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战：美国不能承受之重
阅读提示：特朗普虽然在具体政策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基本经济政策的走向应该是明朗的。
撰稿｜徐明棋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
特朗普所有政策的核心是所谓“美国优先”，即不管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国内的现有条件，力推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重振美国所谓的“伟大”。而他对“伟大”和经济实力的解读是重商主义的，那就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传统行业和军工、国防业，他代表的是传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他本人从事的房地产业也与传统产业利益攸关。
特朗普虽然在具体政策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基本经济政策的走向应该是明朗的。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就是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把美国原来承诺的国际义务抛在一边，重新以对等、互利等原则加以审视，并与贸易伙伴进行重新谈判，获得所谓的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为美国的企业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服务。他废止TPP和TTIP，要重新谈判NAFTA就是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回归。他甚至威胁如果WTO裁定美国行为不符合WTO的规则，他就要退出WTO。虽然他要做到这一点面临着美国很多制度性的障碍，但是反映了他对现行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基本评判是负面的，是其试图改变现状的一种自然的表示。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特朗普要重新回到里根主义，通过大幅度削减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来吸引企业投资，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美国经济。同时也希望通过减低企业的“汇回税”将美国的跨国公司重新吸引至美国，将海外的资金吸引回流至美国，即使不会都投入到制造业，如果能繁荣美国的金融市场，也会产生增加投资的效应。
在金融领域，特朗普将会比历届美国政府更多地对美联储施压，他对耶伦的轻视已经显示出他会挑选与其理念相近，能够听话的美联储主席来配合，让美联储操控美元利率和汇率来为其刺激美国国内投资的政策服务。因此，他会让美国进入可控的通货膨胀的通道，在需要的时候操控美元汇率为他的国内经济政策服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可能会产生更加多的外溢效应，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更多的震荡，而其他国家金融市场震荡，加上他在地缘政治上的冒险举措，将会使得美国的市场重新变成所谓的资金“安全岛”，更多的资金将会流向美国。等到美国经济增长启动，通胀率重新高企，他又会让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推动美元汇率的下跌，从而让海外投资无法获得预期的回报。
在财政政策上的减税，将使美国未来的财政每年减少5000亿左右的收入，这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扩大财政赤字这是与传统的共和党秉持的原则相左的。因此，他将与共和党就政府财政赤字进行讨价还价。由于在增加国防开支、振兴传统行业等方面符合共和党的主流胃口，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于未来财政赤字的增加也会有条件地开绿灯。这在短期内会产生经济刺激效应，不过对于通货膨胀也可能会有相同的刺激效应。而有一定的通胀，对于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商和传统行业的资本家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资产将随着通胀而价格上涨，他们的财富将会快于高科技领域的资产价格的上涨。
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由于美国对中国存在比较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针对的主要对象将是中国。美国不仅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会继续利用WTO规则的漏洞对中国实施“双反”，而且就目前特朗普相对“疯狂、冒险”的性格而言，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使特朗普对中国商品进口实施更加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减少中国商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则可以此压制中国获得讨价还价的优势。
为了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特朗普在肆意进行贸易保护的同时，还可能动用其他地缘政治的手段，对中国全面施压。这其中包括打台湾牌、东海和南海牌，全面地对中国施压，压中国对其让渡他想索取的好处，即对美国商品更大的市场开放度和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jpg)
特朗普的财政金融政策也会对中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如果特朗普在执政初期鼓励美联储提高利率，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美国，这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会产生压力，还会刺激中国国内资金的外流，不利于我们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当其完成国内的“产业刺激”过程，导致美国资产价格过高，需要降温时，美元有可能贬值，在美元的这种大幅度波动中，美国的成本会远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可能成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之一。
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会产生与其货币政策相类似的外溢性影响。初期的减税会吸引很多资金流向美国，这对于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外移刺激效应。但是，特朗普财政刺激政策实施后会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增加，随后又会引发通货膨胀。等到美国通货膨胀上升，美联储的弱势美元政策就会把美国的通胀传递至海外的市场，中国国内的市场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不利的冲击。
中国之对策
面对特朗普的这些经济政策，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认为特朗普只是说说，中美关系仍然会像以往一样经历一番动荡后回归正常。也不能认为特朗普不敢真的与我们打贸易战，不会与我们打汇率战。以特朗普的秉性，打有限度的贸易战和汇率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从他目前的一系列言论看，他认为与中国打贸易战和汇率战我们的损失会较大，因此他会先挑起贸易争端，逼我们妥协，从而获得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
有鉴于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以充分的准备避免与美国正面展开“贸易战”，但具体策略上，则是需要做好预案，与美国打一场局部、有限的“贸易战”。特朗普上台后把我们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无论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人民币目前已经接近市场均衡水平，甚至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但是特朗普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冒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们事先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应对特朗普将我们列入汇率操纵国的措施主要应该有三条：第一，马上宣布特朗普此举无理和无根据，把美国权威学者对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存在低估的研究结论在全球媒体上广泛宣传。第二，提出警告，如果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商品实施高关税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将实施报复措施，绝不妥协。同时，向WTO提出申诉，告美国违反WTO规定对中国实施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第三，拟定限制美国商品进口的名录和数量，对于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中西部农业州的大豆、小麦、玉米的进口随时采取措施中止进口给予报复。对于从美国进口的其他产品，比如汽车零部件以及波音飞机等，作为第二梯队的产品列入限制进口的名单，显示我们决心打贸易战以维护我们基本利益和核心利益的坚定底线，给特朗普以震慑。实际上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是不满的，只要贸易战开打后我们不怕利益受损，即使我们受损后也让美国受损，特朗普日子就不好过，他过分的保护主义政策就无法实施。如果特朗普不全面地对中国商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而是动用传统的反补贴、反倾销手段，我们就需要避免使用明显的报复手段，而是通过WTO的争端机制来解决，把贸易争端和摩擦控制在法律和技术层面。
其次，通过宏观政策的对冲和调控以及金融改革措施来稳定中国金融市场，抵御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外溢性冲击，管控好资本的流动负面冲击，保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金融环境。
我们要加大宣传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中国，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的压力巨大。发达国家居民现在享受着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是中国等制造业承接国做出了贡献。我们还要强调，发达国家居民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制造业职位流失，还要看到他们能够享受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生活制成品，也有赖于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在过去的20年中，发达国家享受了历史水平的低通胀，即使在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型产品大幅度涨价的阶段，也是我们吸收了这些成本，使得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价格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我们要强调，发达国家制造业职位的减少，并不是由产业转移导致，更多的是由于科技创新和进步导致的结果。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企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电脑和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仅仅替代脑力劳动者，而且替代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如果我们把矛头指向了错误的对象，反对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将受损，任何国家都无法获利。
我们要改善外国，尤其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营商环境。最近，由于国内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环境的变化，外资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以前。我们要重视，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诉求看成是由于竞争加剧导致他们利润下降的一种反映。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不仅是我们牵制美欧的重要经济纽带，还在于他们通常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带动着中国配套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具有扩散性的影响。特朗普现在要争取美国企业回美国投资，甚至要吸引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外国投资对中国经济不重要了。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完全并行不悖，不存在替代关系。
最后，要将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建设提升至中国整个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地位，用以抵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反全球化的倾向。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体制，也要利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的机会更多地促进与我们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率先对一些贸易伙伴更多地开放我们的市场，让这些国家获得进入我们市场的好处，为我们未来进入对方市场打下基础，也为我们抵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提供替代的市场。我们要呼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国际贸易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被证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美国要走贸易保护的回头路，不仅美国普通民众将迎来物价上涨，还可能导致世界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陷入新的衰退。(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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