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大众体育
阅读提示：大众体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需要从原则理念、组织架构、具体操作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通盘考虑，这样才会达到平衡、理性的准确认知，进而在具体操作上才能接地气，少走弯路。
撰稿｜陈国强
中国女排夺冠，无疑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后期最为精彩的逆袭。虽然金牌只有一块，但其传递的正能量无法估量，它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的话题效应也非常丰富。竞技体育一笔带过后，再来讨论下大众体育。在讨论中国体育时，我们往往分为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实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可以用一个不那么严谨的词“大众体育”来称呼，国外也有过一个对应的词“Sport For All ”。在中国，考虑到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学校体育可以认为是在学校阶段实施的大众体育。2016年里约奥运会其实给了中国体育决策者乃至更高层的一个体育改革契机。当然。发展大众体育，需要“三观”正确。具体而言，发展我国的大众体育需要在宏观的原则理念、中观的组织架构和微观的具体操作进行理性思索，并接受实践检验。
大众体育为“健康中国”做大贡献
大众体育是面向全体人群的，无论性别、年龄的差别，或者健康人还是残疾人的差异（1960年开始，奥运会后还有一个残奥会）。体育是关乎人民群众福祉，是人的肌体活力、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的体现。
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了大众体育的发展。例如，2009年国务院确立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把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提升到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的高度。刚刚结束不久的新世纪以来第一届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着重提出了全民健身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未来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体育，尤其是大众体育，理应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时期发展大众体育的过程中，需要树立“大健康观”的理念。推动大众体育发展需要跨部门合作，多行业参与，见效慢、周期长，难以短期突破和立竿见影。大众体育的显性效应可能慢一些，但隐形的效益非常大。根据联合国相关研究报告的数据，1美元的体育投入至少可以节省3.2美元医疗费。
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则需要重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路，特别在中小学阶段的体育工作，这是青少年生长发育、养成体育习惯的最佳时期，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日本，小孩12岁前教师不得给学生补课，主要原因是小孩眼睛没有完全发育，这样，体育类的课程、课外活动、体育夏令营等成为日本小学生课后和课外的主要活动。大学阶段的体育工作是青年学子走上社会的最后一个体育兴趣培养阶段。清华大学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显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值得众多国内大学效仿。
组织架构齐头并进
我国多个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体育机构。前者如国家体育总局及地方体育局；后者如工青妇等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及行业体协的体育机构。
大众体育涉及的人群千差万别，因此更需要多部门协同、多边互动和群策群力，形成部门合作机制，改缺位、错位为上位、到位。就国家体育总局及地方体育部门而言，其工作重心真正放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上来。从里约奥运会的舆情来看，现在民众对竞技体育的金牌渴求趋于真实，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中国的金牌数量第一次被英国赶超，2004年奥运会以来金牌第一次列第3，但媒体和民众显得比较平静。
一般认为，推动大众体育需要经费、场地、组织等多方面齐头并进。在这里，体育组织的发展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研究，我国体育社团组织的发育、发展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在新形势下，发展体育社团组织，发挥各级体育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非常重要。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刘扶民在8月第2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接受采访时认为，“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则离不开社会体育组织的壮大。”他还举例进行比较： “我国各级各类的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大概在7000个左右，而在美国，仅体操这一项就有5000个左右。”事实上，我国许多松散的体育组织也促进大众体育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路跑运动为例，许多跑团在组织、训练普通跑步者发展功不可没。接下来，像毛细血管一样的社区如何有效地吸纳大众参与，值得社区工作者思考。
教育部门是涉及学校体育的“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负责人”。考虑到我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学校无疑是培养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时期和主要场所。据不同年份、不同城市、不同样本的调查，我国城市中学生的近视率大致在50%-80%之间，仅这一项，就可以想象适龄的青年有多少人能达到参军体检标准？其实，学校中加强体育，还十分有助于培养国家公民的竞技精神、公平竞争、规则意识。例如，日本的大学生箱根接力赛20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10名选手接力跑217.9公里，赛事的电视转播是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两个电视节目之一。美国的大学体育则是体现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学生走向社会之前一种良好的社会规则适应的方式。
在这里稍微提及一下美国总统健康与体育委员会。该机构是个决策咨询机构，倡导积极的生活方式，1983年规定每年的5月是“全国健身与体育活动月”。近期该委员会主要工作有：推动之前制定的“健康公民2000年”；推出相关研究报告、与社会各界合作开展青少年健身运动、老年人健身计划；开展以学校体育活动为主的总统健身奖活动、增强体质的相关挑战活动等。
创新试错为先
具体操作其实就是落实和执行，这需要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魄力。
就大众体育而言，目前我国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如包括水立方在内的游泳馆经常人满为患；羽毛球场往往需要提前预订。在这里，着重提及一下充满竞技性和自我挑战性的群众性马拉松、越野赛和铁人三项运动。自2015年中国田径协会放开马拉松赛事的审批之后，马拉松运动风起云涌。到今年8月，我国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就超过 200场。在这股风风火火的马拉松热潮中，有一些组织者在商业驱动下的短期行为以及无知者无畏的跑者，但总的趋势还是好的。2016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男子全程的精英通道需要在2015年的男子全程比赛中跑出3小时25分的成绩，比之前一年的要求提高了5分钟。《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了“城市社区建设15分钟健身圈，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100%”，这个目标的达成，显然需要在具体做法上进行创新思维才能真正落实。此外，城市居民医保卡和全民健身花费之间能否有激励性的举措出台？农村的体育公共服务怎么提高，在具体操作上需要创新尝试。
我国学校体育方面，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例如以中学体育为例，中考体育分数也加到总分中。在上海，中考体育分值为30分。一方面是总分分值比较低，另一方面标准比较低，一般学生都能达到24分以上，学生之间分数差距拉不开，其杠杆作用无法发挥。既然体育是中考分值的一部分，就应该发挥指挥棒的作用。至于高考，在显然无法取消的前提下，怎么体现体育的重要性，这需要教育部门具有开拓者的勇气和开创性的做法。此外，中小学的夏令营体育项目、平时的两课一操、兴趣小组、体育代表队等都有值得改进的空间。中国的中学和小学体育教育所拥有的环境、氛围、条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与欧美国家不同，国外的经验可以介绍，比较，但在具体措施上，无法照搬照抄，这需要教育部门先行先试，勇于开拓，允许试错，总结经验。否则，无法达成《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的“切实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课时,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的目标。
大学，同样应该发挥体育重要和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大学面临的应该要让大学生在离开学校前理解体育的美好并且会享受体育的魅力。不少发达国家的高校，承担了竞技体育人才的主要来源地的功能。学校体系中大众参与度体现了体育人才可供选择的广度和厚度，例如美国大学生运动员（绝对不能接受赞助，是业余运动员）成为2016美国里约奥运代表团的主力；根据中央电视台张斌的文章，英国拉夫堡大学学生在最近一次的英联邦运动会上获得44块奖牌。我国不少高校开展了有特色的体育活动，如清华大学师生自2000年开始有组织参加北京马拉松赛；根据2015全国大学生马拉松论坛厦门大学教授郑婕提供的数据，“从2004年到2014年，厦大共有14222人次报名参加全程马拉松，其中9439人次跑完全程”。此外，学校参与全国大学生的区域联赛和全国联赛，也是校园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美国大学的体育联赛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曾经访学的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园“小五百（Little 500）”自行车赛就是校园文化的一个特色。这些大学体育联赛提供了一个个体实现、英雄主义的范本，营造了较为理想化的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体育氛围。校园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示范效应和榜样作用无疑激励了一代代的年轻人。
新形势下发展大众体育，相关的体育研究也要跟上。日本每年要发布《日本体育白皮书》，根据肖焕禹（2009）的研究，白皮书内容包括参加体育人口动向、体育设施与环境、体育俱乐部、体育人力资源等10个方面的内容。美国田径协会每年发布美国马拉松赛事的数量、完成全马和半马的人次数等等数据。我国发展大众体育，也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需要事前的调查研究，事中的协商和运作，事后的反馈和修正。例如，年度性的国民体质调查需要稳扎稳打地做，为未来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体育理应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就中国体育而言，历史到了一个重要时期，而每每到了奥运会，这个话题总被讨论。无疑，体育改革，特别是大众体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同样迎来了一个转型升级的良机。之前较为粗线条和笼统的提法需要精细化的详细说明。显然，大众体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需要从原则理念、组织架构、具体操作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通盘考虑，这样才会达到平衡、理性的准确认知，进而在具体操作上才能接地气，少走弯路。 （作者为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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