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有过安逸，有过窘迫
阅读提示：在香港的时候，我既有过生活安逸富足的时刻，亦有过揭不开锅饿肚子的窘迫；我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了解了这个城市一路走来的狮子山精神与如今所承受的政局变幻，这些都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撰稿｜卢 丁
最近一段时间里，每到深夜即将入睡之前，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上，看着扑面而来的高楼与光影，有时候点上一根烟。什么也毋需思考，不远处是福田CBD区域，一个个醒目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logo在每栋高楼的顶部发出诡异的光，深圳第一高楼的平安大厦，在一群摩天大楼里更为摩天，直插云霄，只见云雾围绕在它锥子型的顶端，信号灯的闪烁在云层里若隐若现。
有的时候，我亦尝试咀嚼这一幕都市景观的意义。它也许是我迅速感受一个新城市的脉搏、并尝试融入和理解这里的捷径。 在香港的时候，我居于港岛海边，对岸是青马大桥，向右望，看得见尖沙咀高耸入云的ICC（环球贸易广场）大楼，每晚准点报时。再往右望一些，是中环码头与其周边的各色高楼，即使在很深的午夜，这一片的灯光从未停歇，车辆依然驰骋在港岛海岸线边缘的四号干线，由西向港岛东行驶。空荡荡的巴士仍然在运行，有人会在楼下的西环码头唱歌，歌声传入我十平米的小屋里。
5月的最后一天，我电召了一辆七人商务车，把我所有在香港积累下来的家当放进后座，正式离开这个城市。刚顺利通过深圳湾关口，一路向福田进发的时候，司机好奇地问我，在香港待了多少年？我说，快四年。
那为什么不待久一点，拿个永居身份证？他问。
工作不好找啊，签证也就不好续。
为了签证先随便找个工作不行吗？
我笑笑。一路无话。
住“劏房”的岁月
2013年9月，从国内一所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来到香港大学攻读一年制研究生项目。来香港读书更多反而是机缘巧合。
当时的我，本身已选定了一所美国的大学，定金也已交，父母却告知，家中经济状况并不稳定，建议我还是选择当时已经录取了我的港大，学校水准和名声不错，一年制的项目花费始终会轻松一些，也很快能毕业投入社会补贴家庭。
这对当时已在做着美国梦的我，无疑是一个打击。那天夜里，正在北京实习的我，在鸟巢门口的石柱上坐了许久，看着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看着他们脸上的不同神情，不知所措。最终，我对自己说，好吧。
我们当时一班入读同一个港大项目的内地生，有一个QQ群，大家互相通气鼓励之余，也会讨论一些关于香港生活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时政问题。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一位与我一样刚刚本科毕业的同学，在群里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接下来将是香港民主进程的关键时刻，我们很幸运能在这个时间段来到香港，见证大事发生。
我当时并不明白。9月份入学后，我仿佛迅速被一个吸盘吸进了一个广阔的、复杂精妙的平行空间之中。我不会很轻率地称这个空间为“自由”，反而是“多元”。我的同学是多元的，项目里大部分都是外籍同学，同时内地生占了三分之一，本地香港学生反而寥寥无几；课程是多元的，全英文授课，专业里方方面面的技能都要涉及到，每天生活丰富而忙碌，总像在赶一辆追不上的火车，很多事情来不及去害怕就必须硬着头上了。港大所在的西环，我们每天上山下山乐此不疲，最兴奋和最忙碌的时候，是通宵到凌晨4点，晕乎乎地走下山回到住处，昏黄的街灯下，维修人员正在修电车路。
毕业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主要负责地产报道。这也许是迅速融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氛围的最好方式——我每日出入不同的企业与发布会，见不同的高管以及公关人员，地产类的新闻采写又使我迅速了解到这个城市房价水平是如此高不可攀：每个月上升的楼价指数，供不应求的市场，越来越奇葩的单位面积和设计……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人等着“上车（第一次买房）”。而另一方面，还有无数人等着公共房屋的分配，有些人被迫住在简陋狭窄的“劏房”里，截至今年3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4.6年。我亦采访过一些年轻人，一成年便马上去申请公屋，毕竟既然要等那么久，当然越早申请越好。
我自己也是“劏房”的住户。所谓劏房，就是隔断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西环码头附近，我住在一个单位隔断成的三个房间之中的一个，面积大概是十平米，其中有一个一平米的洗手间。没有厨房，便自己搭了一个小架子，平时通过电磁炉做些简单的吃食。没有阳台和洗衣机，衣服或者手洗，或者交给外面洗衣店。隔断的空间里，当然隔音也并不理想，三间房邻里之间彼此默契，保持各自的沉默。
这大概算是一个豪华劏房，至少能够看到海和对岸的九龙。我旁边房间住着一对香港年轻夫妇，我们并不熟识，偶尔打照面的时候，会礼节性地聊起来，于是便了解到，原来他们也是早早申请了公屋，自知“上楼（指申请到公屋）”无期，只能暂时蜗居于劏房。丈夫做过保安，也做过餐厅经理，每日从西环去对岸的九龙湾上班，凌晨5点多就要出门。
我在这个空间里居住了近三年的时光，直至在香港的最后一刻。我所在的区域西环， 是香港大学所在地，又靠近中环上环金融区，因此每一年都有许多非本地学生来港，街上亦充斥着不同的语言，本地人、长居于西环这个旧区的老人、内地学生、外籍人士、菲佣群体都聚集在这里，房屋租赁市场始终热闹而供不应求，租金不停上升，吸引各类地产投资。再加上地铁通车，交通更为便捷，西环的“士绅化”一直在快速推进，直至我离开时，都是区内以及香港各界关注社区保育和发展的人士，热议的话题。
这也是香港令人感叹的侧面之一——人们关注并热爱自己的社区，对于它的发展与成长，以及在其中所见到的种种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抗议。一个绿植丰富的公园要被政府清拆改建为豪宅，会有周边居民、不同团体、学者、议员等等，共同检视政府的数据和方案，条分缕析地列出反对的理由，并定期举行集会和活动，呼吁更多人关注事件，因为一个公园、一个社区并不是孤立的。
而放大到整个城市，亦正是这种对于自己所在地的热诚，使得问题不至于被草草遗忘，而是得到充分讨论和检讨，同时思考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至少在民间层面是如此。一个老字号平民小店结业，会成为大新闻，人们纷纷光顾它的最后时光，老顾客和周边居民又会商议保住小店的方式，学者、评论人、团体等，会在此基础上，思考城市和社区发展中的资源配置错位问题。正是这种不厌其烦的讨论，令人们在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自省，其中不乏政治的因素，例如政府的不作为、政局的风云变幻……但正是如此，人们愈发关注起自己生存的环境与言论的空间，力求保持原本的舒适和自由，不至于被时局甩在身后，麻木不仁。
割裂的年轻人
做过一段时间财经记者，我又转至从事文化、社区题材方面报道，因此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创意产业工作者，当中许多是年轻人。创意产业在香港面临着高昂的租金、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因此许多工作室、团体都只能选址在旧工厂大厦，工业区里，常常是文化艺术工作者与物流运输人员彼此交杂。
这些年轻人之中有着多元的背景，有些是国外留学回来创业，有些是本地修读艺术文化类课程毕业；有些是全职工作，有些是自由职业。他们亦与我之前遇到的在中环等金融区勤勤恳恳的白领上班族不同，更为关注香港时局发展，积极参与不同的政治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对于城市中各类问题的见解，并在作品中融入许多自己对于目前香港的观察和期望。
譬如曾经遇到过一个吉他设计师， 之所以坚持设计原创吉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创立一个代表香港的吉他品牌，“想为香港做一些事情”，一个看似也许老生常谈的理由，却是他真心所想。而又遇到一位插画师，以香港半世纪以来的标志性政治事件为主题作画，叙述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而我的香港同事们，也有许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对这座城市有着由衷的热爱，关注着城市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他们之中，大部分仍与父母同住，亦有许多是公屋居民，譬如我一个在上水某个公屋区域居住的同事，每晚近乎凌晨下班之后，还要转好几趟地铁才能回到家，而父母早已留好了饭菜。
我不认为他们都清晰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或是说看得到未来。在香港，贫富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既可以看到出入中环尖沙咀各高档餐厅的金融精英，亦可以在旺角、深水埗的旧唐楼里看到无数蜗居于“笼屋”里的低收入者。美国物业顾问机构Demographia的最新调查显示，对于一个普通香港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十八年，才能买到一个单位。这已是香港连续第七年名列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榜的首位。
我身边的年轻人亦是割裂的，有人省吃俭用为了存钱买房，有人并不认为买房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因此宁愿用手里的余钱去旅行。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态度亦是割裂的，有的不闻不问或是只求稳定，更关注于吃喝玩乐；有的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各类新闻，为城市中的不公与无奈奔走呼号
回家的理由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群内地同学，大概有一半的人，因为家庭、工作发展、环境偏好等等，选择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发展。接下来的几年中，也陆续有留港的同学离开。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告别，同时默默数着，坚守在这里的，还有几个人。
离开的人，往往是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或是内地看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但对香港都是相同的不舍。大家同样坐在电车上游历过港岛，同样因这里国际化的人群而开阔了眼界，同样在各类高水准的文艺活动中流连忘返，同样在周末的好时光里爬过山、逛过海岛……
而我身边的上海人，如今细细想来，反而许多亦是选择了回流。譬如同一个研究生项目里的一个上海人同学，曾在当地一家媒体中工作5年，后来香港读书，毕业后留在了一家国际时尚品牌百货公司，去年5月决定回上海。她离开之前，我们在湾仔的一家餐厅里告别，听她说起要陪伴家人，亦听她说起，就从事的电商行业来看，目前在香港的发展前景并不比在上海更好。
而另外一个上海朋友，高考完以优异的成绩来到了港大读本科，毕业留港从事金融工作，取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亦买了房，后来又回上海创业开公司。还有一些我所知道的上海人，亦是在香港从事媒体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回到上海，也有不俗的发展。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广东人，即使语言问题上也许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但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特别是文化报道，我自觉缺乏很好的文化沉淀和城市基础。一个城市的文化动态，与这个城市的历史、政治、性格的变迁息息相关，而对于一个异乡人来说，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去通过书本、交流去沉浸于这个城市的底蕴之中，我仍是无法真正地如本地人般认识这个城市的，因为铸就她今天模样的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我并没有经历过。而当我的认识不深，又谈何去理解这些文化的来源，以及这城市里不同人的思考？也许是我胆怯，也许是我不够有继续摸索的勇气。
当然，还有着一些生活上的原因，譬如狭窄的居住空间，譬如高昂的租金，譬如爱情……而离开亦是如同当初来的时候相似，源于一份工作的机缘巧合，因此决定搬到一河之隔的深圳，加入一个文创公司， 投入如今蓬勃发展的内地文化产业的洪流。
离开前的最后几天，我将自己小小的劏房转租出去。一个前来看房的内地女生问我，你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有没有觉得在这里自己职业发展也变好了？我不知如何作答。就我所从事工作来说，它暂时并没有变好的迹象；但又是在这个看海的房间里，我决定坚持自己的兴趣，做热爱的报道，这也是一种福祉。
在香港的时候，我既有过生活安逸富足的时刻，亦有过揭不开锅饿肚子的窘迫；我曾在出租车上因与内地同事说普通话被出租车司机歧视过，但更多的是与本地同事朋友们畅谈时事、共同讨论周末的好去处。我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了解了这个城市一路走来的狮子山精神与如今所承受的政局变幻，这些都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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