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勘破“特朗普哑谜”?
阅读提示：唯一会让特朗普意想不到的，是他很有可能一头撞到一堵外柔内刚的墙上：虽然他不至于头破血流，但他将会撞成脑震荡将是无疑的。须知，中国百年来走过的路，不比今天要艰辛得多？中国何惧之有？
特约撰稿｜郑若麟
猜哑谜，其言有特指
所有人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及：今天的就职典礼不仅仅是上任总统向下任总统递交权力，而且是“将华盛顿的权力交还给你们，人民”；他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华盛顿的权势集团（英文原文establishment不知为何在中文中都被翻译成不知所云的“建制派”，实质上就是指的一小撮实际上控制了美国的权势集团）”。
显然，特朗普总统之所言是有特指的。
要理解特朗普和“特朗普现象”，特别是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能够胜选，就必须勘破“华盛顿的权势集团”之所指，必须理解“将权力归还给人民”的实际含义。也许，他在竞选期间曾说得更为清晰：“……我们的运动，是要替换掉一个失败的、腐烂的政治权势集团，取而代之一个由你们、美国人民掌握的政府。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及其资助的金融与媒体只为一个目的存在：自保和敛财。这个权势集团在这场选举中，下了万亿美元的赌注。那些操纵华盛顿权力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同伙是不会为你们的利益考虑的。我们这次大选是他们前所未见的、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不是简单的四年一轮的选举。 “这是我们文明史的十字路口。将要决定我们人民能否收回对政府的控制。正是那个想要阻止我们的政治权势集团，一手设计了灾难性的全球贸易和海量的非法移民潮。他们的政治、外交政策让我们的国家流干最后一滴血。这个政治权势集团摧毁了我们的工厂，让我们的工作外流到墨西哥、中国和其他世界各国。这个跨越国境的权力机构的经济决策打劫了我们的劳动阶层。窃取了我们国家的财富，并把这些钱放到屈指可数的几个大集团和政治团体的口袋里。这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本次大选将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否真正自由，还是不过仅有一个民主的幻影，而实际被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并侵蚀我们的国家体制。我们的国家体制已经被侵蚀。这是现实。你们明白，他们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克林顿机器位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正中央。我们能从维基揭秘的文档中了解到，希拉里秘密会见跨国银行，图谋破坏美国的主权，以帮助这些国际金融集团、她的特殊利益集团朋友们和她的金主。老实说，她应该被关进大牢。克林顿家族最强大的武器是大媒体集团、报章。我们把话挑明：大媒体集团已经不再从事新闻业，它们是政治利益团体，和政治说客和金融机构没有区别。媒体集团有自己的政治议程，而这个议程不是为你们，而是为了它们自己受益。任何试图挑战它们控制的人，都被扣上‘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排外’的帽子。它们撒谎、撒谎、撒谎。然后，它们做出更糟的事情。它们不惜任何代价……我们一定能够夺回我们的国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知道美国人民会起来，投票选举他们的未来，唯一能够阻止这个腐败机器的，是你们。唯一可以拯救这个国家的强大力量，是你们。唯一能够勇敢地用选票来剔除这个腐败体系的，是你们，美国人民。我们伟大的文明到了行动的时刻了……我们能够夺回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够一起让美国再次辉煌。”
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重申，他已经把美国“重新交还给人民”。如果不理解他所说的“人民”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明白特朗普总统是从“谁”的手里把政权“夺回来交还给人民”，那我们就无法预测特朗普总统将如何来治理美国。
但正如特朗普本人所说，这个“谁”究竟是何许人也，实际上“你们明白，他们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明白。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哑谜”。打出这个哑谜谜底的人，就什么都明白了。否则就永远是雾里看花。
你明白了吗？
“不确定性”将会主导全球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之际，他肯定也会注意到，欧洲国家首都也都在酝酿着一场“革命”：一场类似的“民粹主义革命”正从巴黎燃烧到柏林……这场民粹主义革命正在把一些类似玛丽娜·勒庞之类的极右翼政治家推到历史的舞台上。也许，欧洲的政治—选举体制设置似乎比美国更能够“保障”“权势集团”的利益，到目前为止，法国真的飞出一只“黑天鹅”——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意外当选法国总统——的可能性尚不大，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有可能当选的传统戴派政治家、右翼共和党的弗朗索瓦·费永将很有可能终结他的左右两任前任萨科齐和奥朗德的绝对“亲美、亲以”政策，代之以“相对亲美亲阿拉伯”、或戴派传统的“独立外交”、甚至是某种带有“欧洲孤立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外交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欧美之间的利益融合将会走向终结，国家利益将会重新占到上风。也就是说，欧美关系将会出现重大的波折。其性质甚至要比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与希拉克、施罗德和普京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期的分歧更为尖锐、激烈。 历史尽管不会重复，但却往往有很多相近、相像甚至相似的地方。上个世纪20年代末爆发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以后，欧洲也出现了一股反自由贸易的保守主义思潮，使得欧美、日本等主要国家都急剧地转向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再加上主导着资本流向的全球金融财团急需转嫁危机，急需一场战争来恢复元气，于是蓄意引发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金融与货币战争，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爆发。
今天的世界，与二战前夕何其相像！
各国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高涨，民粹主义思潮急升，以邻为壑、竞相贬值货币、悄悄地打一场无形的贸易战的种种迹象都已经越来越明显。对引发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金融资本的反感空前。欧美之间因特朗普当选总统而出现明显的分道扬镳之势（特朗普总统接受德国记者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批评默克尔和欧洲的难民政策！引发巴黎与柏林的强烈反应）……
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唯一的区别，是今天的中国绝然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今天，在危机阴云的笼罩下，中国是唯一一个继续扩大开放力度的国家。可以说，是中国正在竭力地阻止着可能蔓延的全球性“孤立主义倾向”，在阻止着世界发生经贸与金融、货币冲突，在阻止着世界陷入战争的深渊……
当然，在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口中，往往会以“贼喊捉贼”的方式反诬中国为贸易保护主义，这是西方惯用了几个世纪的伎俩，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津津乐道的“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的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是否会埋葬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联盟，我们拭目以待。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上台对国际关系格局带来的第一个明确变化，就是某种“不确定性”确实将会主导全球。意识形态划线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事。但以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划线则是非常不清晰，甚至是非常不确定的。昨天的敌人却很有可能是明天的盟友，反之亦然。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到美日关系，都处于这种变动之中。
中国亦然。如果以军事结盟来划分的话，世界可能是以北约和日澳等少数几个国家为一方，全球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的格局；而要是以金融、货币来划分的话，却又有可能形成以美元日元为一方、人民币欧元和英镑为另一方（包括与中国达成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国家）的局面。 当然，这些划分都是不确定的，也是不清晰的；更重要的则是：它是不断地在变动之中的。
特朗普需要战争？
1845年6月8日，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下葬时，人们发现，他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被认为是一位与试图控制美国金融与经济的银行家进行殊死斗争并取得了短暂胜利的人。
1961年1月17日，美国当时的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告别演说，他不得不警告美国人民而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们决不能让这一联合体的势力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我们不应心存侥幸。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强迫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艾森豪威尔则被认为是提出了美国民主体制要警惕被军工利益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位总统。
然而杰克逊逝世180余年后，人们发现华尔街的势力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而艾森豪威尔下台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也同样发现，军工利益集团的势力也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杰克逊和艾森豪威尔所提及的恰好是或轮番或联手统治美国的两大资本集团：产业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今天的华尔街在全球都已经声名狼藉。自2007-2008年从华尔街引爆祸及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反华尔街之声已经响彻全世界。华尔街金融财团通过种种合法及半合法手段，摧毁实体工业，强制引导全球化（带来发达国家企业外迁和移民蜂涌而入等灾难性后果），滥用金融衍生产品……最终导致数千万美国人和全球数以亿计民众的生活出现贫困化，使得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强烈的反金融财团运动。从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一直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美国民主之春”等运动，都充分反映了这股怒潮已经可以说席卷全球。代表着美国产业资产阶级的特朗普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股潮流，打败了更明显接近华尔街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是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再度交手。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才会在就职演说中几乎已经捅破了这层纸窗户。
我们已经看到，既然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所不同，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当然也就不同。可以说，特朗普当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两大统治集团产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激烈争夺的一个后果。产业资本集团的主要力量是土地和军工集团。它们都是需要强化国家概念和利益。而金融和其他贸易跨国财团则相反，需要强化国际、跨国概念，要弱化国家、边界才能牟取更大暴利。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支持主导下达成主要在为跨国集团公司利益服务的TPP，被特朗普上台伊始就一举废除。由此我们今天应该能够理解，TPP真正服务的对象是跨国财团，针对的也不是或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本身在内。所以代表着军工、土地等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朗普才会毫不犹豫地将为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TPP协议一笔勾销。问题是，宣誓就职后的特朗普总统是选择与金融资本停战携手，还是继续决斗？
应该看到的是，军工集团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就是战争。而在这一点上，军工集团与金融财团可谓殊途同归。当然，战争并不一定是美国自己参战，只要世界上有战争，哪怕是在其他地区在其他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和金融财团都可以从中大发战争横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但是，今天的世界与过去有了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核子武器的出现。核时代大国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如果我们假设，1929年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时，世界已经进入核时代，那么大战还会爆发吗？可惜，我们无法对“假设”的历史议题进行判断。但“恐怖核平衡”曾是冷战时期世界和平的“恐怖式”保障，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只要是在两个核大国之间，任何直接的武装军事冲突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我们也已经很清楚，美国目前的军事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核武器的小型化和实用化。贫铀武器已经在海湾战争时广泛使用，下一场全球性的战争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准核子武器”，是谁也无法预测的。因此，今天我们讨论战争会不会因经济危机而再度肆虐人类，绝非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那么接近过。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并非首先在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德国之间爆发的，而是在同为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之间爆发的。今天，我们甚至不敢说，特朗普的美国究竟是将中国还是将欧洲视为其下一个对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需要的恰恰是——战争。
产业资本会与金融资本结盟吗？
既然在战争问题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那么两者也就出现的“结盟”的利益汇合点。因而，对外祭起战争的旗号，而对内则高举“休战”的令牌（毕竟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如果继续斗争下去的话，将会使美国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看来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以反金融资本为旗号当选的特朗普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对抗到底，那么他的执政前景堪忧。他会不会步肯尼迪之后尘，是所有政治观察家们都在心中纠结的一个无法公开说出来的问题。二是与金融资本妥协，将自己的竞选许诺一股脑抛到爪哇国去，在执政中继续照顾金融资本的利益。现在看来，特朗普（似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特朗普不仅提名投行前高管史蒂芬-姆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部长、提名前高盛另一个高管斯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提名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加里·科恩（Cary Cohn）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而且提名华尔街的“局内人”（长年担任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这就等于直接让高盛、巴克莱等银行所雇佣的前员工来对其进行监管。其利益交汇几乎是无容置疑的。但在美国，这是合法的。因此，美国媒体已经在预测：特朗普将绝对不会是新一任的“罗斯福”（即对金融资本进行了约束的美国总统），而会放松对直接造成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投行的监管。美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将由此而握手言和。
当然，被誉为“聪明过人”的特朗普究竟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是真的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我们现在立即下定论显然为时过早。至少还要等个百日、半年，才能真正看透其打的是什么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美国出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手的情况的话，我们面临的压力将会大大增加……
与中国“过不去”
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都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点“挑衅性”地任命著名的“鹰派中的鹰派”、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总统贸易和工业政策顾问。
这一任命可以充分证明，特朗普已横下心要与中国“过不去”。因为纳瓦罗的“反华情结”早已是“天下闻名”。从2008年至2016年间，纳瓦罗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多部涉及中国的专著，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他们想在哪里打以及他们将会如何打赢》（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2008年）、《即将到来的中国贸易与经济战——如何才能打赢他们》（The Coming China Trade and Economic Wars: How to Fight and Win Them，2009年）、《被中国杀死：即将到来的与龙的冲突——呼吁全球行动起来》（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卧榻之虎：中国军事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等。显然，纳瓦罗一直在为美国与中国爆发经济、贸易乃至军事冲突的准备。他早就已经进入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在特朗普如愿当选之后，纳瓦罗修成“正果”，被正式任命为白宫智囊，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力将不可忽视。
事实上，中美——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而言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确切地理解，就是一神教的西方与世俗的中国——之间的冲突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事，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将是按照中国的模式，还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发生。 中国缺乏全球野心，这是中华文明内敛的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绝不会主动地去追求成为世界的霸主。按照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只会成为一个“身不由己的霸主”，而不会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不会通过战争的手段，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所谓“身不由己的霸主”，指的是中国按照目前的这种模式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之际，事实上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届时将是由世界其他国家来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也缺乏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果说美国时不时会有孤立主义精神的话，中国则是处于一种永恒的孤立主义状态。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修建了万里长城以抵御外来入侵，而非向他国发动攻击、打败并击溃他国以保证本国国土的安宁与和平。中国在数千年文明中，从来没有对外发动过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成吉思汗当时是蒙古大汗，元朝尚未建立）。
而按美国模式的话，则是铁与火的模式。美国和西方学者正是出于西式思维方式的考虑，才会认定中美之间处于“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所以美国才会认定，中美之间的冲突、甚至包括军事冲突将很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更为危险的是，美国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战争这个汇合点上，找到了共同利益。 纳瓦罗的被任命，就是一个佐证。
纳瓦罗是一个处于某种“焦虑状态”的经济学者，他的“噩梦”就是中国。多少年来，他就在认为中国要“蚕食美国”。他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经贸手段来打垮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焦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模式的存在，已经证明在今天的地球上恐怕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和平崛起了。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美国将在十多年后被中国超越。
这将意味着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和纳瓦罗能够扭转这一局面吗？
纳瓦罗并非孤军奋战。他在西方有着一支名符其实的“同盟军”。
我还在法国担任上海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时，就曾读过这样一本书：《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理解明天的世界》（Guerre et paix au xxie?siècle Comprendre le monde demain，2010年）。作者是法国人，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战略学者，名叫克利斯蒂昂·圣-艾蒂安纳（Christian Saint-Etienne）。与纳瓦罗一样，他也看到了中国崛起的不可逆转性，也看到了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威胁。他也提出，中国发展模式将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的感胁。他也呼吁，要“改变中国”。作为一个法国人，他深知西方已经很难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领域完败中国了。因此，他在书中提出，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思想战争”。圣-艾蒂安纳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战争”才能打败“中国发展模式”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妙就妙在这位法国战略学家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在呼应着今天的特朗普。他直接建议西方国家要联合俄罗斯建立一个旨在包围中国的“自由城邦联盟”，来共同从思想领域摧毁中国。圣-艾蒂安甚至用“逆推黑天鹅效应”的方式来助推针对中国的“思想战争”。
这里需要再次澄清“黑天鹅效应”的含义。今天这个概念已经被用烂了。但如果我们开始”预测“黑天鹅”的出现，实际上那就不再是“黑天鹅”。所谓“黑天鹅效应”源自16世纪的伦敦。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在提及一桩“不可能的事件”时，就会说这是一只“黑天鹅”。因为当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黑天鹅，因而认为黑天鹅是不存在的。一直到17世纪，欧洲人“发现”了澳洲大陆后，才第一次见到黑天鹅。于是存在多年的“常识”一下子就被推翻了。美籍黎巴嫩裔学者纳赛姆·尼夫赫拉斯·塔革布（Nassim Nivholas Taleb）总结了这一现象后，于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黑天鹅（效应）》。时逢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正在金融界任职的塔雷布因对金融领域“不可能现象出现概率”的分析而一举走红，《黑天鹅（效应）》在全球共销出300万册。 塔雷布认为，一个事件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可归为“黑天鹅效应”：一是从常识出发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二是一旦发生对原有观念会造成重大冲击；三是尽管从常识上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当事件果然发生之后，人类却能够事后从中悟出其发生的理由和原因，因而也就可以对其进行预测、解释并理解和接受。我们要注意“常识”“绝对不可能”“对原有观念的重大冲击”“从中悟出理由和原因”等关键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所谓“黑天鹅”事件对我们的冲击。
圣-艾蒂安纳和纳瓦罗一样，都在挑战“常识”，这个“常识”就是“中国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核大国之间——比如中美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从本质上而言，圣-艾蒂安纳和纳瓦罗一样，都认定21世纪将是中美冲突的世纪，都认定美国只有“战胜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正因为中美冲突存在着“中国模式”——即和平崛起——与“美国模式”——即战争——的不同，因而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空前奇特的现象：置身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中美两国，不是处于老二的中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如何去“修理”对方、夺取对方的位置，而是高踞老大宝座的美国处于某种焦心、焦躁、焦虑的状态，甚至坐卧不安、寝食无味、提心吊胆……因为美国意识到，如果真的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走下去的话，美国已经毫无胜算。
怎么办？这是美国人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
中美进入动荡之春
于是，美国出现了“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
“希拉里”们主张全面围堵中、俄、伊朗等“潜在的竞争对象、挑战西方的和敌对的”国家。而“特朗普”们则惊呼，这已经超出美国的国力，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先“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
所以要“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将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国列为首要目标。
这一点，“圣-艾蒂安纳和纳瓦罗”们早就提出了，而且有着非常具体的方案。
圣-艾蒂安纳的方案，可以在他的上述那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窥究竟：就是建立起一个包括印度、俄罗斯等国在内的广泛的“自由城邦联盟”，推出旨在孤立和改变中国体制性质的全球联合战线，最终推翻中国现政府，在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地缘战略新秩序”，以控制全球资源、气候和人口。
当年（2010年）圣-艾蒂安纳的这本书出版时，美国特朗普还在与选美小姐们打得火热呢。然而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当年书中提出的种种主张，今天似乎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圣-艾蒂安纳在书中针对中国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是否能够永远维持向增长率；二是中国是否能够一直拒绝履行其国际责任（正确理解就是中国是否会对西方做出他们所要求的让步，比如改变中国的体制等）；三是美国是否能够永远容忍中国的行为方式（比如维持人民币的汇率）。今天特朗普当选似乎对这三个问题都做出了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新常态”（即下降，这对于试图整垮中国的势力而言就是“机会已经到来”）、中国继续拒绝改变（尽管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政策修正，但在西方某些势力眼中，只要中国体制不改变，中国就始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美国已经不再容忍中国的行为。
圣-艾蒂安纳是一个“黑天鹅效应”理论的爱好者。他在书中一再提出，2013年至2025年是一个“黑天鹅时代”，其中最重要的一只，就是中国的崩溃。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圣—艾蒂安纳甚至提出要“逆推”黑天鹅理论，来“顺应历史潮流”，加速中国的崩溃。
圣-艾蒂安纳提出，中国当局面临六大挑战。只要深入分析这六大挑战，就能找到中国的“阿琉喀斯之踵”，并由此进行“逆推黑天鹅效应理论”，从而加速中国的崩溃。这六大挑战系：1.中国民众对致富与社会正义的要求；2.中国人口老化；3.恶性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问题；4.获取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原料、能源和技术；5.与印度之间的竞争；6.与穆斯林世界必要的合作演变为敌对关系。
其中前三项挑战主要是中国国内社会问题，而后三项则是国际问题。令我们吃惊的是，中国近年来发生的种种诡异事件，几乎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都与这六大挑战相关联。而特朗普当选，特别是他选择了彼得·纳瓦罗作为其经济顾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他的挑战立场。纳瓦罗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与圣-艾蒂安纳几乎是相同的。
正是基于圣-艾蒂安纳上述分析，他总结出八大“前瞻性黑天鹅效应”，并认为只要大力推动这些因素在现实中出现、发酵、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就能够“逆推黑天鹅效应”，使“不可能发生的事”变成现实。为此，圣-艾蒂安纳提出了以下八个要点：
其一，由于自2013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发达国家舆论应拒绝再接受中国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仍然对自己作为最大的“污染国”排放者无所作为；由此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将从中立走向反面。
其二，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失业率近年来持续剧增，世界舆论（除中国以外）过去将其归咎为“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世界舆论转而对中国在一党统治下维持超强生产能力，并低估人民币来加强出口的政策产生不满，并视中国的这一政策才是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失业率上升的主因。由此世界舆论对中国的认知逐步从中立走向反面。
其三，中国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而政府却继续“自吹”在军事—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中国国内民众不再接受政府执行的国内低消费政策，中国国内舆论于是便开始发生对当局者的负面变化。
其四，从2020年起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对中国社会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渴望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其五，美国舆论对中共“不负责责任”的政策将从中立转向反面。
其六，新发现的非传统天然气将改变能源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关系。
其七，在新科技——微电子工艺、生物工程以及计算机等——领域的竞争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西方必须在这一竞争中胜出中国。
其八，在今天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谁具有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谁就有可能度过危机。
特朗普的当选，似乎正在强化这八大“黑天鹅效应”。由此我们应该可以更为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十年中国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与西方阵营。说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新冷战”，绝对不是过分之言。这场无形的“决斗”不是在军事领域，不是在经贸领域，而是在文化与思想领域，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特朗普当选以及选择纳瓦罗为顾问，只能理解为对我们的预警：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特朗普总统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中国，而是“你们明白，他们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的那个“华盛顿的权势集团”。但是我们也明白，如果特朗普迫于形势或出于策略考虑，果然与那个“华盛顿权势集团”联手的话，那么中国将面临金融、军工、能源再加上地缘战略的全方位压力。而且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来看，他是不会等待时机的降临，而是一个不断在制造机会的人。因而我们可以预感到，从1月20日起，中美之间将进入一个风云变幻的动荡之春。
唯一会让特朗普意想不到的，是他很有可能一头撞到一堵外柔内刚的墙上：虽然他不至于头破血流，但他将会撞成脑震荡将是无疑的。须知，中国百年来走过的路，不比今天要艰辛得多？中国何惧之有？
链接：“隐形总统”班农
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如今被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二号权势人物”。
2011年，特朗普曾考虑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于是领导公民联合会的一名保守派活动家带着班农到纽约特朗普大厦与特朗普会面。在政治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和班农“志趣相投”：都口若悬河，都是与精英格格不入的好斗吸金者;他们在贸易、移民、公共安全、环保、政治腐败和更多问题的立场上殊途同归。班农曾说，要仿效19世纪民主党籍总统杰克逊的民粹主义建立全新制度，特朗普就任后就将白宫办公室的华盛顿画像换成了杰克逊。
在包括《时代》在内的众多美国媒体看来，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有班农的影子：他是特朗普就职演说的撰稿人之一；促使特朗普提名保守派联邦法官戈苏奇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是他;特朗普1月30日发推文称美国媒体是“反对党”时，是在“重复”班农数天前对《纽约时报》说的话。如今在全美乃至全球引发轩然大波的移民禁令也被认为是班农拟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日前发布备忘录，宣布改组国安会议，班农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安全会议的一员，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家情报总监降至只能参与“涉及他们职责和专长的议题”。正如《时代》所说，“突然之间，他的指纹变得无处不在”。
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安吉特·潘达日前在日本《外交学者》杂志上撰文称，鉴于班农在新政府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他与总统的密切关系，班农有关美中南海必有一战的看法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文章警告说，特朗普似乎对班农的看法非常倚重，因此，如果不重视班农的看法，将会有很大的危险。“解读班农，将是各国的重要任务”，德国新闻电视台如是说。（根据环球时报整理）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