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之后，再无郑君里
阅读提示：“一个人的电影史”，放眼古今中外电影圈，没有几个人敢这样自况，但是用来形容郑君里，却那么恰如其分：一个人，就是一部电影史。
记者｜阙 政
6月10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一个人的电影史——《郑君里全集》首发暨纪念郑君里特展开幕仪式”在上海电影博物馆隆重举行。
“一个人的电影史”，放眼古今中外电影圈，没有几个人敢这样自况，但是用来形容郑君里，却那么恰如其分：一个人，就是一部电影史。
他“小鲜肉”的照片可多了
正如青年导演郑大圣所言：“郑君里三个字，是中国电影史上的英雄、传奇，但是对隔代的人来说是个名字。”提到这个名字，影迷都会立刻反应到两部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前者是郑君里与蔡楚生联合导演的经典之作，而后者，不仅是郑君里的独立导演处女作，更是名垂青史的中国电影代表作。
但，除此之外的郑君里，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确实只是个名字——而今时今日，当这个名字以全集和特展的形式归来，郑君里的一生，足以让人啧啧称奇。 你且看他摄于1930年的这张照片——扬起头，在幕布上落下阴影，姿态之特别，放到今日也不落俗套。而这张照片，竟是当年郑君里交给电影公司的“求职小照”。在照片一角，有他本人的亲笔题字：“摄于1930年，为我初入影界时送到‘友联公司’的看样照片，白面长眉，是辛汉文同志为《莎乐美》中的‘叙利亚少年’设计的‘粉脸’……”当年，这张照片被摄影师陈列在红灯照相馆的橱窗中，亦令路人瞩目。
“他‘小鲜肉’的照片可多了。”在电影博物馆，郑君里的次子郑大里先生告诉《新民周刊》，“父亲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初二时就辍学考进了可以免费读书的‘南国艺术学院’，这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实际上，郑君里是南国学院戏剧科第一个报名的学生，田汉正是他的启蒙老师。从入学的1928年到1940年代中期，他至少参加过26个团体、超过70出话剧的演出；1932年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主演了《野玫瑰》《火山情血》《奋斗》《人生》《慈母曲》《联华交响曲》等22部进步影片，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与他搭戏的女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大花旦——阮玲玉、黎莉莉、陈燕燕、王人美……
1935年，全国举行了电影演员评比，郑君里在男演员中的得票高居第二。得票第一的金焰得名“电影皇帝”，而郑君里则因为在电影《奋斗》中饰演的角色“老虎”得名“电影老虎”。
只是，这只“电影老虎”对于自己“小鲜肉”的形象没有半分留恋，甚至始终不认为自己是非常适合做演员的材料。“他觉得他是很理性的人，是思考型的，应该做导演。”郑大里回忆道，“而且，他觉得默片时代过去了，自己的祖籍是广东人，国语可能说得不够好。其实他国语讲得蛮好的，我们在家里也都是国语交流，反而不怎么讲广东话。”
这个“思考型”的郑君里，在儿子眼中，还是个有点“无趣”的人。“不苟言笑，什么娱乐都不会——打牌、下棋、跳舞、麻将，一概不会，最多就是带着孩子到文化俱乐部吃中餐，去书店买书看。喜欢吃五花肉、青菜，穿耐磨的劳动布衣服，西装也不大穿，一点也不像是当明星出身的，也没有明星架子。当了导演以后，每天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出入，提着个大藤包，里面装着水杯、硬皮文件夹……”
“我的风格？大江东去！”
1930年代末，郑君里从“小鲜肉”转型电影编导，先后进入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完成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我们夫妇之间》等名片。1950年代，他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作为主力导演，编导了《人民的新杭州》《宋景诗》《聂耳》《林则徐》《枯木逢春》《李善子》等作品，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艺术家之列。
他也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父亲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那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后来在家里还看到过这份油印的‘纲领’，现在看它充满了激进色彩，比如：‘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郑大里说。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在忙碌。“他经常不在家。那时的导演，好像更意味着一个拿固定工资的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的职员。每天早上7点半，父亲骑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上海人戏称为‘老坦克’，咕噜咕噜地蹬到上影厂，他总是第一个坐在摄影棚里等待开机的人。每天需要拍摄的内容，他早在一周前就送到工作人员手里，什么机位，长镜头还是短镜头，上面都标得清清楚楚，像工程图纸一样细致、规整。晚上回家，再准备下一周的拍摄内容。很多工作人员看到他都有点‘吓丝丝’，因为他要求非常严格。但其实父亲从不发火，他有点不怒而威的味道。”
据于本正导演回忆，当年郑君里在拍摄前对于技术的掌握是令人惊叹的：“镜头有多高，他要事先用皮尺量好的，现场先排演一遍，次日再进行拍摄，非常科学，非常严谨的。”一个镜头拍完喊cut之后，郑君里都有一个习惯动作：把手握成拳头，托着下巴，沉思片刻，才决定是重拍，还是通过。
“父亲在工作上极为刻苦。他经常说：‘我是个很笨的人，笨鸟先飞，别人努一分力，我努十分力，所以我比人家强。’拍《林则徐》时正好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处于浮夸的狂热中，电影厂规定每天至少要拍60个镜头，而父亲还是一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为此还被定性为‘右倾’，但他还是坚持这样一点点地‘磨’，事情报到总理那里，总理说：‘这是献礼片，一定要拍好。’后来厂里也帮他顶着，才得以拍完。他说过有一句话：‘拍电影就像双手捧着水银一样，只要有一个缝，那水银就漏出去了’，所以不能有任何一处纰漏。”
在郑君里去世前几年，郑大里曾问过父亲：“你的风格是什么？”
“我的风格？大江东去！”郑君里回答。他非常欣赏俄罗斯大导演格拉西莫夫，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的“电影诗人”，潇洒，大气。而他拍摄的《乌鸦与麻雀》《聂耳》《林则徐》，也几乎都是史诗电影，即使像《枯木逢春》这样的命题作文，以攻克血吸虫病为背景的老百姓悲欢离合故事，在艺术的处理上依然很宽阔——片中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横移长镜头，成为了教科书式的处理。
“他在艺术处理的时候不是局限于小的手段、戏法，而是从整体考虑。”郑大里回忆，“他也很好玩，对每部自己导演的电影都自我欣赏得一塌糊涂，会很得意地跟我们说：我这部电影，你看！谁会想得到我能这样处理……哪个人能够像我这样，用场面调度，把不多的几十个兵做出两三百人的气势……”
郑君里不仅有导演实践，还在当时的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当老师，教学生，每节课都做了厚厚的讲义，教过的学生至今都记得老师当年的风采：有修养，有学识，还会教你最实用的技巧。而连学生和家人都不知道的是，郑君里在繁忙的工作和教学之余，还非常有电影理论的自觉——初中肄业的他，用英文词典和俄英词典硬是翻译了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也是他，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那本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正是他与章泯合译的。
布袋打开，历史涌出
谁都没想到，郑君里导演留下的学术著作、创作阐述、各种史料，竟会达到400万字的巨大体量，直到《郑君里全集》的问世。
“郑君里的文字虽然关乎电影和戏剧，但其涉猎的专题其实相当驳杂，有中外戏剧史、舞台美术和装置研究、纪录片理论、国防戏剧、少数民族戏剧、中国电影史、戏剧和电影表演理论、电影导演理论、戏剧大师研究、教学研究等。在电影和戏剧创作之外，他还从事过少量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全集主编、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史专家李镇说，“可单独出版的学术著作（含译著）就有8种，其中，《现代中国电影史》《演技六讲》《演员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都是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殿堂级读物。《现代中国电影史》对1932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史进行了梳理，并做出了精妙的归纳和分析，虽然只有6万字，却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中结构最具现代意识、观察角度最为全面、求证最为可靠的一部。这部电影史沉寂了几十年，直到1989年，《电影创作》连载了其中的章节，并以《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冠名，才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热议。人们惊叹于其成书之早：郑君里当时才24岁。”
这些珍贵的资料，曾经一度被封锁在“老三篇”背后，因此得以躲过“文革”劫难。
“‘文革’开始以后，在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名气最大。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父亲就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每天他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因为气愤、委屈，也为了发泄，父亲被捕入狱后，十几岁的郑大里把家里贴成了一个“红海洋”，两个巨大的玻璃门书柜，每个上面贴两张“老三篇”正正好好，特意用了斑马牌胶水——谁想打开书柜门，就会把纸张扯破——父亲的艺术档案就这样被保存下来。
2007年，李镇为广东中山电视台拍摄纪录片《中山影杰》，为此去拜访了郑大里，在他的办公室里打开布袋——李镇惊呆了——把各类文件散开重重叠叠地铺在地上，一间屋子都放不下；其中有许多文件是孤本，完全具备改写戏剧史、电影史、文化史的重大价值。
这一座宝库，让曾经远行的郑君里再度归来，也让声渐不闻的历史再度回响。
回想当年，郑君里因多年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罹患肝癌，又因关押期间误诊，58岁就英年早逝。在被关押之前，面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残酷斗争，郑君里曾对儿子感慨：“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过这种骑着自行车提着大藤包上班的生活？”
今时今日，400万字的皇皇八卷巨著被呈现在了世人眼前。郑大里感慨：“要感谢时代，国家的经济实力强盛了，在文化上愿意投入巨资去支持《郑君里全集》的出版，这正应了习近平主席说的：我们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编辑工作前后历经5年多时间，上海文化出版社投入了十几位编辑的力量，当作精品工程去做，其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郑君里全集》共8卷，400万字。包含7种专著、43篇电影与戏剧文论、2部纪录片、11部故事片；附有各类图片408幅，附录47件。以及日记、年表、手稿片断。”文化出版社原总编辑、全集出版统筹林斌说，“收录的内容前后横跨近40年，如何做到结构合理、编排有序，眉目清晰、便于使用，是编辑工作面对的首要问题。修复的工作量也很大。很多手稿、油印件、图片或漫漶不清，或破损严重。编辑在加工的过程中，也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有些实在难以修复，或者对修复的质量没有十足把握的，就把扫描件附上，图文并排，寄希望于学界高人。民国时期还一度盛行一种‘手头字’，属于俗体字的一种，一般编辑都不掌握，很容易形成误判。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我们还专门把这批字复印了发给编辑，人手一份，用于参照。”
最终集业界心力而成的这一套巨著，不仅仅是一份影剧艺术的珍贵资料，也是一部记录了40年间的中国社会史、战争史、生活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生态史的文献。除了对于电影人的实用指导价值之外，它还在提醒我们——那时的骄傲，那时的艺术之心。正如郑大里所言：“这一切，融化着他们的骄傲和悲伤，有良知之魂，有救赎之心，有生生死死之殇，有相携相扶之慰。其实，不仅是爸妈，还有数以万计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也是把灵魂奉于躯壳之上，一齐蹒跚踉跄地探寻疾走在艺术的阡陌之间。如此，荦荦大端，才是‘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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