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到2010，各代留美大不同
阅读提示：我们的社会、教育和家长要呵护每一个孩子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心，每一个孩子对文学、艺术、探险和考公务员的追求。你要让他去追求，点燃他的激情，不管那东西是否有用，能不能产生价值，是否符合你的喜好。如果这形成了社会风尚，我们青年人就不需要去美国……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才是中国梦。
记者｜阙 政
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如今，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加起来超过50万，每年都有年轻人踏上越洋求学之路。这潮流，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首次举办托福考试便开始了。然而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从60后到00后，他们的留学生涯，又怎可一概而论？时代在变，留学的人，留学的心态，都在变。
80年代：世界大门重打开
提及1980年代的出国热，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那批出国留学、进修的艺术家：陈逸飞、陈丹青、陈凯歌……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当被查建英问及“为什么要来美国”，陈丹青回答道：“非常简单，我说过无数遍，就是为了出来看看美术馆，看原作。我祖籍是广东台山，旧金山、纽约好多亲戚，办个担保就出来了，当时国内美术界自费留学，陈逸飞走得最早，八零年，单个儿出去了！这之前谁敢想自费留学呀！所以陈逸飞很有勇气，他带动了很多画家的中国梦。”临走之前，好友阿城在机场送别，两人“连拥抱都不会”，互相扶着胳膊流泪。几年后，阿城也到了纽约，两人“白天出去乱逛，看博物馆，站马路边吃冰淇淋……”
对于像陈丹青这样的艺术家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留学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多年的封闭，带来一种深重的危机感——“好多事情完全在视野和想象之外”。“我清楚我们是断层的一代，既不知道中国的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西方。然后我出来了，发现我们在自己地盘上干的那点事儿就是一小儿科。”陈丹青说，“我不会不认识我是谁，我看见那么多同行兴奋乐观，走向世界呀，进入主流呀……我很难告诉你80年代的反差：纽约的一切，西方世界的一切，没有中国的位置。现在不同了，可二十年前我很自然会惊讶：8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的事倒好像暴动成功，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成了。”
另一方面，当年的国人看待出国留学，普遍有一种心态，认为能出国就是成功，是精英中的精英，这也让陈丹青非常看不惯：“我出国时大家摆酒席送行，有哥们儿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你相信吗？我那时就讨厌中国诺贝尔得主，讨厌这类思路。我们有奖主，我们有爱国主义，中国人的意识到了爱国主义，到了‘国际承认’，就到了顶了——赤裸裸的事功主义，抱大腿，找虎皮，认同权力……”
文艺青年如此，普通青年又如何呢？1985年，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第二年，自费留学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上海的美领馆门口，年轻人排起长队申请签证。
除了自费，当时出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公派，或者说委培。2010年曾爆出“学历门”危机的唐骏，他当年的留学经历，就是“公派”的代表。
80年代初，唐骏本科读的是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考研究生，获得光纤通信专业第一名，但是因为没有选上过“三好学生”，他没能获得出国留学资格。这一年，北京一共只有75个留学名额，而北邮只有2个。眼看母校出国无门，唐骏想到其他学校碰碰运气——他打电话给北京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问他们有没有多余的出国名额，终于在北京广播学院找到了一个机会：学校老师答应把他的材料报上去，“看教育部批不批”。唐骏没有选择等消息，而是自己拿着介绍信，去找教育部出国司副司长，每天一大早等在人家上班的地方问好，下班时间再准时出现，翻来覆去地“偶遇”加上打招呼，这才求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1985年秋，唐骏获得了中国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攻读研究生，就读于名古屋大学，师从语音信号处理领域世界排名第一的教授板仓文忠。不过，唐骏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始终被教授轻视，与教授的关系也不好。1988年，他拿到了硕士学位，本可以继续读博，但他认为“在日本的中国人永远做不大，永远处在社会底层”，因此动心打算去美国继续留学。
1990年暑假，唐骏借着去美国参加学术年会的机会离开日本，先到了美国北部小城密尔沃基的马凯特大学。但此时他的留学处境已和当年的公派留学大不相同，一切都要靠自己。小城治安不佳，在经历了一次险情后，唐骏决定转往洛杉矶，找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同学借宿。在那里，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去教室蹭课，去图书馆看书。他很喜欢洛杉矶的环境，但这所大学的门槛之高，并不是当时的他所能企及。
在美国，留学无门的唐骏转而创业：只要填一份简单的表格，交100美元，就能开公司，不盈利还不用交税。唐骏的第一家公司主要负责给日本公司开发软件，当时他的第一项发明就是“卡拉OK打分器”，通过这个软件，他赚了8万美元。这之后，通过邀请国内演艺明星到美国“走穴”，唐骏又赚到了不少钱。
但是内心深处，他总觉得自己“在美国都是跟华人打交道，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而那个曾经的“博士梦”又回来了，并给他埋下了“学历造假”的伏笔——为了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唐骏经人介绍选择了函授的“西太平洋大学”——这个名词在唐骏的“学历门”中一再出现，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1993年，唐骏申请了这所学校，据他自己回忆，因为有当年名古屋大学的课程学分和发表论文作为基础，许多课程不用修就过了，“后来他们通知我博士论文通过了，我也拿到他们正式的博士文凭”。这个博士学位花费不多，仅3000美元，却在日后让唐骏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事后，唐骏曾表示：“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拿了这个博士学位。不要说还花了我3000美元，现在就是给300万我都不会要。它在事业上、在名声上都没有帮到我什么忙，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我进微软没有靠这个学历，回国也没有拿这个学历到处宣讲，包括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本书里，我从来没有说过学历对我有多重要……”
90年代：两只皮箱一个梦
2013年，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让我们再度重温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留学热潮。影片中3个主角的原型就是“新东方三杰”，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原型本来是新东方的徐小平，徐小平还亲自写了剧本初稿。不过最后，孟晓骏身上被融入了更多陈可辛本人的留学经历，徐小平的剧本被改到只剩18个字：“合伙人、新梦想学校、还有3个主角名字”。
初到美国的陈可辛，带着野心，带着对前途的期许，“跟戏中的孟晓骏一样，本来很相信美国的一套，但是在美国也碰上不少的钉子。”电影里，邓超的很多经历，完全就是陈可辛的翻版：“以前在美国打工，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可能沟通有障碍，结果在餐厅也做不了侍应。侍应是跟客人讲话最多的，也可以收小费，而我只能做busboy，busboy就是收拾桌子，帮人倒茶倒咖啡，叫可乐叫喝的，而点菜就轮不到你了。”
好莱坞电影工厂给陈可辛留下的回忆也并不是那么美好：“美国的制度比香港死板，更权威，但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谈的余地。”大企业的掣肘太多，让陈可辛最终作出决定：回流香港，“我的坚持，就是坚持创作里自己说了算”。
而剧本被删到只剩18个字的徐小平，留学经历其实与陈可辛不无相似：“到了国外，按理说可以自由自在追求自己的梦想，No！到了国外有一个残酷现实——生存。我到了国外就不得不去打工，我们这一代全打工，孟晓骏打过工、陈可辛打过工、据说马英九也打过工，打工是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因为中国太穷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反而我的兴趣就来了，天天洗盘子，我会什么呢？我有音乐，一边洗碗，一边写歌，洗碗有洗碗的节奏，哗啦哗啦的水。洗碗洗碗，洗的是留学生涯，后来这首歌成了新东方第二校歌，每个人都要留学，倾听留学的心酸以及洗碗的节奏。”
硕士毕业之后，他就选择回国创业。“我们的社会、教育和家长要呵护每一个孩子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心，每一个孩子对文学、艺术、探险和考公务员的追求。你要让他去追求，点燃他的激情，不管那东西是否有用，能不能产生价值，是否符合你的喜好。如果这形成了社会风尚，我们青年人就不需要去美国……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才是中国梦。”徐小平说。
虽然创业的项目正是送中国孩子出国留学的“新东方”，但徐小平如今面对“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国”的问题，却越来越倾向于否定的回答：“上世纪弥漫在中国青年间的美国梦，今日正变成中国梦。过去几年，大量美国常青藤人才开始把中国作为他们实现人生梦想和抱负的目的地。这个潮流，越来越强劲、澎湃。我本人1987年出国留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壮志难酬，回到中国才实现了我的价值。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机会。我相信未来。”
无独有偶，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也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考研、工作、考公、创业、出国——我选的答案是出国。这个答案有点出人预料，出国在过去印象中都是好孩子干的，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出国呢，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是世界级的机会，上车容易下车难，徐小平老师前半辈子就是做出国留学生意的，但现在当他看到有孩子要出国就尽力劝阻，因为中国各方面发展太快，一旦断开连接，再连上就太难了。”
最近，徐小平还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中亲自载歌载舞演唱了他创作于1988年的那首洗碗歌——《留学生涯》，歌词是这样的：“西方月亮升起来，和家乡的一样圆；读了一天PHD，却要去Chinatown洗碗；打黑工，不浪漫，没有钱，更困难；留学出国，前途渺茫后路已断；岁月来去匆匆，忙乱；青春一误再误，短暂；山穷水尽疑无路，出国好像是阳关；两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谁知留学的辛酸，中国这才发护照探亲，外国却不给VISA入境；再苦再累不要紧，夫妻分居怎么行；说是国内不happy，出国却更hungry，没有选择地生存……”
00年代：不要为了赚钱出国
和90年代的“两只皮箱一个梦”不同，00年代出国的心态里少了点功利，添了些多元。
陆小宁就是在2000年出的国。当时她25岁，刚从复旦中文系硕士班毕业，“学的是文科，感觉在国内读博没有多大意义，很多课程在硕士阶段就学过了。而且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一眼就望穿人生，应该出去感受世界”。 准备工作细碎而繁琐，“托福和GRE的成绩是必需的，新东方太远，我就近在上海上了英语补习班。另外还要写一份个人陈述，谈谈学习计划；把本科和硕士的成绩单都做好英文公证。当时不像现在网络发达，给学校寄申请材料不能用电子邮件，都得邮寄，每所学校的申请费是50美元，邮费也不便宜，所以没办法申请很多，就寄了10所大学。”
最终，陆小宁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录取通知，攻读比较文学系博士学位，有全额奖学金。“去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根本跟不上，最困难的还是语言。虽然我的英语在国内非英语专业里都算是佼佼者，但是到那里一上课就懵了——第一个学期讲欧洲现实主义文学，都是专业术语，还要读原著小说，阅读量非常大。课堂上，同学们都争相发言，只有我不发言，落差就会很大。” 陆小宁说，“自己以前是很自信的，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很会读书的，没想到一去就感受到了这么大的心理落差，自信心被击得粉碎。”
除了学业压力，师生之间的相处方式也让陆小宁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比如迎新会吧，老师同学们都在一起喝酒、吃点心、聊天，我就非常不适应。在国内，我们最多是小圈子的朋友会在一起吃饭聊天，遇到这样的鸡尾酒会，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聊什么话题……而且师生关系也很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是尊师重道，和老师之间有距离感，在美国则是直呼其名，有的博士生年纪比老师还大。教学模式也以对谈为主，不是板书式的，需要你多说话，积极阐述自己的观点，老师也会不断批评你，通过一来一往的批评和辩驳去提高学术水平。”
相比之下，生活上的不习惯吃披萨吃面包，反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有全奖，囊括了学费和生活费，经济上也不需要辛苦打工。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带给陆小宁最大的改变，就是扩大了知识面，锻炼了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而一些从前“从来不是问题”的事，也因为出国留学“变成了问题”。
比如身份政治。“从前在国内，我算是主流社会里的人，不用考虑身份问题。可一到美国，立刻变成少数族裔，以前从来不会去想身处弱势地位、边缘地位的人群会是什么感受，如今却会不断涌现——这是很重要的人生学习过程。”
又比如政治热情。“同学们的政治热情也感染了我，会和他们一起去参加反战游行，对于政治有了更多参与意识，也开始意识到生活中很多东西和权力结构都是有关系的。”
去美国之前，陆小宁从美剧、好莱坞大片里了解到的美国都是高楼林立、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可是到了离纽约不远的长岛才发现，怎么到处都是一二层的矮平房？交通系统也不像国内那么发达，和自己从小生活的闹市感觉大不同。“越后来越发现美国就是一个大乡村。”
虽然有了美国优秀高等学府的博士文凭，但对于少数族裔的陆小宁而言，留在美国高校，在人文学科找到终身教职的希望非常渺茫。“虽然人文学科学到的能力和知识都是可以转换的，但身为外国人还是有很大局限——公务员不用想了，政府机构很难进，想去媒体工作的话，英文没有那么地道也是一道坎，剩下的可能只有自己创业了……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读了那么多年书，读到博士，还会找不到工作，心理上的焦虑是难免的。”
后来，陆小宁跟随德国籍的先生去了德国定居，直到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觅得一席教职之后，才举家移居到英国。回首当年，陆小宁很想对有留学打算的年轻一代说：不要抱着赚钱的目的出国，“如果你想靠出国留学来变得富裕，来改变生活现状，我觉得你需要重新考虑——因为现实可能恰恰相反——假如你没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一路读下来，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也许你拥有了更多的生活经历，眼光也得到了开拓，但这些都是不能以金钱估量的东西。据我所知，想在国外致富，可能只有金融、科技专业才有一点可能，而如果你在国内就成绩平平的话，想一到国外就成为拔尖人才，那概率也是很小的。”
10年代：不贵族也难精英
高中刚刚毕业的小李，最近正在忙着办理出国手续。据她说，整个班级的同学，有一半都在准备出国读大学。10年代，出国留学不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许多父母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出国去深造。“也有一些同学是在国内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才选择出国的。”小李告诉记者。
不过，在创办了“留美预科”的薛涌眼中，这新一代的留学潮，却有着许多盲目与误区。
现任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薛涌，1994年就曾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有丰富的留学经验。在他看来，过去读大学，往往需要特别准备，所以美国的寄宿学校叫Prep School，即大学准备学校。如今大学普及，这个概念就淡化了。但是，只要大学还是高等教育，读大学就必须进行特殊的准备。放弃准入门槛是错误的——当今美国大学的种种问题多是因此造成。
“我几年前讲过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留美不属于所有人，甚至不属于大多数人。只属于少数人。只有少数人会成功。我们那代留美的人大多数都成功，因为我们留美是跨过了学术门槛；而现在留美，大多数会失败，因为他们仅仅跨过了金钱的门槛——他们留美是因为父母有钱，不是因为他们做好了准备。”薛涌说，“这一点，做留学生意的人大都不愿意捅破，但我坚持这么说，我也坚持不做留学中介，不做留学应试教育，就是教学生怎么读书——明白告诉大家，不会读书，出去只能失败。这在当初听起来是个笑话。现在怎么样？海归变海待的多了，中国家长吃到苦头的多了，媒体报道的留美学生丑闻多了……家长们和学生们才渐渐明白：留美不仅仅需要钱、分数，最终还是需要知道怎么读书！”
在薛涌看来，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就去到一个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属于只有少数人能够应付的挑战，类似唐僧取经。让普通孩子对付这样的挑战，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我劝大家至少不能太着急，高中毕业后复读一两年，为留美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现在高考都复读，留美岂不是更需要？否则，就是揠苗助长，给孩子过大的压力，容易造成心理崩溃，严重厌学。事实上，最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在加州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作弊成风，原因是：出国前学业压力太大，都不喜欢读书了，突然到了美国，脱离父母监督，享受着无限自由，更不把学业当回事，等到考试才知道交代不过去，只好作弊。
薛涌认为，如今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蜕变成平民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几乎谁想上大学都能上。美国的年制的社区学院，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基本都是开放录取，即交学费后即注册。即使许多四年制的大学，往往也录取90%左右的申请者，很少需要什么竞争。西方高等教育这种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也使留学变得相当容易。看看那些市面上风行的中介服务，绝大部分都是包录取的，保证你交钱就有结果。”薛涌说，“我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教书已经快二十年，当然明白其中的奥秘。美国大学有4000多所，质量参差不齐，财政状况各有所异。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中，许多低层次的大学难以维持，需要中国学生的学费。美国大学的学费，一般而言不过是个标价，即卖东西时的要价，而不是实际的‘售价’。比如学费标价3万美元，美国学生申请，往往会得到不同数量的奖学金。大学要3万学费、给1万奖学金是很常见的事。这就如同买东西时的减价折扣。中国学生则往往按标价交学费，当然就成了大学的摇钱树。”
这也是为什么，海归变海待的越来越多了。有些用人单位甚至见到海归就头疼，认为性价比不高。其实，找不到工作的，不仅是中国留学生，还有美国当地毕业生。“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越来越高。那些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职位也越来越低。在加油站打工的，在超市卖货的，在图书馆站台出纳的，在餐馆跑堂的，都有许多大学生。‘海归—海待’式的留学生命运，不过是这种趋势的自然延伸。”薛涌表示，“近年来媒体上有许多报道，说留学生的回国率越来越高。其实，根据最近美国出入境签证资料分析，留美的中国科技博士们，90%以上都留在美国，是世界各国中比例最高的，和二十年前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因为这些科技博士是留学生中的精英，当初美国大学拿出奖学金请他们去读书，毕业后前途宽广，自然一去不归。回来的则大多是在外面很难站住脚、缺乏竞争力的人。可见，教育毕竟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普通商品。钱所能购买的东西，也就到此为止。你可以花钱通过中介服务把留学的事情‘搞定’，但去了那里，往往发现班里80%的同学都是和你差不多的中国学生。这种学校，教授一般不会太和你为难，给分很松。你混到毕业大体不成问题，甚至可能成绩单还不错。但是，四年时间你恐怕学不到什么东西。你拿到的大学文凭，不过是一张漂亮的装潢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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