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中的红色基因
阅读提示：为什么红色起点最终在上海出现，而不是在北京、武汉或广州？原因在于：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治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市民。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记者｜何映宇 实习生｜钟添好
1934年2月2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鲁迅署名“栾廷石”的文章《“京派”与“海派”》，文中写道：“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里的“北平某先生”和“某报”，指的是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12月1日苏汶（即杜衡）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乃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
正如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一语道破“京派”与“海派”的实质。
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开埠之后的上海。现代化带动了以百货业、游乐业、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则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海派文化遂应运而生。
特殊的政治格局、文化背景和市民阶层
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并不自上海开始。在上海开埠以前，苏州和扬州都是商贾云集之所，晚明的吴中画派和清初的扬州画派，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郑板桥官场失意之后对政治心灰意冷，于是到扬州卖画为生，郑板桥自订“润格”云：“大幅六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声明：“凡送礼品食物，从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位作无益语也。”所谓“文人耻于言利”的老规矩在郑板桥眼中却如粪土，艺术和商业的联姻已经初现萌芽。
而上海的海上画派正可以看作是吴中画派和扬州画派的延续。上海的租界为上海文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新式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的空间，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权力无法触及和控制的地盘，所谓国中之国虽然让中国人为此备感屈辱，但在客观上却为创作者和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许多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都设在上海租界，为他们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
“上海有三个租界，”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对记者说，“不算多，但是租界面积之大，超过当时全国租界面积的总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两个租界是完全新发展起来的，这就把城市建设、文化、生活方式、整体的工业文明、工业现代化带到中国来了，给中国树立了一个标杆：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工业化。”
从生产、交通、运输、海关，一直到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公共空间和城市建设的概念，现代化的商业大楼、银行、百货公司拔地而起，还有了与私家花园相对应的“公园”，忻平说：“以前上海只有私家花园，后来有了对大众开放的公园。还有了广场，有宽阔的大马路，这就给普罗大众公众游行、表达共同意愿提供了空间。民主这种现代理念已经渗透到整个城市建设里面。而在这之前，上海马路是六尺小道，就完全不同了。与此同时，上海华界开始拆城墙。上海的城墙主要是明清时候为了抗倭建的，这时候很快拆掉了。上海城墙的存在时间在中国算是最短的之一。”
在忻平看来，租界的存在一方面成为了现代建设的标杆：你能直观地知道外国人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怎么运作，怎么赚钱；另一方面，外国人不断越界筑路。租界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律，租界和华界，门牌号不一样，电压不一样，因此在当时的上海形成两块华界两块租界，也即“三国四方” “一市三治”：一个城市有三种治理方式。
这就为多种文化共存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便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种创作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从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写，到各种现代艺术潮流的涌动，多元的格局形成了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作为中国新文化标志的《新青年》，最初以《青年杂志》的刊名在上海刊行；五四以后，两个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虽然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它们的出版基地却都在上海。原来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接手后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创造社则以上海的泰东书局为其出版基地，后期创造社逐渐激进，和太阳社一起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力军。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国际的大背景，忻平说：“上世纪20年代是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一方面是英美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开始转型导致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强势崛起。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列宁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一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章。非常明确地提出，共产国际要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要在这些弱小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所以，共产主义代表被大量派到亚洲来，这就促进了亚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
就中国而言，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民粹主义、第二国际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激烈地改变着国人的思想，直至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在这种背景下，整个中国都迎来了大变局的时代。
为什么红色起点最终在上海出现，而不是在北京、武汉或广州？很多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原因在于：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治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市民。“上海的市民文化水平很高，”忻平对记者说，“上海的学校全国最多，上海的文化机构：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商业电台也不少。这就使得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家、出版家、思想家和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读者出现，也使得传统三百六十行里面所不能覆盖的新职业涌现出来。比如鲁迅，他是哪个单位的？没有单位。他就是个自由职业者。在文化教育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各个革命团体以及社会团体在上海建立，有它的必然性，上海的独有性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陈独秀讲得很清楚：革命的中心在这里。”
上海还有特殊的政治地缘格局、文化背景和市民阶层，因为有宽松的文化格局，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上海产生和生存。思南路、南昌路的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现存几十个革命文化遗址。红色文化在这个时期，从被引进到被国人接受，再到由中国人吸收之后反哺出来，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新青年》之后，当中共中央成立，在上海又出现了一大批党的宣传刊物和报纸。
红色文化，有如一股强有力的清风迎面吹来。
大革命中的红色学府
在茅盾的弟弟、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回到上海，在闸北青云路庆云里的一间民房里，她决定报考上海大学。
大革命期间，在当时的青年群众中流行一句俗语：“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成立于1922年的上海大学，是著名的红色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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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加速培养更多的共产党干部，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决定创办一所干部高等院校，他曾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此时正值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事发，陈独秀力排众议，经党中央研究后，决定接受师生们的要求，将东南高等师范改建为上海大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担任校务长，瞿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实际上，上海大学的一切日常工作事务都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也是早期中共在上海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1923年8月，学校评议会决定“聘请有名人物充当教授”。很多国共两党领袖、著名学者和社会精英曾在该校任教，蔡和森、沈雁冰、任弼时、章太炎、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加盟让这座大学星光熠熠，而孙中山、汪精卫、李大钊、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来校演讲，在国内学界都曾引起轰动，使得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就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
杨尚昆、王稼祥、关向应、秦邦宪、张治中、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等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子。与张琴秋同时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的，还有一位年轻女生，就是后来成为瞿秋白妻子的杨之华。给他们上课的老师也很年轻，有一位年纪都不到30岁的女性，名字叫向警予。向警予在上海甲秀里的寓所，张琴秋和杨之华常去，她们无所不谈，有时候向警予去不了上海大学授课，张琴秋们就会到她在甲秀里的寓所，很快，作为积极分子的张琴秋成为向警予的左膀右臂。在上海大学向警予培养的中共干部中，张琴秋和杨之华是最突出最能干的两位。(4).jpg)
1926年9月7日，上海10万人参加“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追悼各地死难烈士，上大学生参加并组织领导。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委员的李硕勋主持大会，林钧主祭。在这场运动中，上大师生周水平、刘华、贺威圣先后被军阀政府杀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五卅运动结束后，中共派出第一批优秀青年去苏联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而此时，张琴秋已经怀孕了，那一年，她21岁。第二年，她在莫斯科生下了女儿，取名玛娅。她的丈夫沈泽民并不在苏联学习的名单之列，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沈泽民才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到莫斯科。而在莫斯科，他和张琴秋，就成为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这二十八个半，很多都是从上海大学转至苏联学习的学生。
此时，1927年2月23日，军阀搜查上海大学，留校学生50余人被捕。4月1日，通过募捐和借款的办法，新校舍在江湾镇西端奎照路落成。1927年5月2日，大批军警又借口搜查军械，闯入上大逮捕学生。随后，蒋介石又指令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陈群查封上海大学。上大被国民党军警当局取缔封闭而终止，早期上海大学的历史，至此就告一段落，但它留下的红色印迹，将被历史永记。
“深入群众”第一次清晰提出
上海大学只是上海早期红色足迹中的一处。
虹口区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内，走过高高低低的台阶，在绿荫怀抱之中，有一座清水红砖墙面、沉稳又大气的建筑，那就是中共四大纪念馆。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李维汉等20名代表参加。会址在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在当时，那是一栋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因为民居在淞沪铁路的边上，挨着铁路的房子一般都比较隐蔽、安全，而且这里的整片区域都是越界筑路新建的，是华界，却没有北洋政府的军阀管着；是租界，但租界的管理又相对薄弱。所以在这里召开中共四大，也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这栋民居，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侵华日军炮火。
虹口区非常重视中共“四大”这一丰富资源，拨出专款，寻觅中共“四大”文物、史料，于2011年6月，择址四川北路1468号筹建中共四大纪念馆。第二年9月，纪念馆正式开馆。
记者和纪念馆馆长徐明先生一同步入展厅，徐馆长指着序厅里的雕塑对记者介绍说：“这座主题雕塑是我们四大纪念馆的一个镇馆之宝。为什么要做这个雕塑？很多人以为是工农兵学商，其实不是。这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时候是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辛亥革命之后，国内的进步政党、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期。所以在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去领导、团结、引导这些进步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和士兵当中的进步分子，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1924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终于正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称：“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同时提出，对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党的指导之下，并尽力发展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
要取得“领导的地位”，唯有“深入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清晰地展示这样的逻辑。
“二大时候就说要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群众党，”徐明馆长说，“但是因为一直忙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组织，一直到了1924年的时候因为一些主客观的原因才开始重视起来。”
1925年1月22日，列宁一周年忌日的第二天，四大通过了11个决议案，修改了《党章》。决议案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群众观”的阐释。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颇能看出成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仅50多人，四大召开时为994人。而两年后于武汉召开五大时，中共党员人数激增至37983人。到1925年5月，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五大前则剧增至280万；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的规模，也迎来了近10倍甚至50倍的增长。
这些革命者，渗透在城市的每一处，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里，而虹口区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成为了革命者和进步文化人的一个主要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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