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杭州时代，G20任重道远
阅读提示：各方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结构性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到G20的问责体系中，这将会对推动G20 各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起到一种压力的作用。
撰稿｜朱杰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办杭州G20峰会注定会在G20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G20如何帮助世界经济摆脱低增长、G20如何帮助非G20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G20如何完成自身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堪称是当前世界经济和G20机制运行面临的三大难题。后杭州时代，G20任重道远。
世界经济如何摆脱低增长
如何摆脱世界经济的低增长是杭州G20峰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中国提出，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杭州峰会强调，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因而，杭州峰会推动制定了《G20创新增长蓝图》，目的就是要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新工业革命、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这是G20历史上第一次围绕创新采取行动，推动将各国实施创新的力量汇集一处，做到理念上有共识、行动上有计划、机制上有保障。
如果说创新依靠的是企业和市场的力量来挖掘经济增长动能的话，那么政府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则是为这种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曾在金融危机时刻帮助了G20国家摆脱危机的侵袭，但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只能是经济增长的辅助手段，结构性改革才是让创新的活力不断迸发的政策保障，而当前各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性难题仍然是阻碍世界经济重返强劲增长的一大不利因素。
因而，杭州峰会直面难题，大胆地提出涉及各国国内的《G20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包含9大改革的优先领域、48项改革的指导原则以及12个监测改革进展的衡量指标。与之前G20讨论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定性分析不同，杭州峰会提出的是一整套定量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治理体系。各方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结构性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到G20的问责体系中，这将会对推动G20 各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起到一种压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除了在政策环境方面发挥作用外，政府和公共部门还可以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发挥一定的牵引作用。作为政府间的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11家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在杭州峰会上，发表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承诺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等措施，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量化目标，并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
杭州峰会还推动G20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Glob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lliance，简称GICA），以加强全球和区域主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合作和协调，促进基础设施信息分享和沟通，并指定世界银行作为联盟的秘书处，承担后续落实工作。
非G20国家如何可持续发展
发展议题是杭州峰会一张靓丽的名片。峰会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等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成为G20历史上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在会议议题上，峰会将实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作为第四阶段会议的主题。在会议成果上，杭州峰会成功实现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并制定了《G20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G20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具有开创性意义，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G20不仅属于20国，还属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不仅是自身福祉，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新目标，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包括17项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积极推动杭州峰会落实该议程，尤其是帮助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方面，杭州峰会提出，落实2030议程既需要各国的国别行动，也需要G20开展集体行动，峰会达成的《G20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明确了G20未来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合作的原则，并决定围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粮食安全、能源、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创新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密切的15大领域开展集体行动。
另一方面，峰会也提出，为增强G20的发展职能，需要加强G20内部各工作机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将发展的视角融入G20内创新、贸易、能源、反腐败等各议题讨论，充分发挥G20比较优势和附加价值。
帮助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是杭州峰会提出的一项重要倡议，受到与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非洲经济展望2016》指出，非洲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全球60%的未开垦耕地，规模庞大的青年人口，以及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自2000年以来，非洲经济快速增长，仅次于亚洲，年均增长5%左右。
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非洲的工业化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匮乏，市场分割，经济结构单一，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因而，要把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业化。非洲联盟制定的《2063年议程》和第一个十年发展规划中，将实现工业化作为当前的重点目标，包括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发展蓝色经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等。在杭州峰会，中国推动G20国家集体支持非洲工业化，有力地促进包括非洲经济在内全球经济实现包容性发展。
G20如何完成机制转型
G20要完成帮助世界经济摆脱低增长、非G20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战略目标，就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G20诞生于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G20财长会议机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G20领导人峰会机制。应对危机既成就了G20，也给G20的机制发展带来了挑战。
根据G20诞生时的公报，G20的性质是一种非正式机制，也就是应对危机的论坛。如何在危机过去之后，将G20转型成为长效治理机制，这已经成为目前G20机制运行的一大难题，具体表现就是议题泛化、执行力差。
要想破解这一难题，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危机机制、什么是长效机制，各自有什么优势和不足。
一方面，危机机制灵活性高但执行力弱。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传统的国际经济组织受到法律章程、治理结构等约束，很难在短期内做出快速反应，而非正式机制灵活性好，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应对危机的资源调动起来，快速反应，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信心。
另一方面，危机机制缺乏中长期议题和治理思维，容易被短期议题和突发事件所干扰。正式国际组织有组织章程，对组织的使命和目标有清楚的界定，而论坛型的非正式机制在危机时议题很明确，但在危机后容易议题泛化。
针对这个难题，杭州峰会提出推动G20机制转型的“中国药方”，力争使G20成为一个行动队而非清谈馆。
首先，为G20设置中长期议题。《创新增长蓝图》《落实2030议程行动计划》《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都是中长期的议题。
其次，强调G20与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在成都G20财长会前，中国倡议召开了“1+6圆桌对话”，就加强G20议题的落实与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保持密切互动，既维持G20的灵活性，又通过G20与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来克服论坛型机制约束力差的缺陷。
最后，制定监督落实的量化指标体系，对成员国形成一定的履约压力。在结构性改革议题上，中方倡议制定了监督落实的指标体系，对成员国国内开展结构性改革的情况提高透明度，从而形成一定的同行压力。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上，要求多边开发银行明确提出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量化目标，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对成员国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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