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丝重镇，被低估的古上海
阅读提示：与货物贸易相比，文化与科技的交流创新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海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货运码头，而是文化交流与创新的繁华空间。
记者｜姜浩峰
“有些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开埠之前的上海就是个小渔村。其实，开埠前的上海不仅社会经济发达，还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区域文化资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田兆元教授如是说。
田兆元正在筹备于5月18日开幕的“‘一带一路’非遗保护，中越两国文化交流——越南东湖年画展”。田兆元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中国的三国时期，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西域僧人康僧会正是从交趾（即今天的越南北部）来到长江口，即今天的上海地区，结茅茨设像布道。后来文献和传说都指出，康僧会最初到达的传道地点就是后来的龙华寺。今天，上海龙华寺等寺庙都奉康僧会为祖师，可见其影响深远。
康僧会由长江口一带前往建业。建业，则是今日的南京。当时是三国吴国的都城。从康僧会的行迹，可见上海地区在当年就是一处重要的港口。康僧会后来建立了一系列的寺庙，造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文化格局，都与今天上海地区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空间有关。
去年末，位于上海青浦白鹤镇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获得重大成果，不仅有新发现的隆平寺塔基遗址，亦即媒体近日经常提及的“神秘地宫”，还有大量瓷器以及与航运有关的工具。由此可以认为，青龙镇是唐宋时期今上海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重镇。由此，上海青龙镇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田兆元教授看来，青龙镇考古的新发现，以及史料所证明的诸如康僧会、黄道婆、徐光启等一代代先人，证明了古代上海对于海上丝路的意义，不容小觑。古代丝绸之路与上海有关，对于如今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上海来说，其文化内涵值得汲取。
青龙镇的湮没与变迁
今年3月10日起，汇集百余件青龙镇遗址出土文物精品的“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展”亮相上海博物馆，由此引出一番青龙镇热。青龙镇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以前广为人知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诸如泉州、明州等港口。如今，青龙镇考古重大发现，使得人们意识到——上海，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不输于泉州、明州。
青龙镇遗址考古队领队陈杰认为，青龙镇遗址发掘成果不仅实证千年上海城镇发展，还进一步确证了青龙镇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更改写了以往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与格局的认识。 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如此描述青龙镇在宋朝时的鼎盛景象——“有三十六坊，烟火万家，一派繁荣景象”。当年，著名书画家米芾曾在此做过监镇。
近年来，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其中唐代就以越窑、德清窑、长沙窑为主。在田兆元看来，青龙镇考古发掘出大量类型不同的外销瓷器，而上海本身并不产瓷器，这说明了此地是中国海外交流的重要港口，是重要的商港——唐宋时期，上海就是中国向海外出口的重要场所，所谓“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
“青龙镇早期是一个重要港口，但地理环境不能够和泉州海港比。青龙镇是一个河港，后来遭遇了与泉州港类似的命运——淤塞了。”田兆元认为，青龙镇淤塞后，上海仍然在发展，譬如鸦片战争后英国人选择上海作为向清廷要求五口通商的城市，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是东南壮县。接着，是上海开埠后，百多年黄浦江的繁荣。如今，类似上海开埠之初黄浦江承载的功能，已转移到外高桥、临港和洋山。
时代在变，城市的格局在变，青龙镇的湮没，只是上海码头在变迁，并没有改变上海重要的贸易码头的地位，与泉州相比，上海港口的腾挪空间更大，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壮大。而通江连海，背靠中国最富庶的江南之地的上海，在地缘空间上看，必然是中国与世界连通的桥头堡。
文化交流的意义更胜贸易
“佛教传入中土，有一条重要的路径——从越南海路到今天上海地区登陆，然后到建业，佛教后来传遍江南。”田兆元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至今，上海的龙华寺还供奉着康僧会的圣像，香火供奉，奉为祖师。在三国后期，吴国的孙皓颇有暴政，康僧会从今天上海一带到建业劝说之，使之改变暴虐习性。可见，上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方面的重镇，在两汉三国时期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田兆元教授进一步说到：“到了南朝齐梁时期，传说海上漂来石神佛像。佛像先安放在龙华寺一带，后来又运送到今天的苏州等地。梁简文帝为此撰写《浮海石像铭》一文，生动地记载了这个故事。这一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后来竟然传到了敦煌。在敦煌的壁画中，就有关于浮海石像图像的记载。”
浮海石像的传说，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其从上海到敦煌的传播过程，恰恰是从海上丝路到陆上丝路的过程。而无论康僧会传来佛教理念，还是浮海石像故事的传播，其发生的时间都比泉州成为世界口岸的时间要早。
如今上海的城市精神中的“海纳百川”，许多人以为源自开埠以后华洋杂处，成为近代以来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过程。但在田兆元看来，在开埠之前，古代上海本就是个多元文化承接地，换言之，上海人海纳百川的性格，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青龙镇的得名，来自青龙江，如今青浦区白鹤镇仍有青龙江故道。无论青龙江、青龙镇、青龙港，其“青龙”二字，无疑来源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灵”，亦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的青龙。
上海位处东海之滨，中国神话中的东海龙王即是青龙，传说中的司雨之神。在青龙镇贸易发达、文化交流较盛的唐宋时期，青龙、东海龙王确实受到朝廷的重视。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
在今年青龙镇考古中，亦发现不少龙的图案。这些瓦当上龙的造型，上启中国四五千年前的龙文化，又延续至今，譬如青浦至今仍有青龙村，逢年过节舞龙舞狮之习俗更是扬播到海外。至于上海的龙文化，譬如虬江之“虬”，亦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幼龙。田兆元指出，上海五六千年前有崧泽文化，之后有马桥文化，而上海地名的命名文化与中原文化高度一体，起到了中国文化本土文化向外交流的口岸的作用。上海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故乡。
在田兆元看来，英国人之所以在“五口通商”的城市中选中上海，首先是因为作为当时的海上世界的霸主，英国人感受到长江水道的重要性，而位处长江口的上海，其重要性自不用言表，另一方面，亦是因为在与上海人的接触中发现县城秩序井井有条，在管理上体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性。“当然，上海人同样是有血性的，譬如清兵南侵，嘉定抗清遭遇三屠，依然坚强不屈。还有更早之前韩世忠在上海练兵抗金。”田兆元说，“上海人有礼仪，有血性，这是一种双重复合的精神。上海的文化蕴含丰富，正好说明这里自古就是一处文化交流频繁之地。”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古代上海，徐光启是决然不能脱离视线的一位人物。如今上海市中心的重要地标徐家汇，既是以徐光启及其家人、后人的聚居地为名。“徐光启将西方科技文化引入中国，贡献很大。但他却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崇洋迷外，而是有对于中国科技的继承和创造，比如他编辑《农政全书》，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集大成者。论文化交流的贡献，仅拿徐光启为例，上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意义，就超过其他地方。”田兆元如此表示，“现在的‘一带一路’，讲人心相通，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许多方面，当年的上海、当年的青龙镇的贡献，仍然能给今日以启迪。”
文化的繁荣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外销瓷器汇聚青龙港只是一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北宋朝廷在上海就设立上海务，则又是一例。上海务，亦即朝廷在上海设立的征收酒税的办事机构。在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看来，上海本身不是产酒胜地，而朝廷成立上海务，对上海酒业乃至对这座城市具有划时代意义。南宋朝廷还在上海务的基础上设立了管理商船贸易的市舶分司，并正式建立上海镇，地址就在今天的中华路、人民路环线内。此后，上海镇后来居上，到南宋末期，已是“华亭县东北巨镇”。
上海务，作为管理酒税的一个机构，其诞生，恰恰说明北宋时期的上海在税收上就不仅只征收农业税，这说明了商业的繁荣。税收上的多样性，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古代上海的商业地位，亦证明当时国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获得了经济效益。
黄道婆的科技创新令人深思良久
既然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然要讲到丝绸。譬如日本王室桑蚕丝绸等物，是从中国江南传去的。从中国到东瀛的古代航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比之丝绸，以及当年大多数人穿着的麻织品，后世人更多采用的日常织物是棉布。棉布有着类似丝绸的柔软，又与麻布一样价廉。其发扬光大则来自一位上海女士——黄道婆。黄道婆的家乡当年叫松江府乌泥泾镇，如今属于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
作为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黄道婆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在清代的时候，被尊为布业的始祖神——先棉。
黄道婆出身贫苦，少年时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海南岛，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
在田兆元看来，作为一位连名字都很难考证只能称之为道婆的女性，其伟大之处至今仍有被低估之嫌。“中国不是棉花的原产地，棉花是外来物种。黄道婆能远赴海南学习，尽管是因为出身贫苦，我也觉得她很可能是有情怀的人。”田兆元说，“想想现在，即使身处上海，若有去海南发展的机会，路途遥远，人们也会三思而行。黄道婆在那个年代，远赴海南，学习了技术，又有创新，真是伟大情怀。同时我们要看到，也是上海具有海运海航的条件，她才能远赴海南。”
田兆元分析，棉花的纤维比蚕丝要短许多，且有棉籽，用棉花来获得织物，必须要有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黄道婆的创新在于发明了脱粒机和三梭技术，比起原本手工脱粒棉籽和单梭纺织，黄道婆的技术可以称得上工业革命之前最领先的技术，非常有竞争力。上海古代纺织技术的领先，使得大江南北逐渐能穿上棉布，这是改善中国人生活的一项技术。从中可见，古代上海不仅是文化中心，也是技术中心。
有学者认为，欧洲发明了蒸汽纺织机，也是与黄道婆的发明有关的。当时中国出口的棉布，导致了其他国家纺织行业的危机。其后才有了加速工业革命。田兆元说，“出现在农耕社会的黄道婆，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古代上海，其对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很大，然而人们对她的关注和传播是很不够的，《元史》连黄道婆的传记也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所重视。据我了解，我国台湾地区的教科书里都没有提到她。忽视这样有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确实不应该。”
在田兆元看来，从越南而来的康僧会，将佛教传到了中土，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儒释道的一部分；黄道婆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中国的穿衣问题；徐光启的中外文化与科技的交流等，加速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与货物贸易相比，文化与科技的交流创新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哪一处“一带一路”的城市空间里诞生过这样三位科技文化巨人呢？所以说，上海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货运码头，而是文化交流与创新的繁华空间。
如今的上海，在“一带一路”领域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仅有当下价值，从历史中更可以借鉴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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