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核心技术， 还在“卡脖子”？

记者｜姜浩峰

　　“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其中，2016年，全国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5676.7亿元，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2.08%。”今年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协2018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2016-2017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发布，其中“三跑并存”一时成为科技界热词。
　　在此之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曾对媒体提及“三跑并存”，并称，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已到了并跑、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新阶段。
　　6月21日下午，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了一场科学传播沙龙，题为“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在沙龙上，以“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为题，讲述了中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的地方。并称，《科技日报》开辟了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已推出29期，这表明其已经对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而这个栏目还将继续下去，说明卡脖子项目远不止29项。而这些项目，大多可以算在跟跑，甚至有的项目连跟跑也困难。
　　在称“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等之外，刘亚东认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成为阻碍中国攻克一些核心技术的共性原因。
　　刘亚东此篇演讲，迅速在网络空间流传，红极一时。
　　同为媒体人出身的知名科普作家、著有《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等书的徐厚广，对刘亚东的论点，有弹有赞。徐厚广认为，在对刘亚东演讲中很多发人深省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以外，也希望国人不要走极端，不要“祖国要么就领跑世界了，要么又落后几十年永世不得翻身了”。徐厚广说：“中国发展到今天，既非已领先世界，也非不堪一击。”
　　
“三跑并存”跟跑为主
　　
　　刘亚东称，“三跑并存”在改革开放前早已有之。“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刘亚东认为，中国科技领域大多数项目是“跟跑为主”。
　　徐厚广也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在追赶。”当然，中国在科技领域奋起直追，有些地方在缩小差距甚至领先，这也是万钢部长所说“并跑、领跑日益增多”的原因。
　　那究竟“三跑”各自所占比例与构成是多少呢？

　　在该场科学传播沙龙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预测所所长王革称：“我们在2013年对1500余项技术进行的一次调研表明，我国领先的技术195项，并行技术355项，跟踪技术599项。”当然，王革所列调查数据是2013年的，不排除这五年来中国在某些领域“弯道超车”，也不排除中国在某些领域被拉开了差距。

　　刘亚东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他称，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其实他是想让更多的国内科技工作者耐得了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别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
　　徐厚广则认为，弯道超车是客观存在的。先行者必然要经过许多弯路，而且很多弯路都是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弯路后来者完全可以不走。“火车的发明者其实是特里维西克，这是一个超级发明家，发明了高压蒸汽机，发明了火车，还发明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伟大发明，但是他走了很多弯路。而史蒂芬森吸取了特里维西克的教训，弯道超车，成功了，于是，现在人们只知道火车之父叫史蒂芬森，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火车的发明人叫特里维西克。”徐厚广举例说。
　　当然，如果跟跑的速度跟不上，别说弯道超车做不到，差距都是很可能越来越大的。刘亚东举的例子是——最近，美国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这一数字确实让人惊讶——毕竟国产太行发动机最大推力仅13.46吨。这还没有算上两者在可靠性和平均无故障使用时间上的差距。
　　2017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甘晓华称，国内军用航空发动机跟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落后一代，大约是20年到25年的差距。如今，如果没有更好更先进的国产军用航空发动机问世，那这一差距无疑已继续拉大。这也是刘亚东所说“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的一个实证。
　　今年两会期间，万钢曾称——在航天、深海、超算、核电等领域，中国都逐步走向世界的前列。基础研究得到了加强，比如说量子纠缠、外尔费米子、胚胎干细胞等，这些技术研究的成果逐渐地也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悟空、墨子、北斗组网这些科学实验卫星，现在为我们的深空探测、定位导航，还为我们的环境监测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就是天眼，还有上海光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取得很好的进展。万钢亦提及：“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需要我们登高望远、居安思危，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持续发力，使科技更好地为造福人民、发展经济、保障安全作出贡献。”
　　王革认为，通过梳理美国进口的100项高技术产品，结合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现状，我国面临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制造、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六大领域。
　　王革列出的六大短板领域中，譬如信息、航空航天领域，与万钢列出的逐步走向世界前列的超算、航天，多多少少有所重叠。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徐厚广称：“比如在大飞机项目上，我们确实落后欧洲、美国很多，但是要看到，这世界上能够造大飞机的国家寥寥无几，即便是在今天，我们才刚刚搞出大飞机项目，但这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换言之，如果中国不搞大飞机项目，那么今天连跟跑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未来领跑了。

“三缺乏”之外更得有耐心
　　
　　在自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后，刘亚东将之归纳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刘亚东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古代的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徐厚广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学习西方的优点，而丢失我们自己的优势。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华文明，未来还必将以自己的面目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从明代开始，从清代中晚期开始，中国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社会。“我们落后了这么久，然后要求我们立马赶上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科技成就，这是不科学的。正如大飞机的发展一样，它是有科学规律的，它是有科学周期的，要有耐心，且不可操之过急。”
　　类似的观点，在沙龙上已有体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天骄航空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光秋说：“航空领域不光要有资金投入，还要有技术积累，像罗罗、GE都是一百多年的老公司，它们还不断有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王光秋还指出，在航空领域，尤其是军用航空领域，中国还面临不少挑战。军民两用航发产品和技术出口基于《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许多东西是不许对中国出口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有关航空发动机领域研究成果很多，在应用转换上也有。在王光秋看来，媒体报道多少，甚至科研工作完成与否都不重要，关键是“没做出来一个真正应用的产品”，于是说服力就不大。
　　徐厚广则称，对于一个正在成长期的孩子，我们要给予它的是营养与帮助，要给它时间。而不是急于指责，这个孩子不如另外一个成年人强壮勇敢。
　　《新民周刊》记者查阅《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专栏，发现其4月19日的开栏之作发表在头版头条位置，为《这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背》。主要讲的是中国芯片产业亟需的顶级光刻机，与国外领先产品有差距。国内最好的光刻机，来自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SMEE），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览上，其与中国的大飞机、登月车并列。但其加工精度是90纳米，仅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而国外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2002年，中国为了填补光刻机空白成立SMEE，总经理贺荣明去德国考察时，有工程师告诉他：“给你们全套图纸，也做不出来。”在时隔多年以后，SMEE已经能做到每年增加数百项专利，以中低端市场支持高端研发。贺荣明更理解当年那位工程师所说。然而国际巨头仍在前进，发展光在水中波长更短的浸没式光刻机、减少工作面振动的磁悬浮驱动技术、反射镜代替透镜技术、真空腔体的极紫外光学系统……
　　对此，贺荣明说，中国的光刻机行业，需要用五十年一百年的长远眼光去做事情，而不是期望几个月解决问题。
　　与光刻机类似的诸如国产操作系统，与航空发动机类似的水下机器人等，无不存在类似的情况，也许，时间与中国人的努力付出，会给出良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