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读者的幸运
阅读提示：他们是华东师大出版社作者读者群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出版社和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和读者的幸运，也是出版社的幸运。
记者｜何映宇 实习生｜马庆隆
2012年春夏之间，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作家薛忆沩的五部作品，这成为了当年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在那五部作品中，薛忆沩认为最难出版而结果却出版得最为顺利的，就是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我听说王焰社长仅仅翻读了三五页原稿就做出了出版这部作品的决定。”这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了独特的惊喜和持久的激情。
与出版社结缘于非凡的鉴赏力而不是浅薄的功利心，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
“走出去”的薛忆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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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忆沩最初的出版经历给他带来的，多是负面的影响和消极的情绪。“我的第一本书是出版于1989年3月的《遗弃》，”薛忆沩对记者说，“它可以说完全是‘生不逢时’这个成语的注脚。而1999年出版的《遗弃》第二版和2006年出版的《流动的房间》虽然都有相当大的‘动静’，却没有让我看到自己能够靠写作为生的任何希望。直到《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单行本出版的时候，我才首次尝到‘版税’的滋味。那一年是2009年，我已经45岁。201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我已经‘背井离乡’整整十年了。我的身份依然漂浮不定，我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那五部作品的同时出版打破了我文学命运中的僵局。从此，生产关系不仅能够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还开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2012年至今的五年时间里，他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合作有了“可持续性”。五年里，他一共出版了十一本书。每年两本，连续五年。与此同时，从2014年到2016年，薛忆沩还连续三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提名。
2014年，长篇小说《空巢》和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的顺利出版让他对这种“可持续性”有了确信。他说，从此，一种生理现象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每年的初冬，我的创造力会自动抵达峰值，而到了初春，我自然会经历瓜熟蒂落的喜悦。”
除了宣传和推广，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功夫还体现在书的实体，也就是编辑和设计方面。薛忆沩称这些书是“全部的精装，一色的精品”。高水准的编辑和设计是这些书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的重要原因。
作为策划者，王焰社长本人就多次参加薛忆沩的活动。2012年7月初，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在文化处的会议厅为《与马可·波罗同行》做活动的时候，她亲自带着样书来到现场，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推荐语。2014年11月，在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现场投票之际，她上台对《空巢》做了有力的推荐，促使他的作品第二次入选“年度十大好书”。这些都让薛忆沩印象深刻：“包括王焰社长在内的出版社的所有同事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比如责编会将美编的所有方案都发给我，听取我的意见。”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薛忆沩，其作品也开始“走出去”。
基于《出租车司机》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去年在加拿大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它的法文版也马上就要出版。而稍前一些时候，基于《首战告捷》的“战争”系列小说在英文杂志以整期的篇幅推出。《空巢》的瑞典文版今年7月已在瑞典上市，他的作品瑞典译本的下一个译本也将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书中产生。《空巢》的英文翻译样本也应约提交给了兰登书屋。“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就是对前面提到过的那种‘非凡的鉴赏力’的肯定。”薛忆沩说。
“走出去”并不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的原初动机，但是，薛忆沩的这些作品以强劲的方式走向世界，却反过来证明了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眼光。
得天独厚的作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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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大学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作者资源方面的优势，很多华东师大的名教授，同时也是出版社的常客。 徐中玉、钱谷融、冯契、杨国荣、王智量等华东师大的教授都曾在学校出版社出版他们的著作。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童世骏教授也不例外。早在1989年，他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科学和艺术中的结构》一书，这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童世骏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一套‘真善美’丛书，是冯契先生主编的，我也参与了丛书的编写。这本书是我和一位同事合作编译的，作为丛书的一种收录其中。这套书的出版是由华东师大哲学系丛书编辑委员会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共同商量的结果。”
哲学专业本科教材《哲学概论》也是由童世骏和他的同事们在主编张天飞教授的领导下一起编写，并交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此外还有他与曹卫东教授一起编辑和翻译的《老欧洲新欧洲：“9·11”以来欧洲复兴思潮对美英单边主义的批判》。尤其值得一提的，在1994年，他与赵修义教授一起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一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1995—199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98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9年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而该书的责任编辑缪宏才，以及朱华华和陈丽菲等编辑，也给童世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童世骏在上海人民、北京三联等出版社都出过书，不过他觉得学校的出版社出学术书有它特殊的优势。编辑对学术和学者比较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纪念冯契教授，他们哲学系老师编过一套《冯契文集》，当时他们也想过，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呢还是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最后老一辈学者都认为，还是在学校出版社出比较妥当。“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华东师大的，主要还是考虑这套书在哪个社出最合适。”华东师大出版社以前出过不少杜威著作的中文译本，而且华东师大出版社以教育类图书见长，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才从中牵线搭桥将《杜威全集》交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童世骏有空时也经常去华东师大出版社的门市部买书。有一次，他在那儿看到了一套郑板桥手书的《四书手读》，觉得特别好，特别适合作为礼品进行国际交流，本身也有收藏价值，就买了一套送给他的外国朋友。他也关注到华东师大出版社六点分社的“经典与解释”系列，这么多，都是很小众的哲学著作，有这样一批编辑在坚守，很不容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优秀的学术书在国外是惯例，”他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这就是西方最好的出版社，在我们国家好像是综合出版社影响力更大一些，但其实大学出版社不仅在教材出版上，而且在学术出版上，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值得进一步发挥的。”
对学术和品质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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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袁振国教授开始了在华东师大的任职工作，不久后，他参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学术编译。而今，袁振国从一线讲师成为了华东师大教育学部主任，华东师大出版社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国内知名的高校出版社。他说：“华东师大出版社走到今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小规模的学校内部出版社，二是靠出版专一内容生存的出版社，三是打破教育图书范围的综合性出版社。” 回望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结伴而行的日子，袁振国想起1990年代编译一批西方教育理论丛书的经历：“那时候编‘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一开始是不赚钱的，但是我们要目及长远嘛。后来这系列书反响很好，又再版了。”这系列书总共22册，包含《教育组织行为学》《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等书，这些书包含了当时一批新锐的西方教育理论，它的编译和出版，留给了教育学界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这系列丛书后来也成为了行内经典。
研究之路不断，学术出版之步不停。多年以来，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教授主编的大量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研究书籍。如果说教育研究是华东师大的“初心”，那么以袁振国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学学者，就是为“初心”不断输送脉动的力量泉源。就在今年7月4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新一批“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系列立项名单，由袁振国主编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周年》被列为了重点项目。据悉，这套丛书预计明年出版发售。
那么多年，高校出版社确实长大成人了，不再满足于在自家院子里摸爬滚打。然而，脱离了靠高校哺养的襁褓，也应该守住高校的文脉根源。在袁振国看来，大学办出版社应该有对品质的坚守，没有质量，就没有立身之本。而成就一家优秀高校出版社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核心，就是对学术和品质的坚守。出版社就是学者的平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我们所看到的高校出版社承载的社会价值，已经不应再局限于早期政策放开所赋予的“市场平权”之上，它理应延续集合学术真知、服务上层建筑、启迪大众民智的使命，完成对学术高度和高校特色的回归。
同行在教书育人的路上
一本书的出版，成为联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1978年出生的吕新辉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图书的忠实读者，可以说，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图书影响了他的人生。 现在是浙江省慈溪市慈溪实验中学优秀教师的吕新辉，热爱教育阅读和写作，潜心研究教育教学，近年来在慈溪教育界崭露头角，2006年曾获得浙江省首届少年文学之星大赛园丁奖，多次被评为慈溪市优秀指导教师，并入选宁波市青年教师“卓越工程”培养计划。
为师，不可不读书。一位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背后，除了默默无闻的耕耘，也注定有着不凡的阅读积淀和思想求索。将近100本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基本构成了浙江省慈溪实验中学语文教师吕新辉的教育阅读史。长期的教育阅读，不仅让他更加从容自如地投身教育实践，也让他找到了自己职守教坛的幸福所在。
育，是班主任绕不开的话题，吕新辉在慈溪实中16年的教书时光，有13年在做班主任。然而德育究竟为什么、怎么做，吕新辉是在阅读和实践中慢慢找到的答案。“檀传宝的《浪漫：自由与责任》刷新了我对德育的认识，或者说成‘洗脑’才更合适。”他对记者说，早些年做班主任的时候，缺乏经验，管理班级严防死守，给学生做德育工作依赖苦心的“计谋”。“阅读过这本书后，我认识到德育有专业性、技术性，还有浪漫和自由的元素。” 灵活、科学、平等的德育理念，让吕新辉在与孩子们打交道时得到了心灵融通的满足，“教师的幸福感很大部分是靠德育来维系的，我会忘记学生的分数是多少，但能牢牢记住我和学生在经历初中三年的每一个成长细节。”
“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这是诗人郑振铎的诗《我是少年》中的句子，也是吕新辉最喜欢的一句诗。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里，他拿过各种各样的个人先进，文章多次上过《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和业内核心期刊，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征文活动中得过一等奖……然而在无数熠熠光辉的背后，即将到不惑之年的他，仍然像诗中那样，保有一份年轻进取、不懈求真的少年心态，也正如他名字那样，闪耀着新的光辉。“十多年来，最让我感到自豪的不是取得了多少荣誉，而是在青春期孩子的影响下汲取了很多成长能量。”在他的教育日记里，吕新辉这样写道。
讲述起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情缘，吕新辉毫无保留地表达着他对出版社尤其是“大夏书系”的感激和敬意。“我购买的第一本教育图书是《听李镇西老师讲课》，但当时为了教师‘尊严’还在抓分数，没能重点研读李老师的理念……后来我重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之路，发现除了升学率、平均分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外，难有可圈可点之处，从此我走上教育阅读与思考之路，‘大夏书系’也正式进入我的阅读书单。”
陈桂生的《教育闲评》、郭思乐的《天纵之教》、张文质的《教育是慢的艺术》、程红兵的《直面教育现场》、斋藤孝的《教育力》、佐藤学的《学校的挑战》、周斌的“课堂三部曲”、赵希斌的《好懂好用的教育心理学》、朱永通的《教育的细节》……吕新辉的书架上，列满了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大夏书系”的教育图书。他告诉记者，几年来，他读的华东师大出版社读物应该接近100本，“如果把书单列出，基本上构成了我个人的教育阅读史。”
业内有人说，“为师不可以不读书，读书不可不读‘大夏书系’的书。”“大夏”的一本本书，铺起了吕新辉前行的路，更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教坛中更多的先知洞见，使自己的步伐一步比一步更坚定地向前迈去。
2009年，《教师月刊》在“大夏书系”的基础上创刊，没有空洞的理论，没有乏味的事务性报道，每页铅字，都注满了教坛耕耘者鲜活的见闻和思考。吕新辉老师从中受益匪浅，每次和同事推介，都会说“这是一本把教师当人看的杂志”。杂志之于书籍，更像是一本活的指南，它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更新求变，伴着一代人的青春岁月，自身也会成长。
书伴人，也如人伴人。“从孩子们的青春路过，也是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路过。”在吕新辉老师眼中，孩子在经历青春年少，老师也能从中获得能量、体悟成长——诚然，对于一对互相依存的关系体，进步，都不会是单方面的受益。
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这种关系放置在一线教师和教育出版工作者之间，前者是“育人之人”，后者是“育书之人”：一面是教师把一线实践得到的经验和思考付梓出版，壮大教育出版事业，一面则是教育出版者悉心浇灌图书，滋养更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路上，他们会互相汲取养分，成就彼此的强大，最终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让孩子们更好更快地成长，也让教育工作者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出版领域中，有关教师读物也可谓任重而道远，因为一本教师读物的出版，改变的往往不仅是教师读者一个人。一本好的教师读物，能让教师和孩子乃至整个未来，都看到幸福的光芒。
薛忆沩、童世骏、袁振国、吕新辉……只是华东师大出版社众多作者和读者中的代表，他们是华东师大出版社作者读者群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出版社和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和读者的幸运，也是出版社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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