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不要脱离实际随意提前”
阅读提示：如何更好地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需要我们有更精准的扶贫脱贫体制和机制来有效推进。
撰稿｜章友德
3月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脱贫攻坚一定要扎扎实实，我们的时间表就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几年时间，不要脱离实际随意提前，这样的提前就容易掺水。
一句“不要脱离实际随意提前”的叮嘱，反映了总书记对扶贫中可能存在不实事求是的担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需要我们有更精准的扶贫脱贫体制和机制来有效推进。
“中国式扶贫”道路
按照国际权威统计，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GDP比较，我们仍然排在世界第80位以后。只有对这样的国情抱有基本认识，我们才能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累计减贫超过7亿人。中国在30多年大规模扶贫实践中，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以至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那些最硬的“骨头”。
但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未来几年，我国要面对超过7000多万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年要减贫的人口达到1170万，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
自1986年起开始设立贫困县以来，我国的贫困县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2014年，在国家592个贫困县中，云南就占73个，贵州50个、陕西50个、河北39个、山西35个、内蒙古31个。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也正是我国发展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也将是我国扶贫工程最艰巨的任务。如何面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实际，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非常高的发展要求。然而，在原有扶贫机制下，为争取政策扶持，部分地区出现了“哭穷”争戴“贫困帽”的现象。
2014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预测，201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有望降低到10%以下，指出经过长达1/4世纪坚持不懈的减贫努力，世界更加接近2030年终结贫困的历史性目标。这其中，中国的贫困人口也历史性地降到了7.2%。这是我国对世界减贫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中国走出了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
扶贫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
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为真正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在十八大以后的5年中，每年的第一次考察，习近平都选择了去贫困地区考察。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提出针对性的发展要求。
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因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不能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就不能如期实现“十三五”确定的扶贫目标，就会影响到“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而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就必须努力做到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精准扶贫新思想的提出，是中国扶贫进行到新阶段后的新举措，完全符合中国国情。
当前中国扶贫脱贫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不能再继续“灌水式”“输血式”的传统扶贫模式。必须确保如期脱贫、杜绝返贫。但在如期脱贫的过程中，总书记又担心出现“脱离实际随意提前，这样的提前就容易掺水”的情形。为了防止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我们就要不断完善扶贫、脱贫的体制、机制，通过实施更加精准的扶贫政策，努力消除贫困，使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为了解决中国最后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开始了从政府单独扶贫到社会共同扶贫的新阶段。
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坚持中国制度优势，注重六个精准，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史上最高规格”扶贫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意味着中国将用新理念引领开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纪元。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改变我国的二元和新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是指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思路、大战略。
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
扶贫工作贵在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当前，中国扶贫工作不论是在贫困人群的识别，抑或扶贫政策的制定实施上，都缺乏精细化的工作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扶贫单位是县级贫困区域；2001年转向15万个村级贫困区域；2011年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扶贫。农村扶贫的主要特点是区域瞄准，而没有识别到户。这使得许多贫困户在一度脱贫后重又因为各种原因返贫。
精准扶贫，最早在官方文件上可查询的是2009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开展的贫困户识别与分类工作，旨在促进农村低保制度建立和扶贫政策对接工作。但在我国贫困工作的实践中，普遍存在扶贫瞄准精准度不高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没有全部受益；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到了社会政策。
如何真正做好社会政策托底的工作，就需要我们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的提出，为我们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
如何真正做好社会政策托底的工作，就需要我们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的提出，为我们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 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义就是精准化理念。如何将这种精准化的新理念、新要求落实到扶贫工作的全过程中。如何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并防止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其中，“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只有真正认识到贫困产生的原因，并从根本上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才能真正挖出穷根。这是总书记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地区教育的原因所在。
2015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提到：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为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要求，国务院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对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做出了纲领性指导意见。 2017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发展目标的关键之年，如何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的发展目标，我们需要努力用五大新发展理念指导我国的扶贫、脱贫的实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如何将“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我国扶贫、脱贫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需要西部地区的党和政府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考核退出机制。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容一个人掉队”，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当“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当中国正在努力消除贫困的历史性时刻，总书记的这样的提醒，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通过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为贫困户建档立卡，被称为精准扶贫的“第一战役”。2014年全国共识别贫困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并录入扶贫业务管理系统。信息化、动态化管理，为实施精准扶贫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打好扶贫脱贫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役。
在此基础上，“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在 “十三五”规划中，中国已经把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从顶层设计着手，谋划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强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府主动作为抓扶贫。除地方政府外，规划还拟对行业部门的扶贫责任做出明确要求。这种通过动员和整合全社会力量，进行全社会的扶贫、脱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认为，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只有通过精准扶贫，才能真正释放贫困地区的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只有努力找到贫困地区发展的新增长点，只有在这样基础之上的脱贫，才是总书记希望的没有水分的真正脱贫。
2004年我国开始实行开发式扶贫，实施整村推进，大力建设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为贫困地区解决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从2011年，我国开始转向产业扶贫，实行一村一品，真正使农民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新一轮扶贫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的稳定解决温饱问题，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和缩小贫困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就需要“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
只有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通过精准扶贫达到精准脱贫的目标。为此就“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要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要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
要实现习近平在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要求，打好扶贫脱贫 “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攻坚仗。习近平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如期实现我国脱贫的艰巨任务，才能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作者为上海政法大学社会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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