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 走上国际第六代反观其身
阅读提示:当电影人被世界的星云流转改变,他们创作出的电影,却忠实地将时代投映在了银幕上。
科斯塔·加夫拉斯还有一句名言: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当电影人被世界的星云流转改变,他们创作出的电影,却忠实地将时代投映在了银幕上。
第五代的破冰之旅
在华语片年产量过千部的时代,很难想象短短40年前,我们的娱乐生活还只有8个样板戏。从八到千,离不开1979年1月2日那一天,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称:“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了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
很快,在一系列文化冤假错案平反的同时,在“文革”中以“毒草”名义被打击的传统文化又回来了,整个80年代,文艺界的势头中,电影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指示下,电影很快就走到了文化的高原——“文革”后第一批年轻导演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张建亚、张军钊、黄建新……这些人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第五代”导演,经历过社会动荡和时代巨变的他们,将学院派的表达方法和家国忧患意识熔于一炉,形成了各自独到的影像风格。
很快,中国电影人走上了国际舞台。1988年,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之后,他执导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又两度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接下来,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除了奥斯卡至今没有拿到,第五代几乎早已包揽了世界电影的桂冠。也因为电影题材多涉及老少边穷,他们在得奖的同时也收获了“是否丑化国人”的争议。
文化走上高原的同时,商业上却遭遇了低谷。戴锦华回忆:“80年代时,中国电影曾经非常低迷,那时形成一种天下三分,叫做主旋律、娱乐片、探索片,其实就是政治宣传片、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
在那个电影由中影集团统购统销的年代,制片方只负责生产,电影胶片则被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盘一盘送往一轮影院、二轮影院、三轮影院……再卖座也与制片厂无关。更何况,能拍电影的也只有数得出的那么几家国有企业:北影、上影、八一、长影……
这种局面到了1994年算是跌破了谷底——这一年,大陆开始推行电影体制改革,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电影不再以拷贝销售数量计算盈利,而是开始与票房挂钩——但很快,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真实的谎言》等好莱坞大片成了第一批引进中国的“分账电影”。每年10部的引进片,占票房比例却高达60%-80%。再加上电视机的普及、录像厅彻夜播着香港武打片……国产电影已经走到了全面陷落的时期。
第六代老了,第七代在哪里?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这一年,冯小刚以《甲方乙方》宣告了“冯氏贺岁喜剧”的诞生。但好不容易被喜剧收割的票房,很快又被2001年因为加入WTO而增加的引进片数量打倒。从每年10部增加到20部以后,在进口大片的一路挤压之下,当时的国产电影年产量已经下滑到不足100部,全年票房还不到10亿元。
次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被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
这显然给桎梏已久的国产电影松了绑。有商业头脑的张伟平,和后来被戏称国师的张艺谋,正是在此时结成了同盟——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全球首映式,全明星阵容外加一路造势,成为了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也开启了第五代导演的商业大片时代。
有趣的是,当第五代选择拥抱时代的时候,刚刚萌芽的“第六代”导演,却选择了反观自己的内心。王小帅、娄烨、张元、管虎、贾樟柯、路学长、王全安、张杨、宁浩、陆川……和第五代曾经的家国大义相比,他们更像是喃喃自语,抛开了对于家国的忧患,转而聚集边缘人群的生存现实。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张扬的《洗澡》、贾樟柯的《小武》、王全安的《月蚀》、宁浩的《绿草地》……他们经历了电影从艺术走入日常,也将自己所目睹的时代变迁、经济转轨、人心浮动融入了影像。他们或许不如第五代深沉,却也有自己独到的特征,那就是“真诚”——正如许多年后电影人程青松为第六代集体画像,起的书名就叫《我的摄影机不说谎》。
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两年后的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是我们不再喜欢贴标签,还是这些电影人真的缺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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