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管理需要一场变革
阅读提示：师范教育必须来一场革命，面向实践需求，回归常识。
记者｜姜浩峰
“北京警方已公布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最新情况。近期发生的幼儿园虐童事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幼儿园仍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落实，执行不到位的问题。”11月30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回应了有关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一事，并表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立即下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专项督查，并且派出督察组分赴地方开展抽查。
仔细点数田学军所说的检查重点，主要在师德师风建设领域。如果发现问题怎么办？田学军的回答是：“立整立改。”对于教育部接下来的举措，田学军用了八个字——“实而又实、严而又严”。
专项督导也好，重点检查也罢，无疑针对近期多地发生幼儿在园受侵害事件。这样的督导和检查，确实是及时雨，很有必要。但在督导、检查之后，如何建立幼儿园管理的长效机制？如何在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情况下，办好当下的幼儿园教育？无疑是题中之义。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上海师大教授王正平坦言：“在师资培养和中小学、幼儿园管理上，如今我们要恢复优良传统，融入时代特征，要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一些年，我们幼儿园管理受到一些教育产业化理念的影响，走过一段弯路，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一些从教者无德、缺德、失德。如何建构科学合理的，与时代契合的幼儿园管理体系，恰恰是如今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任务。”
在过去几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战略任务。王正平认为，这一长期的战略任务，之所以把师德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确实是因为立德树人乃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首要要求。而幼儿教师的选拔，在各级各类教师的选拔中，是否具有高尚的师德，尤其是重中之重。
教育管理之缺
红黄蓝幼儿园，脱胎于1998年成立的红黄蓝教育机构。那正是教育产业化概念初起的时段。今年9月，红黄蓝在美国上市，成为截至目前国内第一家独立上市的以幼儿园运营为主业的学前教育公司。
这生意，确实是好生意、大生意。
与红黄蓝类似，近日暴露出有虐童问题的某第三方托管托儿所，亦属于民营机构。其举办托儿所期间，并没有获得教育机构批准的办学资质。一位曾在教育主管部门任职者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尽管该民营机构没有获得办学资质，表面上看教育主管部门无需担责。但往深层次看，多多少少，教育主管部门是存在缺失的。既然它没有办学资质，那又是如何让它开办下去的呢？教育主管部门肯定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当初哪怕给出风险提示也好！”
王正平教授告诉记者：“之前一段时间，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似有不足，甚至可以说走过一段弯路——公办幼儿园的比例越来越小，对民办幼儿园的发展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和引导。”
回顾历史，1990年代以前，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机构都算作福利性机构，许多地方由各企事业单位举办，由各单位经费来支出。以比较典型的“除了火葬场啥都办”的铁路局为例，当年的铁路小学、中学、中专、技校等，其上级主管单位为铁路局教育处。而幼儿园、托儿所，则大多是各分局下辖的一些生活管理段所属单位。
就政府层面来说，许多城市只举办有限的示范性的幼儿园。
1952年，教育部颁发《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的任务之一，是“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直到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亦规定，幼儿园的任务既是对幼儿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同时为幼儿家长安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便利条件”。
从早年的文件中可见，学前教育在解放劳动力，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曾发挥过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199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各企事业单位的学前教育机构逐步剥离。许多幼儿园面临的情况是——教育主管部门只接手了大、中、小学校，学前教育单位则被推到市场。这一阶段，一些原本的公办幼儿园转为民办，甚至至今仍有打着街道、镇前缀的幼儿园，实则早就成为民办园。
另一方面，尽管学前教育并非义务教育，但随着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家庭教育方式的改变。许多地方过去并不是所有家庭都会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即使京沪等一线城市，当年的幼儿园入园率也没有今天这般高。而如今，由国家层面推动，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全国各地一种趋势。
从数据来看，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 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只有74%。去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77.4%。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计划到2020年时，中国将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说：“市场需求急剧上升，加上法律和政策也开放，于是大量机构进入这个领域，私立幼儿园数量越来越多。”
曾长期担任上海市实验幼儿园园长，现为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幼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的邵乃济女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过去没有强调每一个幼儿必须要去幼儿园，现在，以上海为例，政府对幼儿入园率有要求。而上海面临的情况是，随着‘80后’那一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进入婚育期以后，又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来到，这两年入园适龄儿童增加，加上二胎政策，包括要给外来务工人员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如此等等，导致了公办幼儿园资源紧上加紧。民办幼儿园、机构瞅准商机，纷纷举办起来。”
在邵乃济看来，尽管一些民办幼儿园有相当不错的办园特色，成为公办学前教育的重要补充，但确实有一些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看准的只是商机、市场，并不懂办园之道。“孩子有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孩子调皮捣蛋的情况本身非常容易发生。如何应对？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可新入场的幼儿园举办者、园长、老师，很少有幼教专业人士。”在商言商，这些民办机构、幼儿园，尽管有的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有着华丽的报表，可它们是否真正懂得幼儿发展规律和办园之道呢？
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明确幼儿教育事业领导管理职责分工的请示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幼儿教育既是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预备阶段，同时又是一项社会公共福利事业。”1997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中提出——“幼儿教育既是教育事业，又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1996年，在正式推行的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和2003年十部委《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都明确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举办幼儿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然而，如今诸多私立幼儿园，已经到了上市公司的阶段。私立幼儿园之收费，则往往随行就市。今年以来，在上海，不少私立幼儿园的月收费纷纷破万。有的园年涨幅达到78%。尽管这些超高收费的幼儿园往往本身也面向高收入阶层，且一席难求，但其是否有违学前教育之初衷？确实值得探究。
而对于另一些只是做公办园拾遗补缺工作的私立幼儿园，其老师和保教人员的收入过低，导致了劳资矛盾冲突。在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披露，北京私立幼儿园很多老师的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好一点的能到4500元以上。公立幼儿园没有编制的老师收入也不高。“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她们需要一个宣泄口，这个时候就面向了孩子们。”有评论如此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工作。他建议，学前教育亟需通过立法、建立公平的机制等方式消除歧视、遏制乱象。在公共财政不足以完全承担学前教育责任的情况下，关键是要扩大受益面，让所有的幼儿园、所有的孩子平等地享受政府公共财政的补贴。在公办园不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向政府认可的民办幼儿机构购买服务，同时政府也应补贴非营利性民办园，降低其成本和收费，还应减免企业税费，鼓励提供或支持幼教服务的企业，让公共财政通过多种途径平等惠及所有入园幼儿，彻底解决学前教育事实上的“双轨制”问题。
单纯以红黄蓝幼儿园之事为例，当事件发生后，北京朝阳区政府立即约谈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举办者，依法启动追责程序，责成举办者按程序立刻免除幼儿园园长职务，并将根据案件调查结果，严肃追究幼儿园及相关人员的责任。之后，经查，朝阳区教委主任肖汶、副主任付琳，存在对民办教育机构监管缺失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科长韩斌，工作中存在失察失责、履职不到位的问题。针对以上情况，朝阳区纪委、区监委决定对上述责任人员予以立案调查。可见，教育主管部门的缺失，确实是存在的。
教师培养之殇
除了民办机构、私立幼儿园缺乏专业人才以外，公立幼儿园的师资缺乏，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做了三十多年幼儿园园长的邵乃济表示，长期以来，在幼儿园工作的真正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老师，都显得数量不足。
“在人口出生低谷阶段，上海也曾经将孩子的入园年龄下探到2岁。那时候，显得师资力量稍强。但到了人口出生高峰，近些年来，大多数幼儿园无力举办托班。而就老师来说，大量非师范生进入幼教行业，以弥补师资队伍的不足。这些非幼教专业毕业的大专生、本科生，确实是良莠不齐的。有的人不过就是要一个稳定的饭碗而已，于是就去考一张教师资格证，到幼儿园从教。”
上海的情况，在全国来说，还算非常不错的。
储朝晖说：“从2010年到现在，全国每年幼儿教师增加的数量达20万人左右。但是这些增加的人中，初中毕业的占5%，职高毕业的占20%，其他还有大专和高职毕业的。这些人中，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占70%以上。”
储朝晖测算，在年缺口20万的情况下，2010年之后一段时期，每年我国高校培养的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生，在1万人左右。“有关部门并没有按年需20万名幼儿教师来进行测算，幼儿教师培训覆盖面没有这么大。所以进入幼儿教师岗位的人员，许多是不合格的。”储朝晖说。
让不合格者混入教师队伍，贻害无穷。
即便是如今幼儿师范专业的本科生、大专生，作为合格的师资力量走上工作岗位，在邵乃济看来，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邵乃济说，“有些新入职的幼儿师范专业本专科生，就学期间竟然没学过教法类的课程，包括艺术类课程、有关如何观察儿童的课程，都没有学过。我们当年，虽然学历不高——我是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但这些课程都是幼师必修课。我认为，学历问题，要看怎么理解。对于教师特别是幼儿教师来说，要有专业知识，要有从教经验，光有光鲜的学历可不够。”
无独有偶，王正平教授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幼儿教师培养，不能片面追求高学历，更要注重师德和综合素养。“按我的想法，过去的中等师范，实际上办得很好！幼儿教育，本身是一种比较特殊而且特别重要的教育门类，我认为此类教师的选才，要在小学、中学阶段开始，去发掘真正有爱心的苗子。俄国教育家米哈伊尔·加里宁曾说过，真正的教育家是天生的。我们应该去发掘这种天生有慈爱之心，适合当幼儿教师的苗子去培养，而不是在招聘教师的时候只看光鲜的文凭，缺乏全面的考察。”王正平说，“就一名幼儿教师来说，学历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幼儿教师，应该是从小就有一种心理倾向——热爱孩子，想当老师。老师，首先要有德，是个好人，善良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
王正平近几年数度赴瑞士考察，发现当地幼儿园教育等所需人才，并非片面追求高学历，而是真正往专业领域去塑造、培养。“不仅仅是中等师范教育，譬如原本我国具有的中专、技校教育，本不该放弃。以中等师范毕业生来说，在幼教、普教领域长期耕耘，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其实，我国解放后培养的一大批杰出教育家、优秀教师，本来的学历并不高，但他们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在实践中学习成才。”王正平希望有关方面恢复一些中等、大专师范类学校，毕业生能专业对口从事幼儿教育。“不用担心学历过低或者未来职称评定问题。学历可以在职继续进修，评职称也要制定合理的规范和要求，鼓励幼儿教师在实践中修炼、提高和发展。职称评定方面国家本来也有规定，比如中专生工作多少年可以评定什么职称，大专生相应的能在较短时间内评上同样职称。只要参照规定来做，就没有大问题。”王正平向记者强调：“师范教育必须来一场革命，面向实践需求，回归常识。放弃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搞教育GDP那套标准。”
在王正平看来，幼儿园招聘老师，要把好入口关，要真正从师德甚至基本的做人德行上去考察，包括一个人的心理素质、人品素质、知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要全面考察。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王正平认为，在外在仪表上也要有一定要求。他说：“大学老师，可以非常有学问，外貌、行为举止古怪一些，学校和学生可包容。但对于面向低年龄的幼儿教师，在仪容仪表上有所规范，是必须的。”
教学教法之选
邵乃济告诉记者：“在上海来说，一些市级示范园，由于口碑好、名气大，导致人们纷纷想送孩子来，近些年确实存在班级超员的现象。按规定，幼儿园每班的大致员额是——小班25人、中班30人、大班35人。可由于师资紧张和入园儿童过多，许多幼儿园无法执行到这一标准。”
不仅每个班级人员超标，班级数量亦超标。由此导致的就是许多幼儿园把应该当做活动室、游戏室等的空间用作为普通班级教室。由此导致的是师生活动空间都达不到标准。
“幼儿教育，首先要做的是看护，让他们能够健康地活动。”王正平说，“通过游戏，去引导孩子们做快乐的事。去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灵。我觉得，游戏是孩子的生命，玩具是孩子的天使。小孩子一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做游戏。老师还会在这些过程中，去让孩子判断基本的是非，懂得谦让、尊重等一些粗浅的美德。”
活动空间不达标，以及班级超员，导致的则是教师在幼儿管理上的“简单化”。譬如在一些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常规”里，规定孩子9点必须上厕所，不想去的也必须去，之后想去的又不能随便去。比如午睡时间也是规定好的，不想睡的孩子也必须老实躺着。还有很多其他规定，诸如不能随便脱衣服、不能讲小话、不能乱跑、吃饭不能说话、不能趴地上等等。这些东西，若深究的话，部分内容是有违孩子天性的。
在公办幼儿园由政府规定“不允许小学化”，而纷纷取消了一些幼儿英语等之类课程之际，一些民办幼儿园尽管收费高，却因双语教学之类“卖点”，击中了如今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而拥有不错的市场前景。
在邵乃济看来，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规律，3岁到6岁恰恰是语言学习等接受最快的时段，一般幼儿在此阶段学习一些语言，是有好处的。国外最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双语教学是幼儿园基本配置。“学前教育要有探索空间，有些教学项目并非小学化，而是适合幼儿开展的，其实应该进一步探索、推广。如今，上海的0-3岁幼儿教育是设有研究课题的，但具体研究，则交给早教中心。可是，能进入早教中心的孩子又有多少呢？要研究这些较小年龄段孩子的早教教学教法，还是得幼儿园配合，而幼儿园却罕有招收托班的，这可如何是好？当然，这些都是发展中的矛盾，希望未来能逐步解决。”
王正平教授回忆，其初为人师之时，1980年代中期，曾拜访过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老人与他聊了三个多小时。至今令王正平印象深刻的聊天内容是叶圣陶的一句话：“老师要为学生的一辈子幸福生活着想。” 基于此，王正平认为，幼儿教师必须要有仁爱之心，幼儿园教师管理确实该有大变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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