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高的层面审视长征的伟大
阅读提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完善纠错机制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不可避免要出现错误。我们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其伟大之处，就是有自我纠偏自我修复的能力。
口述｜王树增 整理｜姜浩峰
编者按：
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共上海市委举行了一次常委学习会，听取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作《长征精神的当代意义》专题辅导报告。
王树增以大量史实和无数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饱含深情地讲述了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他指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不畏牺牲的远征，更是传播理想信念的远征，铸就了无以伦比的精神丰碑。只有精神强大的民族、信仰坚定的政党才能经得起艰难困苦的挑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得出的重要经验。长征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传承好长征精神。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学习会并讲话。韩正强调，长征精神是崇高信仰指引下的人类伟大壮举，是共产党人创造的英雄主义奇迹，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树增的纪实文学巨著《长征》，十余年来畅销不衰逾50万册。今年8月，王树增曾携《长征》修订版参加上海书展，其间，《新民周刊》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王树增指出，如今强调长征，是强调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
长征就是个改革的过程
我的书稿从长征前夕的社会背景入手。之所以写这段，是因为很少有人知道长征前的情形。长征是当时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出现偏差的结果。既然连家都不要了——抛家舍业离开苏区——长征是承担错误的后果，是一次突围转移的军事行为。
中国共产党好不容易开辟了根据地，建立了属于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权模式，却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之地，教训深刻！
1933年到1934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对“剿共”已经相当乐观了。那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1932年“一·二八”淞沪已经打了一次。一直以来，蒋介石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攘外还是安内？
新生活运动，是大革命以来出现的非常奇特的现象。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终于考虑到中国国民道德低下的问题了。所谓新生活运动，关注的是国民怎么走路、吐痰的问题。
新生活运动，是当时执政党的自救运动，想以此挽救自己的社会生活基础。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方面认为，剿共战争胜利在望，但抵挡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更大的危机可能在后面。这世界上没有用武力、用杀戮把一种信仰彻底消灭的先例！国民党杀戮异己，用宣传工具去调整社会道德问题，是对执政不稳的恐惧。在社会极度不公，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之际，远不是谈道德的时候。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样式问题。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找寻符合国情、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治样式。可以说世界上已有的政治样式，中国都曾经试验过。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
在这样的试验过程中，蒋介石也没谱。包括蒋经国在赣州想学苏联的那一套，但他们吃不了那个苦。
中国共产党人也有一个艰苦摸索的过程，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中间有血腥——1927年，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在屠刀下锐减。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长征，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是再次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血迹，继续前进。现在有的电视剧里展现长征出发时，红军军装整洁，红旗漫展，像旅游一样。这完全不正确。
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漫长征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才诞生十几年，处于幼年期。看一个人看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不是有多么巨大的成功，而是是否能勇于自我纠偏，勇于自我完善。用这样的观点审视长征，才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回事。
遵义会议不仅仅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偏。这一过程充满了风险。譬如湘江战役，八万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之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这一系列会议，是个纠错的过程，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领导层重新建构，也是党的路线、观念、政治方向的纠偏。今年中宣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提到“自力更生”。我觉得这个词异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期，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长征时，电台被破坏了，中共与第三国际失联。毛泽东那时候是行政干部，并无军事决策权。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被推举进入军事决策核心。我认为，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性格的主轴——不能听人瞎指挥，不能依附别人。
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国国情不一样，没有现成样式照搬。如今还有个热词——改革。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习近平多次强调改革。其实长征就是个改革的过程。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往往会失败，而长征，在军事层面战胜的是敌人，在政治层面战胜的是自己！
长征的伟大之处，要从更高层面去审视它！
红军的魅力何在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一句话。
毛泽东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大革命前期，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国共处于蜜月期。当时国共都是汇聚青年力量的精英政治组织。国民党是孙中山总理创建的，早期北伐国共合作，其基础正是孙总理的领导力还在，遗训还在，口号清楚——打倒列强，除军阀！目标就是统一中国。
当这一目标初步达到的时候，国共矛盾就显现了。国民党方面觉得，国内统一指日可待——连张学良都改旗易帜了。这时候，国民党突然发现，摆在政治精英面前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怎样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国共两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两党代表的阶级阶层不一样。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最底层贫苦的农民阶层——毕竟当时中国产业工人规模不大。我认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研究结果——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农民问题，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现在搞城镇化，缩小农村人口比例，这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而当时，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农民。
辛亥革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恰忽略了农民问题。孙中山对于土地的阐述，不是给农民以土地，而是土地资本化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先驱。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及解决办法，找到当时中国的根本出路。
长征如此残酷，为何长征的队伍不会散？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失去根据地的红军怎样活下去？长征的危机程度远超想象，却不停地有穷苦孩子加入部队，这支部队的魅力何在？
民国初年以来，在这片国土上出现过各种政党。在我的书《1911》里有这样的统计结果——1913年左右，注册的政党有好几百个。穷苦百姓见过各式各样的党、军。任何一伙人拉起一面旗帜、一支军队，就能形成一股势力。各色的将军、元帅、大元帅层出不穷。
老百姓不识字，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哪一支军队、政党能给我带来利益，带来生活的希望，我就依附、跟随。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可不认识什么大胡子马克思、小胡子列宁。如果说他们对明天还有点希望，也就是能吃饱饭，能种地，老人不饿，小孩不夭折，还能存点儿积蓄。然而这样极低的标准都无法达到。
长征前，苏区面积不小，给最贫苦的中国农民带来实际看得见的利益，消除了不公平的现象。“富者极富，贫者极贫”的现象在各苏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打的是占有生产资料最大最多的人。
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是要让社会上每一个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曾经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长征，穷苦孩子生生死死跟着共产党走，那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方针符合最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
长征为何通往陕北
蒋介石的大本营在南昌。他围攻中央苏区，只有从这个方向入手。蒋介石当时作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做到过国家的统一，也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央统帅。当时至少还有三股势力——冯玉祥、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的死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势力。当然还有粤系陈济棠。粤、桂还经常联手反蒋，譬如两广事变。可以说，中国国民党当时名义上是执政党，但政治生态是极其不好的。
蒋介石想要围攻中央苏区，可中央苏区南边是广东陈济棠的地盘。蒋由北向南压过来，红军突围只能向南。红军在转移前确实与陈济棠有所默契，双方互派代表。早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南边的防线也是象征性的。广东军阀有一个想法——不希望共产党的根据地消失。如果根据地消失，他们就直接与蒋介石接壤了。有了根据地这个缓冲区，蒋介石的势力就进不了广东。陈济棠不是同情共产党。他的立场，出于一种地盘利益之争——最好你们打，我就安全了。
在苏区北边打得相当残酷时，南边还在做秘密的交易、交换。苏区生产的物资与南边交换电池、弹药包括炮弹、药品。当时苏区连绷带都生产不了。广东军阀是出于私利。他们在封锁线上设有碉堡、重兵。只要红军不突破防线，不进入广东，就保持相安无事。
现在有些电视剧里，描述长征开始阶段，出现“同志们，我们向陕北出发”。其实，长征是仓促上路的，李德召集决策层在小白房开会，研究怎样突围出去。当然，当时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向西。因为西边湖南有贺龙，湘西的二、六军团。萧克也在向那走。中央红军希望先在湘西扎下脚跟，再奔湘江。当时，不能参与决策的毛泽东和身边人讲述过想法。毛泽东不停地提出建议，希望红军不要走得太远，可以在弃守的苏区周边绕一圈，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敌人既然想全力摧毁中华苏维埃的核心地区，那红军不妨走到宜昌、宝庆，分散国民党的兵力。这在军事学上看，有极大的合理性。中国处处有大山，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母亲。但并不是每座山都能站得住脚。在毛泽东看来，井冈山有群众基础。
在到达潇水时，毛泽东曾提出——万万不可渡潇水，这是在中央苏区周边作战的最后机会。然而，当时毛泽东说了不算。
湘江之战，红军进入国民党军的大口袋，伤亡远超预料。
那时红军的情报工作还可以。情报显示，向北是死路一条了。过了湘江后部队损失巨大。毛泽东提出坚决向西。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李德却不听毛的建议，于是湘江之役失败。由此，共产党、红军才通过一系列会议走上正确的道路。
有个很尴尬的瞬间。湘江战役，红军过潇水时，国民党飞机发传单。报纸上有悬赏令——抓住朱毛，赏十万大洋。抓住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都有相应的赏金。然而就是没有李德、博古什么事。可见，李德、博古，连对手都不将其放在眼里。
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这样的组成——它有两极。一极，是政治精英。他们会外语，喝过洋墨水。另一极，则是贫苦农民阶层。两极造就的奇异的部队。形成这种特点，有很简单的原因——中国是个农业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俄罗斯的革命基础是产业工人和士兵，攻进冬宫的就是水兵。
中俄两国革命样式不一样。俄罗斯发展资本主义较中国早。中国当年做梦都想发展资本主义，可发展不起来。而且我们没有像俄罗斯当年那样现代意义上的军队。攻进冬宫的俄罗斯水兵，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军人。现代军队与资本主义发展是匹配的。
中国的政治精英自觉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种“焊接”。这样的“焊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长征精神是世界财富
我在写作《长征》的初期，采访到的亲历者很少。找到老红军，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精神上的感受。
我的写作过程中，许多红军歌曲是从老红军口中听到的。在松潘草地，我见过一个老红军。他连汉话都不怎么会说了，意识是混乱的，牙也没了。突然就仰头唱起了红军歌、长征歌。红军歌里除了打倒白匪之类，也有哥哥妹妹之类。他唱歌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光芒。参加红军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残酷最艰苦的时光，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过了金沙江，从大渡河向北，红军走石达开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为何石达开没走过去，我们却走过去了？我总强调一句话，因为我们有“信仰指导下的英雄主义精神”。没有信仰的英雄主义是匹夫之勇。石达开的农民军也玩命。然而他们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
我说的信仰，不是虚空的信仰。红军到安顺场，发现根本过不去。被阻击了三天、六天、九天。找桥，找到大渡河上游泸定县城那儿有铁索桥，是清代康熙时建的桥。于是奔袭——一天一夜必须到达。红一军团四团顺着江边崎岖山路，两条腿行军，还要冒着阻击，还得过桥！有的网络文章说这事是假的——现在看着都过不去，桥板都撤了怎么过？可红军竟然过去了。到底怎么过去的？不得不说，这是英雄主义的胜利。22位敢死队员，对着川军一个机枪手。比什么？比的是谁的精神先崩溃！
这22位敢死队员，清一色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为信仰赴死。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共产党党员的信仰是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为老百姓争取平等，为民族复兴奋斗。习近平所说“不忘初心”，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纪念长征胜利，我认为有两个意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完善纠错机制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我们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其伟大之处，就是有自我纠偏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是个人的话，一个人假设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人就不得了！ “文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石破天惊，也是一种自我纠偏、自我完善、自我纠错。我们纪念长征，就是要学习长征精神，在危机到来时，甚至在不亚于长征的那种风险到来时，能够纠偏纠错。
另一层意义在于道路的寻找以及坚持变革。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长征。不坚持变革，真的会死。
我们今天为何强调长征，是强调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谁要是真正秉承“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那成功的机会就很大。
这种精神具有广泛的世界性，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财富，所以我们才有理由说——长征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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