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前景需要跨跃怎样的风险
阅读提示：只有充分看到前景与风险并存，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将风险化于无形，将收益转化为利润，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合作共赢的模式下，持续、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撰稿｜郭 进
缅甸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向北38公里，密松水电站项目部门口已经长满荒草，有的已经有一人多高。施工区域内修了一半的道路，建了一半的房屋随处可见。附近的跨伊江大桥，完工一半的桥体静静地矗立在江面上，锈迹斑斑的钢筋和横梁暴露在桥墩上。
据中水电项目人员介绍，密松水电站被叫停后，作为伊江两岸800公里配套的公路项目之一，伊江大桥于2011年9月就停工了。因停工给中国公司造成的损失，每年仅贷款利息就高达3亿元人民币；工地上相关大型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和租赁费用，每月都要损失上千万元人民币。
2017年5月，有消息传闻中国愿意放弃已投资36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作为让步条件，缅甸同意中方投资东南亚地区其他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其中包括皎漂港。
这只是“一带一路”项目落地遇到困难的案例之一。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遭遇的风险，自这一倡议诞生之日起就如影随形。
躲不开的大国博弈
2016年12月19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唱响联合国舞台，转化为国际共识。
然而面对“合作共赢”的倡议，美、俄两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心态复杂而又敏感，可谓五味杂陈，警惕、防范、积极回应兼而有之。
美国的感受最为复杂。美国人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四个方面的论调：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前美中政策基金会研究人员Shannon Tiezzi撰文认为：亚洲拥有全球超过60%的人口，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前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但建设资金不足、公共基础设施长期严重滞后是当前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掣肘，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试图用经济的力量来实现“马歇尔计划”的外交政策目标。
其次是中国版“再平衡”战略。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刊文认为：2011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谈判后，中国为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和零和博弈，开始积极筹划“西进”战略，以缓解来自海上的战略压力和安全难题。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更是认为：中国借助“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开展的经济合作，巧妙地掩盖了其政策工具和地缘战略的含义，将对美国的全球贸易影响力构成重大的威胁，是“中国版的亚洲战略再平衡”。
第三是“中国经济的自我救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海军战争学院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就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国内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并非现代版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工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北京有确保能源安全的强烈意愿，推动“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内陆经济的重要手段，与实现中国国内的经济目标紧密相连。
第四是中国的“新怀柔政策”。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认为，中国正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试图用“一带一路”的“经济恩惠”和安抚外交，怀柔其在海洋领土主权问题上“咄咄逼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从一个“搭便车者”向“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的现实写照。
基于以上认知，美国更多从竞争性的思维来审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挑战大于机遇，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挑战美国的区域主导地位，进而疏远美国与盟友关系，将美国挤出亚洲。
这些认知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一带一路”采取了“冷处理”、“有限合作”的态度，对推进“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风险。
另一个大国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也在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横穿中亚至欧洲，沿线多是前苏联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对中国资本介入这一区域始也是心态各异，俄罗斯更是多次表示希望“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并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开展合作。。
中俄原油管道，西起俄罗斯远东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东至中国大庆。管道全长999.04公里，其中俄罗斯境内仅72公里，中国境内927.04公里。按照双方协定，俄罗斯将通过中俄原油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合同期20年。为了达成这项协议，中、俄、日之间展开了长期的“管线之争”，历经15年的谈判，中俄终于在2012年9月正式达成协议，而更进一步的东北亚开发问题则迟迟没有进展，中国试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开展经济合作的努力更是始终遭到俄罗斯的“冷眼相对”。
究其原因，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全球事务和欧亚大陆重要的战略棋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试图重新主导前苏联地区的经济社会转型、政治秩序重建、区域均势重构，但面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实力恢复中的俄罗斯不得不采取联合中国的战略，双边关系表现为“合作大于防范、信任大于猜忌”。但这种“在战略上的利益借重、在心理上的疑虑恐惧”，使其对“一带一路”抱有警惕和防范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带一路”的全面合作。
地缘掣肘无法回避
“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平台，是互利共赢的舞台，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同时既是经济相对贫困地区，也是地缘政治格局破碎的地区，沿线国家既存在强烈的发展愿望，也对地区安全有着极度敏感的顾虑，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无可回避地必须与沿线的地区性大国达成妥协。
2017年1月9日，“斯里兰卡-中国物流与工业园区”，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和中国大使正在出席园区开幕仪式，区外抗议者跟政府支持者在街头发生对峙与冲突。2017年5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启程访问斯里兰卡，同日，斯里兰卡政府拒绝了中国潜艇停靠科伦坡港的申请。
这种反复充分反映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复杂性。
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各国战略规划存在冲突。“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的区域战略规划就有15个，比如美国的“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印度的“季风计划”等等。这些规划间存在诸多方向性的矛盾和冲突，彼此的制衡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破碎化，给经贸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二是地缘板块碰撞带来势力范围变迁。“一带一路”沿线利益诉求多元、影响力量众多，总的政治行动逻辑可以归于几类：俄罗斯对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控制与整合；北约对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挤压；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与革命；印度的崛起等等。板块势力的此消彼长使得推进经贸合作必须考虑政治的因素，因此也带来诸多合作的不确定性。
三是战略支点国家自身扩张的风险。比如土耳其制订的大突厥斯坦国计划、印度的季风计划等都在试图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印度的“香料之路”甚至是直接针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反制战略。
政局动荡变数不定
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和分析评论，都不程度地提及了政局动荡、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问题。从政治版图上看，目前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弧型地带”。这条经济落后、政权动荡、地区战乱的弧线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的广阔区域，与“一带一路”高度重合，提升了海外项目的整体风险。
政局动荡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国家转型引发的政权危机、权力交接引发的党派斗争、法制缺失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极端宗教势力扩张引发的恐怖主义。
中东地区，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了6年多时间，人员和财产损失难以估量，尽管阿萨德总统领导的政府军逐渐占据上风，但反政府武装的抵抗仍在继续。根据叙利亚人权组织的报告，内战已导致47万人丧生，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平民；多达1000万人流离失所，难民问题已引发了欧洲的意识分裂。
叙利亚内战只是地区政局动荡的极端例子，这场最初由国家转型引发的危机，最终演变成教派冲突和代理人战争，不仅给复杂的国际局势增添更多变数，也注定将对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的风险来自权力交接引发的党派内斗。苏联解体后，中亚许多国家的政治强人继续掌权，使得政权得已平稳过渡甚至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目前，这批政治强人普遍年事已高，政权面临何去何从、如何交班的问题。各路政治势力的暗战因此日趋激烈，殃及许多正常的商业项目。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东南亚，高铁换大米项目，各方都认为双赢的项目，却在泰国黄衫军、王室和红衫军的权力争斗中一再流产，引人深思。同样受到政府的更迭影响的还有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中远集团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等等。
三是法制缺失引发的社会动荡。“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政府权威有限，市场经济的法制化根基不稳，使得区域性的社会力量和宗教极端势力能够取代国家的法制，成为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力量，这无形中大大提升了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根据中国信保国别风险研究中心2013年报告，“一带一路”65个重点国别中有84%的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为5－9 级。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盟，根据经济学人智库2015年风险评估报告，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以外，东盟十国基础设施风险都超过50%。
投资回报潜藏风险
“一带一路”的投资前景的确可观，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近十年，仍然看不到复苏前景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重振全球经济活力提供了共赢的平台，更为助推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理念，这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获得绝大数国家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也断然拒绝美国的强烈反对，在欧洲率先加入亚投行，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这表明世界各国都普遍看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执行风险也在不断凸显。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仅实现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项，未来10年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而包括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内，中国已有和在建的七大资金平台仅能满足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缺口巨大。
投资审核方面，宽松的借贷标准存在潜在的风险。尤其是中国大力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投资的回报期必须慎重对待，投资国家和企业必须承担其中可能的变动风险。当3-5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期结束，中国还将面临后续有什么样的产业能够持续注入的问题，如果中国不形成有效的产业升级路径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沿线国家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以逸待劳的跨国公司占领。
资金循环方面，“一带一路”投资周期长、政治风险大等问题，使得政府即使努力推动PPP模式，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必然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更加证明了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性。
汇率方面也有风险。截至2015年5月，中国与世界32个国家签订3.11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额度，借助货币互换，人民币国际化迅速推进。但凡事皆有利弊两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多为小币种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在世界政治复杂多变、多国经济低迷、债务负担较重的背景下，货币持续贬值，使中资企业和银行投资经营面临较大的货币及汇率风险。
我们分析“一带一路”的风险并非否定“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只有充分看到前景与风险并存，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将风险化于无形，将收益转化为利润，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合作共赢的模式下，持续、健康地向纵深发展。（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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