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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但他们很孤独

日期:2017-06-2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尽管孤独,但至少他们孤独的坚持证明,在被流行文化笼罩的东方之珠香港,也并非铁板一块,与强大的流行文化一起,各种思潮各种文化的冲撞融合,发出耀眼的火花,它的名字,叫香港。
 
记者|何映宇
 
        2008年2月,香港“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在大角咀合桃街货仓整理书籍期间,疑遭20多箱塌下的书本压困,失救致死,尸体一直藏于货仓无人得知。直至大厦保安闻到恶臭报警,才发现罗志华死在书丛中。
  消息传来,香港文化界同仁一片哀声,卖书者死于书堆中,是一种黑色幽默?还是死得很有文学性的表现?
  与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热销相对应的,是香港严肃文化的整体衰微,就像罗志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青文书屋”,在香港喧嚣的都市夹缝中求生存,而终于被这座城池所吞没。
 
香港出版,何去何从?
  
  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书店是奢侈的存在。
  香港有所谓二楼书店,二楼书店多跻身于闹市中的二楼,图个铺租便宜,却成全了闹中取静的愿望。无论在旺角或铜锣湾,抬头就能在霓虹灯中找到书店招牌。狭窄的楼道口通往二楼——这就是具有浓郁香港文化特色的二楼书店。以出售流行读物、文艺书籍为主的田园书屋、以艺术、剧场、设计、当代文化研究图书为主的阿麦书房就是其中的代表。2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成了香港文化的一个坐标,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书,就像这座城市的人口一样,如此高密度的压迫感,而阿麦书房居然还能在这样的空间里举办文化活动,陈绮贞还在那面橙色墙下唱《花的姿态》,让很多文艺界人士在这里聚集,天马行空,高谈阔论,也实在要佩服他们高效的空间利用能力了。
  青文书屋也是香港著名的二楼书店。45岁的罗志华由1988年开始接手青文书屋,跟出版行业有关的范畴,他几乎都做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视野系列”,从找作者、编辑出版以至发行,他都一手包办。而青文书屋可说是文艺青年及作家的聚集地,但因为租约问题,于2006年8月31日结业。 
  爱书如命的罗志华遂把数以千计书籍暂时搬到合桃街2号一个约100平尺的分租货仓,继续经营等候机会再次开店,不料到货仓收拾时死于书堆中。
  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的出版业不发达。香港现已成为世界出版中心之一,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书展,是亚洲最大型书展之一,是香港每年夏天的一项盛事,吸引近百万读者前来参观购书。而香港出版及印刷业已经成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本土的图书销售额已占香港图书销售总量的50%。在数字出版方面,香港出版业呈现出三大特色:电子出版走内容为主体的软件开发道路;在数字技术和营销平台的搭建方面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水平;数字出版在教育领域发展迅猛,已成功进入中小学日常教学领域,近1/3教材用书实现了数字化应用。
  以两岸三地来说,香港的出版空间最小,图书出版公司数来数去也只有十多家,市场需求偏低,读者群的口味狭窄,出版社处于被动的状态,因而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出版社以出版童书、生活类图书迎合读者口味,纯文学或翻译小说主要还是倚赖内地、台湾出版社发力,版权竞争激烈。香港出版最大的问题可以用三个词语涵盖——读者、作者、市场。
  香港的出版社,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的,就像天地。
  1976年正式成立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最初出版一些时事评论方面的著作,部份当代西方思想普及读物﹙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等﹚,绍介新思潮﹔也出版一些翻译文学作品,如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政坛要人的回忆录﹙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等﹚﹔后来有於梨华的留学生文学,有亦舒、梁羽生的爱情和武侠小说,巴金的《家》《春》《秋》﹙后又出版《巴金小说全集》﹚,然后是李碧华和蔡澜加入,于是一年年发展壮大。
  这些年来,天地图书公司的宗旨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是流行读物,出畅销作家的畅销书,另一条是人文学科的著作,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心理、文学等。流行读物方面,亦舒的爱情小说系列已出到220多部、武侠名家梁羽生共有作品35部、古龙的系列有60部。李碧华的小说和散文迄今也有五六十部之多,而蔡澜的散文集积累下来,也高达60余部。另外一位值得重视的爱情小说作家李敏,她的作品由人间社出版,天地图书发行,李敏的作品也累积了30余部。
  《明报》是金庸创办的,他的小说自然成为明报出版社的吸金法宝。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即琼瑶的先生,旗下拥有众多知名作家,如琼瑶、张爱玲、三毛、倪匡、高阳、张曼娟、侯文咏、吴淡如、张小娴、李碧华等等,再加上翻译引进的米兰·昆德拉、彼得·梅尔、艾柯等作家的畅销书,足以使它们成为港台出版界的代表性机构。
  和内地一样,近年来香港传统出版社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香港出版从业者也为何去何从感到彷徨。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谋求转型,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坚守着香港出版的传统,当然,这不容易,在旁人看来热闹风光的出版业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艰苦付出。
  
陈冠中的双城记
  
  曾经创办《号外》杂志的陈冠中从香港搬到了北京居住了,觉得北京的文化氛围更适合他。
  他是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著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杂志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一套习见的角色去定位这个人。
 也许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这样,见多识广,游历丰富,但却不太张扬,无论干了多少也许很值得称道的功业,最后都总是好像甚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自从2000年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
  也许正是因为身处两地的关系,在两边,他都是个旁观者,这样才更能看出其中的端倪。他觉得两岸三地的中文大同小异,只是各自表述而已。
  当然其中差异性还是存在的:“香港在1949年之前广东以外的外省人并不多。太平洋战争前,这里才是一个100多万人的城市。1949年之后,广东以外大量的外省人来到香港,而且他们大都是文化界的人,香港的文化氛围就不一样了。这一批‘南来文人’对于建立香港的文化有很大功劳,他们把上海带到了香港,帮助了香港的建设。台湾也是这样,1949年有军队有政府过去,他们各省的文化就更强一点。台湾人对大陆的省份比香港人更清楚,香港主体还是广东人,他们一说上海就说他们是北方人,像我小时候就一直以为上海是北方,我们分不出省份的。台湾人对四川人、东北人他们都分得很清。香港人不太能分得出来,他们眼中只有广东人、非广东人,再就是外国人。”
  而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两岸三地的文化差异在慢慢缩小,香港在变化,而中国内地也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北京在创新,在吸收外来文化,而所有创新都是混杂的结果。陈冠中说所以现在北京的情况一定和外来文化、改革开放有关。1980年代之后的历史背景,在北京出现了大规模的波希米亚文化,北京聚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为了理想来到北京。他觉得这有点像西方的波希米亚文化,像19世纪的巴黎。他看到的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族群——波希米亚北京。
  这其中,就有香港文化的影响,不论是大众流行文化,还是小众波希米亚文化,两座城市,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能说谁强谁弱,更多的,是交流增多后必然的产物。
  
前卫文化逆袭主流市场
  
  正因为有陈冠中这样善于冷静反省的作者的存在,所以才让梁文道觉得:“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并不是它没有文化。不只有,而且很厉害。”
  化沙漠是这样一种状态:一片沙子,但其中有宝石,拿起来看,很漂亮,但是沙形成不了土壤,不会长出树来,而香港不是。
  “香港是个典型的大众社会。700万人,和一个北欧的国家差不多,说这个地方是弹丸之地所以搞不了文化是错误的。”梁文道对记者说,在梁文道看来,从广义上来说,流行文化当然也是文化:“文化雅俗的区分在后现代时期已经被颠覆。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是,大家都很同情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特别是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大家都认为雅俗的区分是一种霸权的产物,我们不应该瞧不起流行文化。但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反过来流行文化成为一种霸权了。任何人一搞小众的高雅的艺术就被人批评你是精英,你是古代的恐龙,会被人骂,脱离社会脱离大众。我认为你可以不歧视大众文化,但不能反过来就可以说精英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大众文化我感兴趣的不是它的审美价值,而是它的工业运作。真正良性的运作,大众文化是会促进非主流文化的生存的。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只能做独立电影,搞这样的电影是赚不到钱的,那么怎么办?你会发现会有一些基金会愿意投资,它们这样做是希望有一天你不会那么另类,你会变成大导演,它们觉得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为什么它们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好莱坞有这样一个隐形的楼梯,从独立电影起步,然后去圣丹斯这样的电影节参展,电影界的大亨就在那儿看片,看到有潜质的导演,就会给他机会。但香港不是这样,它没有阶梯。”
  尽管如此,在香港强大的流行文化之下,还是有一些小众的艺术团体能够存活,并且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荣念曾担任艺术总监的前卫文化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ZuniIcosahedron)。
  “荣念曾是实验艺术的祖师爷,”梁文道对记者说,“香港有两岸三地最早的实验剧场、独立录像、新媒体、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这个词是香港人翻译的,‘同志’这个名词是林奕华翻译的。在香港,有很多人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被大众认同。饶宗颐也在香港,但他们很孤独。”
  “进念·二十面体”成立于1982年,主要成员有荣念曾、李欧梵、林奕华、胡恩威、靳埭强、刘小康等人,其中有诗人、小说家、先锋戏剧导演、设计师,活跃于两岸三地艺文圈的漫画家欧阳应霁是“进念”成员,还有夺走多个填词大奖、与林夕不相伯仲的词人黄伟文,同为“进念”成员,不同行业的前卫之士聚集起来,一同逆袭主流市场,也成为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30多年屹立不倒,堪称香港文化的奇迹。
  跨界是他们最大的特征。1987年,林奕华与达明一派合作的舞台剧《石头记》成为进念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不仅观众人数创纪录,也首开请流行歌手加盟前卫艺术的先河。此后,不少进念成员相继参与了达明一派音乐创作,包括何秀萍、周耀辉、于逸尧、梁基爵等,他们之后亦成为杨千嬅、陈奕迅、卢巧音等新一代香港流行歌手的幕后功臣。还有“进念”的编剧魏绍恩也是电影《越快乐越堕落》、《蓝宇》的编剧,自《阿飞正传》起一直参与王家卫电影的制作。
  尽管孤独,但至少他们孤独的坚持证明,在被流行文化笼罩的东方之珠香港,也并非铁板一块,与强大的流行文化一起,各种思潮各种文化的冲撞融合,发出耀眼的火花,它的名字,叫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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