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灵活、求变、充满悟性……
阅读提示：这个大家庭的330多位成员，如今大都是80后的年轻人，他们灵活，求变，充满悟性，华东师大出版社未来的辉煌，正将由他们继续接力。
记者｜阙 政
从1992年算起，总编辑阮光页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奋战了25年了。可谁曾想，当年他还发过誓，绝对不买大学出版社的书。原来，他曾经是平面媒体的资深编辑，对文字非常敏感，当年他被华东师大的系里邀请去开课讲授《大众传播学》，却在买教学参考资料时，买到了一本错误百出的大学出版社书籍。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誓言”，当被组织上安排加盟华东师大出版社之初，他就暗暗下定决心，要将图书编校质量视作产品的“生命线”。
图书畅销的秘密，在于“活”
在二十年前担任社长助理兼总编办主任期间，阮光页最先拍板的决策就是——狠抓质量检查。
“人的知识点和注意力都是有盲点的，图书付印之前，从内容到形式，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图书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时代，但阮光页对于图书质量的把握，却和一般的严抓不同，而是有抓有放，非常灵活。
“要合规，合理，合情。”阮光页告诉记者，“譬如，文科类图书和理科类图书就不一样，文科有文科的约定俗成，要分类处理，文科类作品可能语言文字更加鲜活；又譬如，老作品不能用新规定，鲁迅的白话文有那个时代的发展痕迹，一律改成当下的“规范”表述，是新手编辑的误解，是不允许的。再譬如，一些意思重复的双音节词，到底是用‘涉及到’还是‘涉及’？要怀着包容的心态，视情况而定，不能过于刻板。”
阮光页还曾在业内专业杂志《编辑学刊》上发表了论文《论编辑的“编界”与质检的“罚点”》，受到业内关注。所谓“编界”，指的即是改稿时改什么不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而“罚点”，则是图书质量检查罚什么不罚什么、怎么罚的问题。
“我们发现，当今出版社的编辑在审读与编辑加工中，存在许多纠结和压力。从浅层看，压力来自书稿的语言文字与标准、规定、词典之间在发生抵触冲突时编辑如何取舍、定夺。而从深层看，压力来自编辑在坚持多就少改、变通灵活、保护文化多样性与编校质量检查依标准、规定、词典而扣分之间何去何从的心理矛盾。”觉察到这一点的阮光页，牵头编撰、出版《华东师大版质量检查补充办法手册》。在手册里，他设计了许多具体可操作的做法，比如：制定“社推荐标准”，免除编辑纠结之苦；该严则严，对极其严重的差错创设“一错毁书”类别；该宽则宽，对质检标准创设“约定俗成”标尺等等。
在阮光页看来，语词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从民间口头到大众传播，再到词典收录，这是让语词“活”起来的最佳途径，辞海之所以不是死海，正因为它有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图书出版也正是促使语词从民间走向官方的途径之一，“编界”与“罚点”之间，应该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的柔性关系，而不是此是彼非的刚性关系。因此，在手册里，他还特意绘制了一张“编界”与“罚点”关系模式图。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让出版“活”起来，小到一词一句，大到图书的底气、出版社的自信，唯有“活”，才能让图书出版变得充满创意，而不是处处匠气。
出版社持续向好，在于“变”
创社60年，一个甲子的时光过去，华东师大出版社依然是全国出版界一块响当当的牌子，这背后的艰辛，足以书万言，但归根结底，又只是一个字：变。
社里的许多老同志还记得，以前的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主要完成教育部和高校的出版任务，每个编辑领着自己的固定月薪，没有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也正是在这一年，社里组织去苏州东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后来，这次会议成了社史上著名的“东山会议”。东山会议的核心，就是“变”——变等稿上门为主动策划、组稿，变固定工资为奖惩分明。“鼓励每一位编辑自主策划，走出门去组稿，还给他们安排了年度策划任务，完成的有激励——如果你策划的图书在社会上拿了奖，出版社内部再给你‘加奖’，这是社会效益的体现；如果你做的图书畅销，可以有效益提成，这是经济效益的体现。”
8年后，2000年，出版社又召开了“大连会议”，进一步将编辑队伍分化成为策划组稿编辑和审读编辑，发挥不同编辑的长处，让适合策划的编辑腾出手来，专攻策划组稿，擅长案头工作的编辑分流为审读编辑。与此同时，社里还从兄弟社与华东师大学子中筹建了一支外编外校队伍——因为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那一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图书种类已经超过了1000种。
更大的变革还在后面。2008年，注定了是载入社史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前，华东师大出版社有着出版行业通行的组织架构，主要分为编辑、发行、印制等若干个部门。但是这样的管理方式似乎已经跟不上出版社发展的需求了。一方面，随着产品结构的丰富、规模的加大，编发矛盾日益突出，销售员关心自己的业绩，最愿意发行的自然是经济效益突出的图书，而另一些社会价值大于经济效益的书，则很难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当时的出版社里，新入职的年轻员工已经赶上了事业编制的老员工，但很多人受制于企业编制，与老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年轻的编外员工也很多，这就导致了：年轻人觉得自己像二等公民，有的人因此跳槽了。
势在，不得不“变”。与其被人赶着变，倒不如自己主动变。2007年，出版社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在时任社长朱杰人、书记戎甘润的带领下，全社率先完成了转企改制。改制以后的出版社，由上至下进行了一次体制机制和组织架构的重大调整——将市场销售人员根据双向选择结果，划分到每一个产品部门，而原先的5个产品部门，也变成了5个分社，各有自己的领导人：分社长。
这样彻底的改革，自然不会一蹴而就，前后经历过许多磨合，甚至有阵痛。社长助理王京在社里分管市场业务，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各个销售员各忙自己的产品线，还出现过一起在同一家新华书店推销产品却互相不认识的现象。但随着体制改革慢慢实现了它的初衷——充分发挥人员的积极性——因为有了专属的分社，销售员对自己的产品也越来越熟悉，一些新的产品线，比如少儿、人文社科，都开始勃兴起来。次年，少儿类图书就成立了新的‘学前教育分社’，最有代表性的‘美慧树系列’，到今天已经陆续出版了96本。”
如今的副总编张俊玲在2008年曾是分管人事和行政的副社长，她还清楚记得近10年前那次变革的不易：“那时候出版社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几种身份人员并存，矛盾越来越突出。社里请来专业的咨询公司做方案，经过调研访谈，对所有在编员工的前三年收入进行分析，最终设计了全新的薪酬体系。它打破了原有的以编制定薪酬的方法，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定岗（编辑、销售、行政、管理），定编（3-6个等级），全社上下薪酬标准统一，并制定了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旨在促进全社业绩增长。”为适应实际情况，改革之初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让每一位员工都更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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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财务的副社长戴琼正是在这次改革的过程中加入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她对此也有切身的体会。出版社持续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向现代企业迈进。
2009年，出版社又聘请专业软件公司，由IT部门会同社内各部门设计了“ERP企业管理系统”，其中，编辑、印刷业务当年上线，而发行和财务等业务也在2011年实现了全部上线，并与编印业务贯通。
“有了ERP系统，最大的好处就是将图书编、印、发各环节的信息归集到一个平台上，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全流程管理，方便数据使用者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并进行全方位的风险防控。譬如出版社对所有客户进行信用管理，一旦发现超过授信额度，系统就会自动停止发货，进行预警提示，降低了坏账风险。”戴琼告诉记者，“出版社一直在探索‘业财融合’，一方面让财务熟悉业务，贴近业务；另一方面让业务人员学会使用财务数据，优化决策。财务把整合分析过的数据反馈给分社，编辑据此调整加印节奏和数量。这样的融合对于图书出版的精准判断是非常有好处的，不仅可以减少库存积压，也避免了由于对市场预估不足而铺货不到位的现象。”
一个编辑的成功，在于“悟”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就说2008年的“分社制改革”，让策划编辑从繁重的审读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投身于策划组稿，这本是一个刺激效率的创举，但不久他们便发现，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图书编辑还是不应该完全脱离审读编校的具体业务。
“完全脱离审读会有几个缺点：首先是编辑基本功能的退化，尤其对于新入社，此前没有什么审读经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变得像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那显然是不行的。此外，图书编辑不是一般的工作，它有自己的逻辑性、专业性，一个编辑对书稿的价值判断，如果缺少了对内容、表述形式的把握，就很可能产生偏离。”阮光页介绍道。
因此，近年来，审读编辑和策划编辑又重新融合到了一起。“策划编辑要操作一些具体的作品审读；审读编辑也要求他们参与组稿，从给他们一些半成品，让他们完成文字、配图开始，了解作者的背景和成书过程的来龙去脉，从而增加他们对于作品的深层了解。”阮光页表示，“就拿《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的出版来说，策划编辑是最了解内容的，他要和文字编辑与校对等人确定修改加工的尺度，尤其对于年轻人中间流行的火星文、网络语言，年长的校对因为思维方式不同，可能很难了解，但千万不可采用千篇一律的加工方式。至于装帧方案，也需要编辑去和美编乃至社外的设计师沟通，一起来完成。”
阮光页常说：出版无学，但又处处都是学问。“从前是师徒式，手把手的教。现在，我们锻炼新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全方位地参与图书出版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不单单是确定选题、物色作者、沟通内容等‘老三样’，还要参与编辑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和营销策划。我总是认为，一个好编辑的关键，就是一个‘悟’字。”
“全方位”编辑的好处，很快就体现在了产品中，华东师大出版社与北京“奇文云海”文化有限公司合作的图书，屡次因为不凡的装帧设计，获评“中国最美的书”。对于年轻的新编辑，除了安排带教老师和必要的轮岗、培训之外，最重要的是，出版社始终坚持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鼓励创意的环境。
80后编辑顾晓清对书籍有不少设想，出版社都会给予她较多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选题规划。她策划的“谜文库”系列丛书，致力于呈现每部作品的个性，进行“创造是个谜案，写作者得密令而行”的探索——在进行品读古诗与诗人的书稿策划时，她没有追逐热度作家，反而另辟蹊径地约请了沪上诗人、文学评论人张定浩，将他散落在杂志、网站上的单篇一一串起，并一反市面上同类书籍精装硬皮的做法，取“君子佩玉”的意象，进行烫珍珠白设计，成就了如今口碑销量双佳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一书。有读者兴致勃勃写下点评，“因为好读、耐读，在高铁站读得津津有味，钱包被偷了也浑然不知。这算是读过成本最高的书了”。.jpg)
在编辑传记《迈克尔·乔丹与他的时代》、随笔《三国志异》、小说《樱桃青衣》等作品时，顾晓清也抓住每本书与众不同的特点进行策划，有些甚至是进行与互联网产品的跨界合作。同时，她也经常在书籍的装帧上与多家纸厂反复沟通，再三揣摩，选用不同气质的纸品、色号，指向读者内心极微小又难以言喻的美妙力量，以期让阅读得到更细致的感受。
华东师大出版社曾对员工进行过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于单位的期望。而结果显示，除了福利待遇、激励机制，员工最在意的，还有编辑一本好书带来的成就感，以及职业发展的上升通道。为此，华东师大出版社有针对性地设立了近10个奖项，譬如：贡献总社奖、最具影响力图书、畅销图书奖、最佳审读与编辑加工奖、金点子奖、优秀服务奖、最佳管理奖、创意营销奖等等，通过各种创新激励，进一步激发员工的事业激情。
这个大家庭的330多位成员，如今大都是80后的年轻人，他们灵活，求变，充满悟性，华东师大出版社未来的辉煌，正将由他们继续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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