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临床科研“潮头”“研究型医院” 的引领者
阅读提示：作为中国医疗领域的‘国家队’，中山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必须领先，不仅是国内领先，同时还要代表‘国家水平’，在国际上争创一流，最终使老百姓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特约记者｜黄 薏
在中山医院，医生要不要做科研，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成为一家“临床与科教同行、务实与创新并重”的研究型医院，是中山医院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国家对中山医院的期望；而做一名“既懂临床、又懂科研”的“研究型医生”，是中山医院对每一位医生的要求。
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常说：“好的医生不能只低头看病，还要潜心研究；好的医院也不能只做好临床，还要通过科研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作为中国医疗领域的‘国家队’，中山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必须领先，不仅是国内领先，同时还要代表‘国家水平’，在国际上争创一流，最终使老百姓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作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之一，中山医院在8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将科研作为医院的核心工作之一，始终走在中国临床科研的最前沿，是中国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代表之一。
80年来，中山医院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台人工心肺机；国内第一台套筒式人工肾透析机；国内第一例心脏直视手术；国内第一例异体肾移植；国内第一例真丝人造血管移植；国内最早开展超声、心电图和肺功能检查；国内最早开展低温麻醉……
中山医院拥有为数众多的“重量级”领先学科和研究中心——18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3个教育部重点学科、3个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个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2个上海市重点学科、3个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重点学科、12个上海市医学重点学科、8个上海市研究所、13个复旦大学研究机构，彰显了中山医院强大的临床科研实力和创新发展动力。
近十余年来，中山医院的科研工作更是驶入了“快车道”。医院获得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数量、科研经费总额和获奖数量均屡创新高。自2007年以来，中山医院共获得科技部“973计划”“863计划”、国家支撑计划、重点研发计划及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创新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各类省部级人才培养项目等，年均科研经费达1亿元，发表SCI论文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自2006年起，中山医院共获得国家奖8项、省部级奖项55项，申请专利387项，专利授权256项，国际专利授权8项。在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发布的“上海市35家三甲医院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上，中山医院连续三年蝉联榜首。
作为中国研究型医院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中山医院交出了一份充满激情与荣光的“科研成绩单”。而在这些骄人的业绩背后，是中山医院对于科研工作的持续投入，以及所有中山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
科研创新：是传统，更是责任与担当
在中山医院，科研创新是一种传统。早在建院之初，中山医院的前辈们就已将“创新思维”与临床工作紧密结合，用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和创新技术，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1950年，中山医院沈克非首创直肠折叠术和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与史玉泉共同完成国内第一例脑胶质瘤开颅切除手术；1953年，中山医院胸外科施行国内首例体外循环分流术；1955年，中山医院普外科率先在国内开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麻醉科在国内首先开展静吸复合全麻、支气管内麻醉、硬膜外阻滞和连续硬膜外阻滞麻醉；1955年，中山医院吴绍青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肺功能实验室，并与上海医疗器械厂协作研制成国产肺功能检测仪，开创了我国肺功能研究的先河；1959年，中山医院吴肇光率先在国内实施规则性肝切除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959年，中山医院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1968年，中山医院心外科石美鑫与心内科陈灏珠合作安置了国内第一台埋藏式人工心脏房室传导起搏器……中山医院老一辈医学科学家们的创新精神为推动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中山医院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山医院，创新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中山医院的科研工作始终与临床密切相关。病人的需求，就是“中山人”科研创新的动力；为病人服务，才是“中山人”科研创新的终极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肝癌患者数量多，医疗底子薄。中山医院肝外科汤钊猷领衔的《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课题组，通过动态分析甲胎蛋白诊断无临床症状的肝癌，在国际上首先提出 “亚临床肝癌”理论，实现了肝癌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将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提高到70%，荣获1979年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及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肿瘤转移是导致肝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防治肿瘤转移是癌症研究的重点，也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针对当时国际上无“癌转移模型”可用的现状，中山医院肝外科汤钊猷教授领衔的《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的建立及其在肝癌转移研究中的应用》课题组，根据肿瘤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学说，认为“种子需要适应土壤才能生长，而改变土壤也能改变种子部分生物学特性”，据此创建了三项建立动物模型的关键技术，建成了高转移人肝癌裸鼠模型、高转移人肝癌细胞系（经78次探索才获成功）等具有不同转移潜能和不同转移靶向的“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目前，该模型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基础研究和药物筛选，并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晚期肝癌的治疗方面，中山医院肝外科樊嘉教授领衔的《肝癌门静脉癌栓形成机制及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课题组，在国际上首创门静脉癌栓的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率先系统阐述了肝癌门静脉癌栓的形成机制，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使晚期肝癌患者从“不可治”变为“可治”，将以往平均生存期只有三四个月的肝癌门静脉癌栓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了10.2%，荣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探究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防治策略，樊嘉教授领衔的《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防治新策略及关键机制》项目，从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相关机制研究入手，最终形成术后免疫抑制状况科学评估、抗复发转移免疫抑制方案的制定、术后复发转移预测体系的建立等贯穿于癌肝移植全过程的个体化、规范化防治策略，显著提高了肝癌肝移植的疗效，荣获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中山医院肝外科团队还率先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上海复旦标准”，使超出“米兰标准”的肝癌肝移植病人术后2年生存率提高了26.7%；完成了全球首例“废弃肝”肝移植、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中国首例经典劈裂式肝移植术等创新技术，让众多病人重获新生。
中山医院心内科科研团队在中国科学院葛均波院士的带领下，科研创新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对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已经发生心肌梗死的患者而言，及时植入支架、重新恢复血管通畅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金属裸支架（BMS）存在术后血管再狭窄率高（20%左右）的问题，药物洗脱支架（DES）则存在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死亡率高达40%）的隐患。为克服传统冠脉支架的缺陷，葛均波院士领衔的《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洗脱支架的研制》课题组历经10余年科技攻关，于2011年成功研制了“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洗脱支架”，实现了对药物涂层支架的技术改良和性能优化，打破了国外产品长期垄断国内市场的局面，荣获2011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目前，该支架已在全国超过900家医疗机构应用，平均每年有超过8万例冠心病患者因此获益。同时，由于该支架的价格明显低于进口支架，故每年可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12亿元左右。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支架已“走出国门”，出口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多国。
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结直肠癌的患病率逐年上升。针对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发生率高的问题，中山医院普外科秦新裕教授领衔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项目组，创新性地建立多学科团队，从预防结直肠癌肝转移发生、手术切除肝转移灶及综合治疗方面开展系统研究，显著提高了结直肠癌的疗效，社会效益显著，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制度保障：科研创新的“孵化器”和“助推器”
“目前，我国医疗技术的原创性还很弱，很多疾病诊治的规范或指南都不是由我国牵头制订的。因为我们缺乏临床研究，没有相关循证医学证据，所以在国际上不能使大家信服，不能被国际同行所认可，写不了规范、入不了指南，这样的现状必须改变。中山医院作为‘国家队’，不仅要做好临床，更要做好研究，要成为一家‘研究型医院’”，樊嘉院长如是说。
当前，医学上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难以治愈的疾病，将基础研究与临床密切结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进行深入的基础研究，再将研究成果尽快应用于临床，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的最有效途径，也是一家研究型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方向。
在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研究型医院”这个目标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中山医院在鼓励创新，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仔细考量、科学规划、长远布局，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特点，通过建立高效率的科研平台和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鼓励临床医生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时，中山医院也为自己设立了严格的评价标准：最新的技术与方法是否率先诞生在中山医院、最新的思路与理念是否率先出自中山医院、科研成果能否尽快转化并应用于临床。
近年来，中山医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创新的措施：医院每年在科研方面的投入超过4000万元，用于各个实验室、研究中心的经费支出，人才培养，公共科研平台的设备更新和维护，科研成果奖励，以及科研基金、创新基金项目等；在人才引进、学科建设、论文发表奖励、课题配套经费、成果转化奖励等方面，医院也加大了投入；医院还将“科研评分”引入医生的绩效考核，并在职称、职务晋升上加大了科研工作及新技术应用成绩的比重。
2015年，充分利用中山医院临床医疗和学科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和影响力，以“整合跨学科、跨领域的临床科学研究和资源，加速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创建以临床医院为主体的新型科研管理模式”为目标的综合性科研平台——中山医院临床医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山医院临床医学研究院，整合了以中山医院为依托单位的国家级、上海市和复旦大学的4个重点实验室、21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以及3个工程中心的技术力量，使医院各个学科、各个科研团队在临床医学研究院的统一管理下沟通与合作更加便利，科研人员、科研单位、科研项目之间的资源分配、信息分享、技术合作等也将实现“效益最大化”。此外，临床医学研究院还建立了公共实验室和实验研究平台，包括组织样本库、实验动物中心、新药临床试验机构、分子细胞生物学和精准医学实验中心平台等，为所有临床医生提供科研平台和技术支持，既保证了科研质量，也提高了科研效率。
成立于2013年11月的“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与器械”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中山医院3个工程研究中心之一，以心血管支架系统、结构性心脏病介入器械、肾交感神经消融、新型生物材料和组织工程修复，以及微创心外科器械五个领域为重点攻关方向。工程中心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与全国多家医疗器械龙头企业及重点高校进行了深入合作，走出了一条强调产、学、研、医结合的医疗器械创新模式，已成为国内享有声誉的心血管介入器械研发基地。
“十三五”期间，中山医院将进一步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尤其是转化医学研究平台的建设。规划中的转化医学中心将包含精准医学实验室、细胞治疗研究中心、生物大数据中心、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研究平台、先进医疗器械转化研究平台、生物标志物转化研究平台、医用先进材料转化研究平台，以及300张临床研究病房等。
人才是科研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医院的宝贵财富。近十年来，中山医院共培养国家级人才13人次，省部级人才110人次。未来，中山医院将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以“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为代表的高水平人才，为医院的未来发展储备更多临床、科研“双优”的复合型人才。
“中山诺贝尔奖”：让科研创新成为一件“乐事”
金字塔的高度，取决于底座的面积；科研的高度，与医院的科研氛围息息相关。为鼓励每一位医务人员勤于思考、乐于创新，中山医院自2015年起每年评选“临床新技术应用推广奖”，并将评选结果纳入科室的绩效考核，还加大了奖励力度，引导科研、教学工作回归临床。
在中山医院，每年的“临床新技术应用推广奖”评选，就像是一个节日，不时有“脑洞大开”，让人眼前一亮、拍案叫绝的创新技术出现，可谓中山医院科研创新的“诺贝尔奖”。
2015年，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周平红教授团队首创的“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获得中山医院首届临床新技术应用推广一等奖。该技术创新性地利用消化道黏膜和固有肌层之间的空间建立“隧道”进行操作，对源于固有肌层的消化道黏膜下肿瘤进行治疗，手术时间短（最短25分钟）、创伤小，患者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充分体现了“微创治疗”的优越性，为广大病人带来了福音。
这些年，中山医院每年有40余项创新技术应用于临床。除“得奖大户”内镜中心外，心内科葛均波院士团队的“延长指引导管技术在复杂冠状动脉病变经桡动脉径路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心外科王春生教授团队的“微创心脏瓣膜手术、心外科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I）”，血管外科符伟国教授团队的“复杂主动脉病变腔内治疗方案的优化”，普外科许剑民教授团队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精准治疗”，消化科联合内镜中心陈世耀主任医师团队的“改良组织胶治疗胃静脉曲张”，普外科刘厚宝主任医师团队的“多镜联合技术在胆道结石治疗中的应用”，检验科潘柏申研究员团队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检测技术”等，都曾上过“中山诺贝尔奖”的“榜单”。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一切为了病人
医学科研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要打破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促进人类健康的具体措施。作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中山医院每年都会涌现一大批具备学术创新价值的临床医学创新。如何快速、有效地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真正造福病人的产品，成为医院高度重视的问题。
早在2008年，中山医院就在科研处成立了成果管理科，由专人负责知识产权项目申报、管理和转化，更明确了奖惩条款。为了方便和鼓励医务人员申报专利，成果管理科尽量简化临床一线人员申报专利的流程，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发明人准备申报材料，既保障发明人和医院的利益，也大大节省了医务人员申报专利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管理与科研处其他工作紧密结合、统一管理，不但能确保高质量专利项目及时申报，而且有助于帮助重点项目形成系列知识产权科研产出。
近十年来，中山医院专利申请数量逐年上升，2016年专利申请已突破百项，专利授权近50项。在专利转化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领先于上海的其他兄弟医院，截至目前，已成功转化专利22项，转让签约总金额逾2000万元，不但为医院和发明人创造了经济利益，而且真正让中山医院医务人员的智慧造福病人，同时大大扩展了医院的学术影响力。
主动脉瓣疾病是一种常见于老年人的严重心脏疾病。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是治疗主动脉瓣疾病的微创新技术，但目前上市的器械只能用于治疗主动脉瓣狭窄，尚无经外周动脉途径植入的医疗器械。2016年3月，葛均波院士团队将发明专利“一种经外周动脉途径植入的主动脉瓣环系统”成功转让给杭州启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该专利所涉及的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填补了心血管介入领域的空白。若能成功转化成产品，将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尖瓣反流是常见的心脏瓣膜病。严重二尖瓣反流会引起左心室扩大，最终会导致左心衰竭、房颤和肺动脉高压。外科手术（瓣膜修复或置换术）是治疗二尖瓣狭窄的唯一有效方法。然而，外科手术创伤大，需要体外循环，术后恢复期也很漫长，令许多高龄、高危患者“望而却步”。2016年9月，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院士团队将国家发明专利“一种瓣膜夹合器”成功转让给苏州拓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葛均波院士团队的这项发明具有微创植入、成本低廉、操作简单、预期效果良好等优点，有望成为拥有自主产权、立足国内、走向世界的治疗二尖瓣反流的介入器械。
2016年12月，董健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种可降解自锁定颈椎融合器及其制备方法”实现了专利转化。与目前常规使用的金属或高分子材料聚醚醚酮（简称PEEK）椎间融合器相比，该颈椎融合器具有良好的体内生物相容性，能维持固定所需的强度，不需要外加钢板螺丝钉，且在骨融合完成后，融合器会被降解吸收，不再留存于体内，达到完全的生物学融合。在手术过程中，不需同时暴露多个颈椎节段，减少了损伤食道气管和神经等并发症的可能性，尤其适合多节段颈椎疾病，体现了手术微创化的理念。避免了以往类似手术的许多并发症，达到了“真正造福老百姓”的目的。
科研创新：永远在路上
中山医院院长樊嘉经常提到的一个理念是：科研创新，不进则退。正是这种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使中山医院始终站在科研创新的“制高点”。
2006年，中山医院心内科团队启动完全可降解支架的自主研发工作。从原材料筛选、制作工艺开发、早期设计成型、材料配方优化改进、大规模动物实验验证，于2012年成功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完全可降解支架（Xinsorb生物全降解冠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该支架采用完全可降解聚乳酸类高分子材料为骨架，表面喷涂的控释涂层为携带雷帕霉素的可降解高分子材料。与金属支架相比，完全可降解支架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在植入后的2～3年内完全降解，血管内去除了致炎症性物质，可以减少再狭窄和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风险，而患者体内也不会存在一个永久性的植入物。目前，该支架已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中山医院肝外科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肝癌患者到医院寻求帮助时已属晚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为了找到比“甲胎蛋白”更为敏感的早期肝癌标记物，樊嘉教授领衔的中山医院肝外科团队与复旦大学病理系合作攻关，在肝癌患者血浆中筛选出由7个微小核糖核酸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只要抽取患者1毫升血液，经过7种微小核糖核酸组成的诊断模型分析，就能检出直径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准确率接近90％，对甲胎蛋白阴性的肝癌的诊断准确率高达88％。目前，该诊断试剂盒已被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并完成了临床补充试验，相信很快就能获准在临床应用。
樊嘉教授团队还在研究一项“CTC捕获仪器”（循环肿瘤细胞捕获仪器），在外周血中检测循环肿瘤细胞，以了解肿瘤是否容易复发。目前，相关仪器和试剂正在申请注册和批准过程中，一旦应用于临床，将有望突破肝癌易复发转移的诊治瓶颈。
回首过去，“中山创新精神”始终如一，“中山人”探究疾病真相的脚步从未停歇。展望未来，站在“科研潮头”、勇攀“创新高峰”的中山医院，必将开启研究型医院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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