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离上海最近的一座城
记者|黄 祺 策划|袁云超
(鸣谢遵义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对本次报道的大力支持)
遵义?遵义会议那个地方?
是的。
遵义?
不知道。
茅台酒知道吧?
当然。
茅台酒就产自遵义啊。
遵义产茶?我没喝过。
没关系,尝一口,你就会惊叹遵义茶的醇香,那是来自云雾山岭的味道。
遵义?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曾在那里工作生活30年……
与上海相距1800公里的遵义,是黔北一颗璀璨的明珠,竹海茶园、青山碧水,既有繁荣的城市,又有宁静的乡村。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看到干净的民居、盛开的鲜花,感慨道:“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在中国现代近一百年的历史上,上海与遵义多次相逢,对于上海人来说,遵义,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
远方,是什么样?本期《新民周刊》带你去看一看。
遵义,离上海最近的一座城
遵义,距离上海有多远?
如果从地理距离和文化传统上看,遵义离上海,的确很远。
一个是有着巴蜀文化基因的黔北重镇,吃辣椒,喝茅台,粗线条。一个是有着一百多年商业传统,中国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都市,吴侬软语,讲规则,重效率。
登上飞机,飞行3小时,到达遵义。
坐上汽车,跨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行程1800公里,到达遵义。
但,历史是神奇的黏合剂,将相距近2000公里的两座城市,拉到了一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繁华淮海路后的一桩石库门小楼诞生。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老街的红色小楼里,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两次会议,后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的国家命运。2013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遵义时说:“遵义和上海都是红色城市,在党的发展史上,都有着特殊地位。”
1964年,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事,中央书记处决定,集中力量建设内陆地区,重要企业搬迁至内陆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上海多家企业,搬迁至遵义,为遵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第一次飞跃。当年的上海三线建设者“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批如今已经退休的上海人,把遵义和上海都当作故乡,很多人的后代仍在遵义。
上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作家叶辛在内的一大批上海知青到贵州,其中一些上海青年,到了遵义。
就在这一段历史渐渐淡出人们记忆时,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第一批援遵干部踏上征程,遵义,再次回到上海人的眼前。
现在,遵义和上海两地党政干部、医生、教师、商界人士、游客来往频繁,上海许多机构和公司,与遵义开展了各种层次的合作和交流,上海到遵义的航班几乎天天爆满。遵义机场原设计规划2040年达到65万人次,2014年遵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67万,提前26年就超越了计划,2015年旅客吞吐量83万人次,今年半年旅客吞吐量51万人次,预计全年吞吐量可突破100万人次。
原本对遵义陌生的上海人发现,原来,遵义曾经离上海那么近,现在,离得更近。对于上海人来说,原本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地名“遵义”,因为这种频繁的交流,从陌生变得亲切。
有美景、有美食、有美酒、有投资优势、有事业空间……遵义,逐渐展现出后发优势。2015年,遵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68亿元,同比增长13.2%,在西部30个同类城市中,增长速度排名第一,经济总量排名第六位。在2014年和2015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遵义市均位列市级行政区中盈利竞争力第一。
这是一座充满着活力的城市,是一座有浓厚人情味的城市,是一座绿色又安逸的城市,值得细细品味。
历史选择了上海和遵义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时候看似偶然,细究,常常又是必然。
1921年7月,10多位年轻人来到今天的上海兴业路上,走进一桩红砖石库门小楼,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发生在繁华淮海路后的神秘会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中共一大的召开,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何是上海?
19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有数量庞大的工人阶层,是工人运动的热土,这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上海是华洋文化交融的都市,新的革命思想在城市中滋长和传播,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舆论基础。再加上当时上海独特的租界格局,给革命火种带来了可以利用的生存空间。上海还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为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的波澜,将上海推到了转折点,让上海变成了一座红色的城。
13年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考验,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陷入危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的长征。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严重错误和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历史最终告诉我们,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转折会议。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战事时局,让遵义成为重要的转折点,但与上海一样,转折会议发生在遵义,也与遵义这座小城的客观条件有关。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现在的遵义市区域,被称为播州,领辖范围比如今的遵义行政区域还要大。播州从唐末到明末的725年间,为杨氏土司所世袭统治。杨氏土司的军事工事海龙屯,如今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后,土司制度被取消,实行“改土归流”,次年分播州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分别隶属四川、贵州两省。清康熙年间直称遵义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与重庆交接,由于历史上长期隶属四川,交通比贵州南部便利,因此文化和经济上也相比贵州其他区域更加开放和发达。
红军到达遵义时,湘江河岸的遵义小城,已经是西南一座繁荣城市,从遵义会议会址的两层小楼,可以想象1930年代这座小城的面貌。遵义会议会址,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砖木结构,中西合璧,有多个房间,带有精致的庭院。除了这幢会址小楼,参加遵义会议的多位代表的居住地,也是国民党官员逃跑后留下的私宅,同样是气派的黔北庭院建筑,与上海的一大会址相比,并不逊色。
遵义自古是黔北重镇,也被誉为黔北粮仓,经济上富庶,这首先为长征中的红军驻扎和休整提供了补给上的保障,有了驻扎的条件,才有可能召开会议。
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化上比较开放的内陆城市,遵义自古崇文重教,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北上投身革命,民众对革命思想的接纳比较容易。红军进入遵义城,遵义市民夹道欢迎,并为红军娄山关战役、四渡赤水提供补给保障。
遵义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氛围,给遵义会议的召开营造了宝贵的客观环境,让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为后来更加艰辛的征程,储备了力量。
红色,是遵义这座城市的底色,红色基因已经植根在每一个遵义人的血脉中。历史选择了上海和遵义,两座城市的名字,注定将永远是中国红色历史上最闪光的名字。
一群人,两个家乡
19岁的青红,站在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的蒙蒙细雨中,背景远处是青色的山,近处是青色的工厂宿舍楼,青红眼中的忧郁也是青色的。青红出生在贵州三线工厂的宿舍里,父母都是上海人。父母准备举家迁回上海,而青红却难舍恋情。对于这个上海人的孩子来说,贵州是故乡,上海却成了异乡。
这是王小帅导演的电影《青红》中的情节,电影获得2005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王小帅1966年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到贵州,在贵州度过13年,是一个标准的三线建设者子弟。《青红》中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的家庭中,是一段特殊的迁徙史。
遵义,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企业,是遵义三线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给遵义带来第一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上海的工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将上海的生活习惯、社会风气带到遵义,让这个内陆城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如今遵义市区繁华的上海路,被法国梧桐簇拥,很多当地人说,上海路的风情,就如上海的衡山路。
上海路得名,还真与上海有关。上海路早期的名称叫青年路,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修建的一条泥结碎石路。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更名为反帝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更名为井冈山路。
这条路曾处于遵义市区的外围,周边是乡野荒山。1964年5月中旬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提出了“一、二、三线的战略部署和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
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或机械工业部)在安排机械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规划在我国西南地区新建水、火发电站,同时部署在贵州遵义建设一个年产低压电器主要元件60万件的电器生产基地。1965年1月,一机部正式下达搬迁项目通知书,决定将上海华通开关厂部分设备和人员内迁贵州遵义,先建磁力启动器厂,定名永佳低压电器厂。
以这些工厂为基础,遵义最终建成了长征电器基地,基地里几乎全是上海内迁职工,工厂分布在青年路一带。随着上海内迁遵义三线企业的建设和投产,近万上海人来到遵义。遵义本地人发现,只要走在青年路上,常常听见上海话,来往都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大家便把这条路叫做了上海路。
投入三线建设,在当时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很多上海人,是满怀着理想与信念投入那段激情燃烧的特殊生活的。
退休的长征基地职工傅国华还记得,1969年8月14日,带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理想,他坐火车从上海出发。“那时因为湘黔铁路还未通车,从上海到重庆的火车要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五省区,火车在途中运行了三天三夜。”
以上海企业为主的长征电器基地,经历了艰苦的建设阶段。三线工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选址建设,可以想象,要把原本城市里的工厂搬迁建设到山区,在当时交通条件差、机械设备差的情况下,何其艰辛。
三线工厂也曾有过生产上的辉煌记忆,三线工厂的产品,为中国军事、工业、科技事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计划经济时代,三线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工厂职工生活保障和福利都要比当地人好,是当地人羡慕的对象。三线工厂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独立的学校、医院、食堂、娱乐设施,甚至电力系统也是独立的,当时遵义城区经常停电,但三线工厂丝毫不受影响。贵州气候冬天潮湿阴冷,三线工厂利用生产剩余的热气,为职工宿舍建立了暖气系统,更是让遵义当地人羡慕不已。
三线企业到遵义之前,遵义工业落后,人口不多,内迁工厂的到来,不仅带来工业,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冯道谦是遵义当地人,1968年,从学校分配到永佳厂子第学校任教。他回忆,初到上海人家家访,非常惊讶。“这些上海人啦,不知是怎么想的,把厕所修到了家里。厨房里的大铁桶里,装满了黑黑的、圆圆的、像汤圆一样的东西,后来问了才知道那是煤球。过去,煤球是从上海运来的,后来厂里有了煤球厂,可以自己生产供应职工生活用了。厨房的窗户上挂着从上海带来的咸带鱼、咸肉,散发着很浓的腥味。一位朋友告诉我,星期天你到田边、河边去看,在田埂上用钢丝钩钓黄鳝、捡田螺的肯定是上海人;在河边用网捞鱼虾的肯定是湖南人。这倒是件好事,给当地的村民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当地的村民捞着田螺、黄鳝、鲫鱼之类的到厂门口叫卖,后来松桃路菜市场上也有卖的了,是远处的农民弄进城来的;再后来,当地村民已经把它端上了自己的餐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上海人的到来,也引起了街头的时尚之风。上海路,就像是遵义的T台,遵义第一条前门襟女裤是上海舶来的,第一个穿这种裤子的也是上海女青年。本地女孩纷纷效仿,曾在不少家庭引起风波。
三线工厂,就像是为遵义人开了一扇窗。无论是卫生习惯、社会文明还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遵义整个城市,都因上海内迁职工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让这座城市具有了开放和现代化的气息。费孝通曾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四十年后回忆,傅国华感慨:“刚到遵义时我才25岁,而今,我已年逾花甲了。作为一名上海支内职工,和许多内迁人员一样,经历了长征基地从创业到改革的漫长岁月。可能因为自己为长征基地的创业付出过热血和青春的原故吧,所以对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和同时期支内到遵义的战友们,总有一种不可言表的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三线工厂开始转产、停产、转制等,不同的企业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五十多年过去,三线建设已经成为历史,但三线建设在遵义留下的工业遗产和精神遗产,却值得珍惜。
今年,一个名为“1964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城市综合体在遵义正式开放,园区本身由长征基地的废弃厂房改建,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这种工业LOFT风在50年后又成为了新的时尚。园区集创意类企业办公和市民休闲功能为一体,现代生活与工业历史奇妙地在这里交汇。
“1964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投资方长征产投公司,由原长征基地的一家公司改制而成,骨子里也流着三线企业的血液。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感,园区专门设置了三线建设文化博物馆,将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设备、生活用品陈列展示。一进入展厅,参观者仿佛穿越到一个火红的年代。
遵义长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可仁向《新民周刊》介绍,很多三线建设老职工从上海回遵义,会到博物馆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而年轻人,则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这段特殊的历史。
记者一次在上海的火车站候车,遇到几名60多岁的上海人,也在等候开往贵州的火车。这几人交流的语言,在上海话、普通话、贵州话之间灵活切换,就好像在说一种三语杂交的新语言。
三线建设,又一次将上海和遵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山海再相连
再次感慨历史的奇妙。201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2年,遵义会议召开78周年,三线建设49周年,遵义与上海再次相遇。
这一年的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从此,遵义的街头巷尾,再次迎来一大批上海人,随之,上海的文化、上海的资源也来到了遵义。
帮扶任务明确仅仅5个月后,上海第一批援遵干部,飞跃2000公里,抵达遵义。与帮扶其他贫困落后地区不同,遵义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比上海落后,但自身经济基础并不算太差,社会开放程度也较高,遵义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帮扶,这给上海援遵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了遵义,了解了当地情况后,上海援遵干部们,把单纯的帮扶扩充为“帮扶与合作交流”,为提升遵义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寻求方法和资源。
上海第一批援遵干部领队、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黄庆伟说,遵义的发展,首要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外经处副处长韩大东到遵义挂职后,担当起了遵义的“推销员”。每每接待外来的客商,韩大东总是要说一句:“请高看一眼遵义,因为遵义是配得上外来者高看的。”韩大东说,到遵义有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遵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这么好;二是想不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干劲这么足;三是想不到遵义的文化底蕴这么深。
2013年10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遵义,与上海援遵干部座谈。韩正说: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国家整体发展,进入小康社会是13亿人民共同的事情,通过各种方法逐步缩小地区差异,这是全国的大事,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央决定上海对口帮扶遵义,既是中央对革命老区的关怀,也是对上海的信任。上海一定把对口帮扶遵义当作自己的本分,全力以赴完成好各项任务,不辜负中央的重托,不辜负遵义人民的期盼。
第一批上海援遵干部三年的付出,换来累累硕果。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项目重点投入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帮扶项目共计122个,帮扶资金1.9232亿元,项目覆盖惠及9个片区县58个乡镇72个村。截至2015年底,上海援建项目直接受益贫困群众16万人,助推4个重点县和111个贫困乡镇减贫摘帽。教育帮扶成效明显,其中尤以职业教育帮扶更为显著。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教育帮扶项目32个,帮扶资金6326.7万元,占总帮扶资金的32.9%。
在智力帮扶上,三年中双方共同推进人文互动交流。共完成培训班80期,培训各类干部、专业技术人才4367人,培训项目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领域。选派30名遵义市党政干部、后备干部到沪挂职锻炼。
上海帮扶遵义,不仅仅是帮扶,也是一种合作。着眼合作共赢,援遵干部在完善平台搭建、促进产业合作发展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援遵干部挖掘沪遵两地所需所能,围绕遵义的资源禀赋、特色优势产业和千亿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全力联络协调沪遵两地相关产业部门、园区、行业、企业,既当“招商员”又当“推销员”,探索创新对接机制,两地产业合作发展呈现工作面扩展,项目点数增加,平台型活动型对接频度、效果提升的良好态势。
另外,援遵干部开拓社会帮扶,汇聚各方力量共建大扶贫格局。三年来,干部们主动联络协调上海市有关部门、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捐资捐物6751.88万元,用于受帮扶县(市、区)的产业发展、社会民生、新农村建设、帮困助学等。
今年7月,第一批上海援遵干部,将接力棒交到第二批11名干部的手中,第二批上海援遵干部领队、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李忠兴表示:三年来第一批援遵干部做了开创性、积累性、阶段性的工作,成效显著,第二批干部要学习传接下去。
上海的对口帮扶,给遵义带来新的腾飞契机。贵州省省委对遵义提出了“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发展,奋力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新定位、新要求,遵义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经济、文化、贸易城市,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上海人关注的目光。遵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历史悠久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遵义,又是一座宜居的城市,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是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2015年遵义中心城区PM2.5优、良天气349天,空气质量与海南三亚并列排名全国第6,光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值得上海人艳羡。遵义夏季无酷暑,火炉重庆的市民,喜欢夏季到遵义避暑。
作为革命圣地,遵义还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叠加的政策扶持。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贵州考察,首站选择遵义,对遵义的发展寄予希望,并称赞遵义:“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夕阳西下,凤凰山麓,湘江河边,遵义人开始了晚饭后的休闲时光:散步的,喝茶的,跳广场舞的……上坡下坎的山城,街道也变得立体,霓虹闪烁处,是年轻人们的喧嚣。
欣欣向荣的内陆城市遵义,有她自己的精彩——积极又安逸,开放又质朴,底蕴深厚却又步履轻松,用自己的节奏展现出发展的后劲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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