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水印：镂象于木，印之素纸
阅读提示：今天，朵云轩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中国书画复制、古籍善本再造、传统水印笺纸的制作，以及水印版画语言的实践与探索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王悦阳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这是张爱玲小说名篇《金锁记》开头的一段描写 。细腻的文字不仅流淌出淡淡的海派情结与风雅韵味，更让读者记住了“朵云轩”这个名字。“朵云”是书信的雅称，自光绪二十六年创立算起，以制作信笺、画笺闻名于世的朵云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其木版水印技术，便也流传了一百多年 。
“镂象于木，印之素纸”的传统木版水印艺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中国印刷史的“活化石”之称。受“海派文化”的滋养，一个多世纪以来，朵云轩木版水印形成了用料考究、精致、秀 润的风格特征，与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形成了中国木版水印“南朵北荣”两大流派，各领风骚。
今天，朵云轩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中国书画复制、古籍善本再造、传统水印笺纸的制作，以及水印版画语言的实践与探索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6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技术继前一年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列入名录后，也名列金榜，至此，传统木版水印制作工艺的保护传承项目终于变得完整起来。2014年5月，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保护单位上海朵云轩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被文化部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绝技传千年
中国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公元868年刻唐代《金刚般若经》扉页上的《讲法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幅单色版画。到了明代万历、崇祯年间，雕版技术更是得到一次飞跃 ，随着小说、戏曲的大量刊印，加之诸如陈老莲、萧云从、任渭长等明清一流画家的参与，“餖版”和“拱花”等复杂的套版叠印工艺被广泛采用，为今天的木版水印在技艺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餖”为堆叠之意，“餖版”术即彩色套版套印技艺，即按画稿上的不同色彩雕制成不同模版，再对照原作，给各块版上色依次进行套印或叠印。利用“餖版”术复制水墨画可以达到乱真的境界，因此木版水印作品素有“次真迹一等”的美誉。这项技艺不仅是保存传世名作的手段，普通人也因此可以欣赏和收藏国画大师们的杰作。
一百多年前，江浙一带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许多文人逃难至上海，因频繁与亲友通信往来而致抬高信笺需求。有一名唤孙吉甫的文化生意人应势在老上海文化街河南路创办“朵云轩笺扇庄”。“朵云”二字，源出《新唐书·韦陟传》：韦陟常以五彩笺纸书信，落款字仿若五朵云。后人亦将“朵云”引为对人书信的敬称。店如其名，商号所经营的业务极尽江南文士之风流，奉行“新裁别出，精益加精”之宗旨，制售各色名笺、名扇和文房用品。当时的信笺和扇面皆采用木版水印工艺印制，初时，朵云轩仅能印制一些笺谱小品，不过出品已极为考究典雅。后来，朵云轩将一些十分熟稔木版水印工艺的技师招致麾下。不出几年，其手工印制的信笺和扇面便蜚声四起，成为海上文人雅士、社会贤达之珍爱。一百多年过去了，朵云轩自创立起就从事信笺、画笺的木版水印印制，技艺传承至今，因此被画坛大师程十发亲切地赞誉为：“海上有朵云，辛勤播艺风。”
如今，朵云轩木版水印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为适应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特点，进行了长期的艺术探索，并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运用刻刀、木版、 宣纸、颜料、笔砚、棕耙等简单的传统工具，通过“勾描”“雕版”和“水印”三道复杂的纯手工工艺程序，将上至晋唐下 至明清以及近现代名家作品的笔情墨韵原汁原味再现出来，而且成品能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材质完全一致，使木版水印产品 更具“乱真”的效果。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等各类题材；镜片、册页、立轴、手卷等众多形式；还是工笔、没骨、写 意等诸多技法；纸、绢、金笺等不同材料，木版水印都能神奇地再现原作神韵。
在上海的延安路上，书画出版社后院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里，二楼楼梯口对面墙壁的一块木头牌子上面镂了一行沉水般的阴文隶字：木版水印。而在旁边则是亮锃锃的“工人先锋号”铭牌。这里就是朵云轩木版水印制作基地。目前，它的“掌门人”是年轻的70后郑名川。当年就读中国美院国画系时，郑名川被称为“难得之材”，很有希望成长为一位国画家。然而在他毕业前，朵云轩木版水印手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郑名川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项寂寞的职业。
据郑名川介绍，木版水印有四步工艺：根据原作笔触设色用毛笔依样分版“勾描”，用刀具刀法进行“刻版”，在宣纸或画绢上“水印”，最后“装裱”。这是手口相传的技术活，有其独门秘笈，经验无比重要。
技艺称精湛
数十年来，朵云轩成功地运用木版水印技术，复制了大量精彩的书画作品，其中，既有历八年之功，刻版千余块精心复制而成的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绢本)；也有长达三丈余、高九寸许，迄今为止木版水印复制最长的一幅手卷——明 ·徐渭《杂花图卷》；更有唐·孙位《高逸图》、唐·阎立本《步辇图》、宋·赵佶《芙蓉锦鸡图》、明·仇英《秋原猎骑图 》、明·唐寅《玉玦仕女图》等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经典之作……此外，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林风眠、张大千、黄 宾虹、刘海粟、潘天寿、谢稚柳、程十发等近现代国画大师的代表之作，也都被收入其中，令人目不暇接。画家本人的不吝称赞是对木版水印这项工艺的肯定，背后是木版水印技师们经年累月磨砺出的手艺和无限的耐心细致。正如傅雷在1960年写给傅聪的家书中说：“木刻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视之。”
的确，千万不能小看木版水印这门工艺，因为每幅作品的诞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心力代价的。在雕刻之前，师傅们先要根据原作的风格流派、用笔的枯湿浓淡、设色的微妙变化进行分组分版，然后用毛笔精确无误地勾描在雁皮纸上。再把描好的线描稿反贴在梨木版上，运用各种刀具和刀法，精雕细镂，刻出各种线条枯笔，制成“餖版”或“拱花”版。为求逼肖原作，不同大小的画面会被分成几十、几百以至上千个套版，即使最简单的作品，一花一叶，一草一木，也都需要独立 雕刻成一块块的餖版，才能保证与原作丝毫不差。刻板完成，便要根据原作用材、颜色及笔触节奏，将水墨或色彩刷掸在已刻好的木版上，然后把每一幅画的所有版子分别套印在宣纸或画绢上，这才完成了基本工序。
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是一个极为专业，也极富创造性的过程，不仅涉及制作人员把握原作的素养，也涉及其描绘、雕刻功底。在套色印刷时，更涉及制作人员的精湛技巧，材质、颜料、水分，甚至气温、湿度，稍有掌握不慎，都会导致前期劳动白费。正因为如此，一幅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成功率相当低，以《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光一套木版就耗费了几十个专业人员前后十年的劳动，堪称工程浩大，投入不菲。此外，一套木版的使用次数也相当有限，通常情况下，整套有效使用不过百余次。
通常来讲，木版水印的三道工序（如果细分则有三十多道），勾描、雕版、水印，对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通常由不同的人承担，而每面对一幅新的作品，需要的技术在细节上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哪怕一辈子专攻其中一项，在职业生涯的尽头也仍需不断学习。印制一幅画作的整个过程耗时极长，少则几月，多则数年。朵云轩上世纪50年代末印制的小尺幅作品《宋人消夏图》，纵24.5厘米，宽15.7厘米，分版就达66块之多，套印数百次；2010年完成的献礼世博之作《群仙祝寿图》挑战了木版水印有史以来的最大尺幅，并首次采用金笺纸这一材质，作品总宽720厘米，高206.8厘米，分版超过2000块，制作历时8年之久。
时至今日，木版水印的基本工具仍由技师亲自制作，并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譬如水印所用的棕刷、棕耙，雕版所用的拳刀、圆刀等等皆是如此。但作为一门技艺，木版水印又从诞生之始就有着顺应时俗的韧性。明人李克恭在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序言中指出木版水印的第一要义，即“画须大雅，又入时眸”，朵云轩在复制画作时，也都会选择艺术造诣突出，又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作品，因此木版水印又有着穿透时光的现代魅力。 然而，作为一门纯手工技艺，木版水印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在用料方面也十分考究，成本居高难下。为最大程度还原原作，选用原作所采用的绢、宣纸、高丽纸等材质，以传统的国画颜料和有一定年份的油烟墨、松烟墨进行印刷。不仅如此，由于木制雕版容易磨损，一套版至多也只能印百余份，与追求效益的现代生产方式完全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在收藏市场上被争相竞逐的名作，大多数木版水印作品的售价并不高，甚至与机器印刷的高仿品无异。
如何开拓市场
2006年秋季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幅署名“白石老人”的《荷花蜻蜓》图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无论从笔墨、线条还是色彩上来看，这张用笔老辣，墨韵丰富的作品堪称齐白石晚年佳作。于是，鉴定师毫不犹豫地将此画估价18万－22万元 ，并赫然印上了拍卖图录。然而，短短几分钟后，一个电话竟让拍卖行大跌眼镜。原来，这张极为精彩的《荷花蜻蜓》，竟然是上世纪50年代朵云轩用木版水印技法复制而成的，其制作成本仅有800元！
正是这样“下真迹一等”的高超技艺，成就了朵云轩木刻水印技术的名声。然而，在今天，人们也必须看到，木版水印的实用性功能已经基本消褪，只有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始终凸现着。
面对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木版水印已经不再成为复制、保存、研究古画真迹的唯一方法，而日本东京“二玄社” 的精美复制技术更令美术界叹为观止，甚至连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为了研究董源真迹，都不惜高价从 “二玄社”买来与原作最相仿的复制品加以研究。对此，著名学者、画家卢辅圣却认为：“木版水印运用原作材料进行复制印刷，几乎做到原汁原味，以假乱真，更不会出现现代印刷的所谓网点，绝对是现代印刷术无法做到和替代的。”拿朵云轩木版水印作品《 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1989年，当这套佳作送往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会展出时，组委会甚至为此特设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奖项——国家大奖，以肯定其杰出的艺术成就。
近年来，类似于木版水印被误认为真迹拍卖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一方面表明了技艺之精湛，但另一方面，也使朵云轩陷入了无奈与尴尬。“复制品”这顶“帽子”决定了水印版画的价格只能定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原作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水印版画始终打不开市场局面的原因之一。此外，高昂的人工费与偏低的市场价格始终很难协调，加之印刷周期漫长，注定木刻水印作品不能大量投放市场。根据数据显示，若以一个人计算，制作一幅《杂花图卷》，需勾、刻257块版子，勾描者至少 要勾勒520张刻稿，总共需花一年半左右时间；而刻版者刻这些版子，也需将近一年时间；印刷者以印一卷长卷计，需用13张宣纸组成，257块版子，上、下版子和套版对位770余次，叠色套印、翻动纸张至少达3340次。加起来一个人勾 、刻、印，至少要花费4年半时间。而所完成作品，其市场价格约在5000元左右，无论如何也不够人工成本费用。成本和周期制约了市场规模，使得其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此外，从业队伍的青黄不接，传统技艺如何保护、传承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
2008年非遗申请成功的时候，电视台曾为朵云轩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郑名川始终记得里面的一句旁白：“木版水印看价格就像一群大厨辛辛苦苦做了一桌菜，最后卖了个盒饭价。”尽管如此，但郑名川并不灰心，毕竟，在“工匠精神”越来越被强调与重视的今天，手工制造有着机器生产无法替代的价值与精神存在。正如翁同龢后人、著名收藏家翁万戈对木版水印所说的那样，现代印刷品印得再好也是印刷品，但木版水印的作品还是美术品。木版水印的最大优点是水墨、色彩可以渗透到纸背，这是油墨浮于表面的机器印刷无法做到的，传统材料的采用使得木版水印作品能够保存的时间更久远。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人的情感和温度，让水墨画难以捕捉的神韵得以灵动再现。
时至今日，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但越是传统的技艺，却越显得珍贵而重要。传承不仅仅需要保护，更在于创新和发展。木版水印在当下无法市场化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走一条新路，即利用这门技艺进行创作，参考西方艺术家原创版画的办法，使得木刻水印技术成为一种创作手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复制品制作的层面，同时也可通过展览、现场表演、网络传播等方法，多渠道、多形式地进行一些宣传与展示，深入挖掘水印木刻内在的文化内涵，使得这门具有百余年历史的传统技艺，在今后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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