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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困局 伦理之下的迷雾

日期:2018-05-31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在企业的认知里,商业伦理,就是“做那些不赚钱的事情”,其实不然,商业伦理和商业利益,两者并非相悖,所谓帮人就是帮己,怀有“伦理自律”做事,才能更长远地树立品牌,提升价值。
作者|吴 雪
  2016年7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专车新政”全面出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在名义政策保护下的“专车、顺风车、快车”,顷刻,由躲在暗处的“黑户”,摇身一变成了挺直腰板的“合法运营商”。滴滴、Uber也好,神州、美团也罢,沐浴着互联网+的春风,在“资本野蛮扩张”的池塘里,坐看浪花翻滚,坐享名利双收。
  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垄断巨头滴滴出行,经历了“司机打人”“空姐遇害”事件,有人说,这是给社会灌了一味清醒剂,有人说,资本狂欢终旧是时候结束了。拥有“受益者”及“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大众,理性叩问,这条曾经颠覆“打车难”时代的“鲶鱼”,是否已经被养得太过肥大?在平台经济的新兴模式之下,如何平衡好“便利与安全”的命题?政府药方该怎么抓?如何抓?商业伦理与商业利益,相符抑或相悖?

平台经济“怪圈”

  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作为“受宠新兴体”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电商、短租、外卖、旅游、社交,迅速野蛮生长。滴滴网约车作为出行平台经济体利益链条的一环。线上撮合交易,补缺供需短板,扫除一切时空障碍,让出行一键直达;颠覆传统“一对一”模式,融入革新后的“一对百、一对千、一对万”的叠加信息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崭新桥梁。
  然而,在享受便捷“红利”之时,安全“红线”警报频频敲响。研究互联网经济的学者专家,对此,早有洞察和预见。为什么淘宝卖假货、为什么P2P网站存在资金风险、为什么携程陷入退票规则诈骗,这所有的一切,表象上看,风险的成因与平台经济的“中介”属性脱不了干系。“平台经济、特别是共享经济,极易出现此类现象,毕竟虚拟约束的影响力,实际效用并不大。”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宏民的观点,客观来讲,滴滴并非全“错”,作为从A端链接至B端的“枢纽平台”,存在“技术困惑”或“平台通病”,都是“发展中”过渡到“发展顶峰”的必经路数。
  可是,即便是“正常路数”,快速寻求解决方案也“迫在眉睫”。陈宏民说,凡事无完美,网约车的便利与安全,理论上来说,无法并肩对等而行。对于网约车(专车、顺风车、快车)而言,提供服务方司机是纯粹的“散户”,不像与企业签订合同的劳动工,无法对其性格特征、职业素养、有无前科、有无犯罪倾向,全面且精准把控。更何况,即便骨子里带有“正规品牌、全套手续”基因的出租车,也无法绝对地说出“安全”二字。
  鱼和熊掌的结局,难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而非岁月静好地“携手并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的观点是,如果未雨绸缪,加强防范,至少可以降低这种概率。“过去的巡游出租车主要采取公司化管理模式,司机进行了筛选与上岗培训,相当于高空作业系了一根‘安全绳’——系了安全绳不能保证一定不出事,但不系安全绳肯定更危险。尽管各个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都对网约车司机确定了准入标准,但是有的网约车平台依然批准了大量没有获得网约车从业资质的司机加入平台,各种事例也表明,有的平台在审批过程中缺乏严格审查,漏洞很大,显然放大了风险。” 
  更有学者指出,科技可以拍下百米外的违章,可以360度无死角24小时,甚至可以读懂人的语言,为什么在“性命攸关”的安全上“失灵”了呢?难道在大数据时代,堪称“技术流”的大神们,遇到了不可抗的“盲点”。什么盲点,何种bug,对此,大众不敢妄加揣测。只不过,处在舆论旋涡中的平台经济“怪圈”,踏进去时总有那么一丝惴惴不安。就像连日来,滴滴的“危机公关”“真诚道歉”甚至“短暂七天的阶段性整改”在恶性事件的持续发酵中,显得特别刺眼。
  
“苦口良药”该咋抓

  得承认一点,平台经济的“迷雾”,随着资本市场的“画饼充饥”越来越大,网约车平台经济,是时候该“治一治病”了。“一剂药方”来自平台,从技术管控层面,治一治互联网平台“唯利是图”的“病”,“另一剂药方”来自政府,从政策规范层面,把一把人的脉,治一治“有恃无恐”的病。 可这两剂“药方”,说起来容易,抓起来,难!
  自2010年易到用车成立之后,网约车已经奋力奔跑了八年之久。滴滴专车、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美团打车等先后加入,一边重组了“互联网+交通出行”的全新版图,一边又试图瓜分“出行市场”的“一杯热羹”。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格局,能否发挥真正的“鲶鱼效应”?作为网约车大刀阔斧整改的“一记重拳”,先是涉事的滴滴平台,率先作为期一周的整改,从下线全部评论功能和个性化标签,到隐藏合乘双方的个人信息,从车主接单前的人脸识别,到暂停22时-6时时间段的业务。接着,高德提出“网约车行业解决方案”,将位置计算与轨迹管理、平台行程调度优化、司乘体验及效率优化等功能点打包,结合基础LBS能力,形成了针对网约车的整体地图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过加装GPS/北斗导航,实时跟踪轨迹查询和定位功能。
  除了技术管控,对司机车辆两端也出手“管控”。平台在职的司机,每个月要进行两次关于安全驾驶、交通违章、事故预防、急救常识等内容的培训,车辆都配备了GPS定位系统和一键报警。曹操专车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李宗辉表示。从传统出租车进军网约车行业的首汽约车,为了确保合规优质经营,在38个城市获得了线下经营资质,6万辆车、2000万用户,力保三证齐全。
  不过,合法齐全证件、智能技术管控,是否成为网约车“信用背书”的万金油?市场倒逼企业自查,又是否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告诉《新民周刊》,此前在讨论网约车监管办法时,有一种观点建议“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机”,即强调由网约车平台通过“自我监管”来审核网约车司机,政府对司机的准入就不必规定具体的资质标准。
  “鉴于国内外的实践表明,‘自我监管’于网约车而言,激励是非常弱的,因为从企业估值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来看,无疑是接入的司机和车辆越多越好。”黄少卿解释道,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用户规模达到2.36亿人,利益可想而知。但如果网约车平台对政府的监管要求置若罔闻,甚至千方百计加以规避,乃至公然抗法,以“公司报销罚款”的方式鼓励没有资质的司机从事经营,导致政府的公共监管难以跟进,监管措施不能得到严格执行,自然,“未雨绸缪”的“事前准入机制”就归于无效了。
  那么,政府药方怎么抓,是否可解决“互联网+交通出行”的深层次矛盾?今年5月11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征求意见稿》,拟将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在内的企业和及驾驶员纳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一旦上了黑名单,企业将从严审核、融资受限,个人将禁乘飞机、禁乘高铁。接着,又在24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颁布了针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考核体系的《办法》。分多个等级考核,在平台公司方,从企业管理、信息数据、安全运营、运营服务、社会责任和加分项等6类实施考核;在驾驶员方,从遵守法规、安全生产、经营行为、运营服务等方面实施考核。
  据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包括浙江绍兴、广东东莞、山东济南等25个省、206个城市,发布了规范发展“网约车”实施细则。 其宗旨也是从企业及司机的“诚信关”“考核关”入手。但政策约束之下的“诚信关”“考核关”,究竟是不是一把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的“金钥匙”,只等实施,以观后效。 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也抱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既然政府上紧了发条,提高了准入门槛,对网约车行业的规范,确有震慑力,但拿出的是否称得上一个“长远可行”的深层解决方案,还有待探讨。
  北京工业大学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认为,“对于合法经营的网约车平台,政府应持继续鼓励态度,以期建立良性行业竞争环境,乘客自然也会用脚投票,安全性相对高的平台,就会脱颖而出。”未来,网约车将跳脱出单纯资本撑腰的现状,转而更关注于服务品质、安全程度,这些真正的“制胜法宝”。

资本狂欢该“刹车”了

  以“安全大于天”的准则,“中药”与“西药”齐头并进,真的就能让网约车市场或者说整个平台经济体“一键盘活”吗?也许未必。平台的整改、政府的监管固然重要,但长远来看,核心问题用“整改”“补漏”“监管”“机制”这些字眼,并不能从根本上补全恶劣事件带来的“遗憾”。所谓技术流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真正的安全问题,用技术流将得不到“最佳答案”,真正掌舵的是身为一个企业、一个人,最起码的“伦理自律”。
  “伦理自律”的失衡事件并非个案。今年3月13日,著名作家六六在其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无赖京东》,指责京东购物货不对板、正规途径卖假货的恶劣行为;3月29日,携程CEO孙洁携公司高管在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沟通会上,当众为退票费高于机票价格事件鞠躬致歉;今年4月,“今日头条”也因央视曝光其违规的“二跳”虚假广告行为道歉,接着,内涵段子永久关停,致使今日头条这家估值1900亿的独角兽,顷刻掉进了深渊。
  诚然,在互联网行业“并不稳健”的风气之下,“有悖于伦理”事件频发,市值、盈利、用户数、流量等成为衡量互联网巨头实力的“硬标准”,资本变现,利益压榨,无形中成为互联网运营及发展的行动基线。就拿出事前的“滴滴”来说,它不但没办法保证乘客安全,反而为了资本估值,不断放大这种风险。在相对狭小的私密空间,陌生人之间通过信任的平台相遇,司机可以随意选择滴滴引导的“类似社交功能”标签——“肤白貌美”“长腿MM”“安静的美少女”。“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行为决策可能受到本能冲动所控制,从而做出事后来看属于非理性的行为。而某些具体的场景容易触发人的本能冲动”,黄少卿表示。
  不得不说,互联网平台的资本狂欢脚步从未停止,滴滴作为交通运输行业最大一只“独角兽”,仅仅6年,就18轮融资,估值已上千亿;2017 年一年,滴滴服务了 74 亿次用户。根据携程2017年财报显示,净营业收入为 268 亿元,以致于面对“九千多天价退票费”的回应,便多次“有恃无恐”地宣称“我公司不存在相关问题”,而且携程所有特价机票均不可退;另一个以“品质、低价”为品牌准则的京东,实现了连续八个季度盈利,净收入达1001亿元人民币,在处理作家六六投诉时,应对策略亦是搬出了“自我规定的条款”——全球购非质量问题不接受七天退换。
  不管是京东、携程还是滴滴、百度,均属道德困境的一系列表征。利益为先,利益为大,旧有的商业模式被颠覆,固然可以让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让互联网巨头与用户权益之间,爆发出激烈的对冲矛盾。再加上互联网巨头横跨多个行业、多个领域,有着多元业务但并未夯实每个节点的基础,致使真正发展路途中“举步维艰”。有学者评论称,“长期以来,大企业伴随自身地位和角色而来,必须有大责任,缺乏足够的体认和践行,一种单向度的功利主义心态,不但不能使其健康发展,反而会深陷企业伦理泥沼。”
  平台商业变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资本疯狂扩张的步伐中,是否该“路边停车”,“修心、养心”、看看“抛却商业利益”之外的沿途风景。“在企业的认知里,商业伦理,就是“做那些不赚钱的事情”,其实不然,商业伦理和商业利益,两者并非相悖,所谓帮人就是帮己,怀有‘伦理自律’做事,才能更长远地树立品牌,提升价值。”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宏民教授看来,未来的互联网平台需要放掉一些利益,痛改前非,认真做事情。
  然而,“伦理自律”在一家独大的垄断之下,是“不堪一击”还是“破茧成蝶”,类似平台对“伦理自律”或深或浅,我们都不得而知。陈宏民说,树立伦理自律的重要抓手即“反垄断”。需要不同的“鲶鱼”进来,多样化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可消除企业的“有恃无恐”。比如在滴滴出行整改期间,网约车品牌首汽约车宣布与e代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易到推出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不再收取车主佣金,同类型专车的价格可低于同业达30%。未来的市场,是否能带着大众走向更公平、更安全、更长远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人们对于热点的关注及追捧,都是健忘的。谁能保证斗转星移之后,这一个热点不会被另一个热点覆盖?谁又能保证那些信誓旦旦的“严以律己,痛改前非”会否刹那间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宁愿相信,面临着监管的困局,互联网平台不是迫于全社会的压力,被迫道歉、整改及自律;我们也宁愿相信,平台经济的池塘里,是“以人为本、以安全为大”远远超越“唯利是图”的良性争锋。在全社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每一个都是人社会一分子,需擦亮了双眼、对得起良心,少走些弯路,拨开迷雾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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