折，西一个存折，因为他老了记忆力衰退了，东西藏了就忘。如果那时有保险箱，他一定会放进去。类似的需求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没有被发掘而已。
《新民周刊》：老人容易健忘，如果他忘了钥匙或密码？
周忻：我们的保管箱是实名制的，租约到期会通知你或你的家人来开。
《新民周刊》：为什么您的每一次创新都能精准地发现需求？
周忻：需求并不是每次都一下子找准的，创新也没那么“高大上”，似乎所有创新都能成功。譬如宝库1号项目，这个创新就有个演变和深化的过程。我们创办的实惠APP也还在路上走，在不断摸索，当然节奏感还不错。所谓创新，一开始往往来自某个点，这个点绝对不是完整的，当你渐渐地把这个点变成一个简单的东西，被大家所需求，创新才接近成功。我现在可以说，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保险库的需求，可以存放财富或秘密或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东西，这是个创新，而这句话我5年前是绝对讲不出来的。
很多人讲起创新都是“马后炮”，什么一开始就做了什么准备，这样那样，其实，我的体会，很多创新都是一步步蹚出来的，蹚不过去就是失败。当然，好的团队、成功的经验对创新会有帮助，团队里要有各种年龄层的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
从创新本身来讲，哪里有第一天就把这个故事给你编完整的。一个点出来，要去不断论证，不断去试，创新就是用你的智慧和执着去发现一些可能性。
《新民周刊》：宝库从存放艺术品、资产品到满足人文情怀需求，经历了内涵上的变迁，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活性，在创新过程中不断调整方向？
周忻：关键是你和你团队的文化和基因。我们做公司，每年会改变一些管理模型，在易居中国的企业文化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文化特质。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时时有危机感，如果不能处在行业前沿，随时会被淘汰。我们是个轻资产公司，我们靠什么？靠团队，靠人，靠观念，靠创新。我们团队的基因非常好，会不断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每一个阶段、每件事都在创新。除了创新思维以外，我们靠的是团队执行力。
天马行空的创新背后是脚踏实地，每个人都会有创新的idea，一个人躺在床上一晚上有十个创新梦想，但过两天就忘了。创新和成功之间的距离，就是执行力。宝库项目中青花水磨石地板、珐琅地板的工程，都是靠脚踏实地去实现。
当然，不要把创新创业看成一种负担，这是一种快乐的事，如果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乐趣。你把它做出来，会很满足，整个过程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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