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独家专访的三个教训

撰稿｜沈嘉禄

　　二十年前，正是传统媒体最风光的时候，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它最后的晚餐。《新民周刊》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了，它承载了许多读者的期待——后来才感觉到，这份期待中包含着宽容与支持。新闻界同行对这本 “上海唯一的新闻周刊”也十分看好，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积极现象的肯定，还有充满善意的预期。如果结合当时上海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那么我就有理由认为：《新民周刊》两肩挑起的新闻价值和社会责任，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早些时候问世的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已经在文化圈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那么《新民周刊》会不会克隆它呢？当时周刊领导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三联》的成功，很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强项上，也就是文化报道、文化评论与文化随笔。他们周围有一批文化人，形成了品牌优势与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王小波就是《三联》的专栏作家，他生命中最后一个伏案写作的通宵据说就是献给《三联》的。当然，《新民周刊》作为上海的杂志，在文化报道上应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国际大都市的精神气质注入新的内涵。
　　我被领导安排到属于二线的编辑部，但本刊实行采编合一的制度，那么我也经常要跨前一步跑跑文化新闻，这份额外的差使我很乐意完成。下面就简单回顾一下我在创刊之初做的三次独家采访，并谈点个人的教训。
　　
同行需要特别提防吗？
　　

　　二十年前，媒体对美术界的报道，一般聚焦在大型美术活动或公共美术馆与博物馆，不大有人去关注悄悄萌动的民间画廊。我对当代艺术比较敏感，有一定的艺术经验，所以对上海艺术市场出现的一些高质量画廊投去热情的一瞥。有一天我跑到复兴公园香山路边门由劳伦斯掌门的香格纳画廊随便看看，一个当代艺术展正在举办，也许是小规模群展，亮点不多，于是我将注意力转移到边桌上散置的宣传资料上面，其中一张单片提醒我：4月份将在上海广场举办一个名为《艺术超市》的前卫艺术活动，策展人是徐震。可以这样说，当时上海媒体的记者几乎没人知道徐震是谁，而我略有所知，很想认识他。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带着照相机与妻子来到了淮海中路的上海广场，在四楼找到了这间临时摆弄出来的“艺术超市”。在一个尚未出租的商铺里，货架摆放得跟一般超市无异，只不过悬挂着的一条横幅表明了主办方的意图：消费就是理想，消费更解恨。
　　以装置艺术思路做成的“少女的闺房”、由唾液、泪液、血液、精液加少量防腐剂组成的香水、鱼缸里孵小鸡、佩戴首饰的三头小猪崽子、一个身穿白裙赤着双脚围着一棵树不停地旋转的女艺术家，这些都不能让我兴奋。我走到货架前，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每件都标了名称和价格：印有某文坛女新秀头像的男式内裤、电子化的“大仙”龛位，还有做成男性生殖器的彩色香皂、印有诺查·丹玛斯预言的汗衫、专门讲述个人性体验的书籍……有一件商品让我汗毛顿时竖起来了：装在果酱瓶里的浅灰色脑浆，每瓶标价98元。
　　在货架一边，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长达15分钟的制作过程的录像，一个完整的人脑被医生从脑颅中提取，放在金属盘子里，切开、绞碎、搅拌、灌瓶……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法律涉及侮辱尸体罪，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样做有点“走远了”。

　　“脑浆”的作者朱昱来自北京，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成了自由艺术家，他对我解释创作的动机，是为了加深对人本身的认识，他说：“大脑是我们全部知识的基础，但死亡后的大脑就成了零。脑浆以直观的形态进入日常生活，可以提醒我们，存在也是零。”当我问到这件“作品”从制作到出售是否得到有关方面的允许时，他说他是在某医学院解剖室内制作的，脑浆来自遗体损献者，出售的不是可食用的食品或治病的药品，而是艺术品。

　　我见到了策展人之一的徐震，他对我强调：“这个艺术展放在这里举办，就是想在商业社会中拓展艺术存在并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以艺术的名义进入展厅，以艺术的目的占领市场。”
　　后来我在报道中写道：“这个前卫艺术展开展的当天，正是上海青年美术大展的最后一天。显然，这个展览故意在游离主流文化。”
　　第二天我就写成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因为我们是周刊，出版周期在一周左右。下班后我去参加一个媒体活动，在晚餐时我就说起了这个艺术超市，并表示了怀疑态度。坐在我对面的新民晚报文艺部主任李坚眼睛一亮，追着我问了几个问题。我面对一个报业集团的同事没法捣浆糊，但意识到可能坏事了。果然，第二天他就在新民晚报文化新闻版抢先发了一篇报道，并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等我们周刊派摄影记者去现场拍照片配文章时，发现“艺术超市”已经“关张”，货架上的商品全部出空。雍和只拍到一张徐震坐在“超市”门口的照片，他身后正是一把牢牢扣住玻璃大门把手的环形锁。
　　当然，我的这篇报道还是按计划以《解恨：艺术与商品的撞击》为题发表了，只不过读者看到的是关张前后的“艺术超市”，而非进行中的状态。
　　本来是可以头啖例汤的，却因泄露“机密”，被人家抢了个先机，这是一个教训。

大师可以冒犯吗？
　　
　　新民周刊在创刊之初设有一个二级栏目“过埠名人”，创刊号这一期就有我的一篇报道，采访的名人就是著名华裔法国画家、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赵无极先生。
　　我对绘画一直比较有兴趣，关于赵无极，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从海外评论家的文章中有所了解，所以在周刊创刊之际得知赵无极将在上海举办六十年回顾展，就马上报了选题，并通过画展的赞助方欧莱雅公关经理争取到了独家专访的机会。
　　那天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花园饭店大堂，在走廊里与赵无极先生“正面遭遇”，我马上用上海话与他打招呼，因为我知道他从上海出去，家乡话一直没有忘记。他听到乡音自然非常高兴。
　　采访无需翻译，我们聊得相当放松。他特别跟我回忆起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回来，那是在1972年。“那时候，我第二个太太陈美琴刚刚去世，而我的姆妈也失去了她的丈夫。我父亲曾经是个银行家，家境还算不错的，我的屋里就在永嘉路上，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洋房。就是这样一个银行家，到了1966年就倒霉了。家里被抄，父亲在里弄里打扫公共厕所，还要受到一些人的白眼。他是很有自尊心的人呀，当然很不理解，就这样病倒了。病了又不肯去医院，过了没多长时间就走了，他死的辰光还不到七十岁呀。”
　　为了让老人开心，我转换一个话题，谈谈他的宝贝女儿。他果然像天下所有慈父那样笑了：“她叫赵善美，长得也真是秀美，从18岁起就当上了时装模特儿，一个东方姑娘在世界时装业中心的巴黎走上了T型台，其间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她真的很漂亮的，肤色是古铜色的，质感饱满，这次她也来上海了，在画展开幕式上你可以看到她。”

　　接着又谈了他的第二任太太的陈美琴和现任法国太太弗朗索瓦兹·马尔凯。看得出，赵无极对第二任太太陈美琴一往情深，她原是香港电影圈的人，后来爱上了赵无极并随他来到巴黎，学起了雕塑，夫妻档还办过作品展。“她得了脑积水，走的时候才44岁啊，太年轻了。她走后，有一度我无法创作大幅的油画，米肖（赵无极的经纪人）看我如此消沉，就建议我画些水墨画。结果我一下子就画了一百多幅。这些画和美琴的雕塑后来在法兰西画廊展出。”

　　最后我们才谈到这次回顾展的作品，赵无极拿出随身带来的照片给我看，与以前我在杂志上看到的印刷品相比，那个清晰度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有些细节处理被我惊愕发现，不由得脱口而出：“赵先生，你用了喷枪嘛。”
　　看得出老人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他将身子往沙发背上一靠，拉长了脸说：“格么侬也可以画来！”

　　其实我的话只顶多想传递这样的意思：“我看破了你的一个小技法，要知道我可不是外行啊。”但他的解读可能是这样的：“你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你采用了一个别人不屑一顾的小手段。”所以他才会用上海话来刺我一句，也许这样更能传递出一种特定的意思：“你可别小看我啊！假如你认为画画就那么容易，那你为什么没有成为像我这样的大画家呢？”

　　我马上表示：我无意冒犯您老人家。用不用喷枪也许并不重要，抽象艺术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具体对象的艺术把握与更高级层面的表现。反正不管我说得对不对，赵无极还是有大师风度的，他与我和颜悦色地聊了下去，并问我要不要给咖啡续杯。
　　面对大师级人物，你绝对不能一无所知，但必要时也应装装糊涂。这也是教训。

要客观描写，不要“合理想象”
     

　　韩寒在首届《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是否作弊？是至今无解的悬疑。我支持网民的质疑，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态度，对韩寒如此，对一切可能以不当手段获得与他个人能力不相符合的荣誉的人，也应该如此。

　　不少人认为，从后来韩寒发表的作品质量来分析，他是有能力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韩寒的《三重门》是一部质量很差的作品，与获奖作者的水准不匹配。再说即使这部作品出色，也不能证明他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必定能获得一等奖。这里的逻辑关系有点绕，但我始终认为质疑的权利应该尊重。另一方面，我必须检讨的是，我是第一个报道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记者，也是在大赛当天唯一在场的记者，而且两次亲临现场，但是我没有见到韩寒本人，关于他的参赛经过及临场表现，都是根据当事人的复述来报道的。按理说，事件涉及者并不一定要与记者面对面，在对象缺席的情况下，当事人或见证人的口述也可以作为采访素材。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事件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当人们对事件整个过程发生质疑时，每个细节都要敲打一遍。
　　很遗憾，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卷入了质疑的旋涡。
　　前几年网民们就韩寒是否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作弊的话题，展开了一波铺天盖地的追问，也有人追问到我头上，毕竟我的报道是首次提到了韩寒这个人。说实话，我没想到韩寒后来会这样“大起来”！
　　这篇报道我在电脑里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只能从名为“司马3忌”的网民的微博里看到这篇报道的关键内容，敬录如下：
　　1999年4月12日第15期《新民周刊》，记者沈嘉禄的文章《让孩子们写点真的——“新概念”苹果挑战中国语文应试作文教育》。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报道文章，其中用了168个文字描写了上海松江二中韩寒同学的奇异获奖经历：
　　更令人惊讶的是，松江二中的韩寒同学没有接到复赛通知，杂志社的编辑就打电话联系，让他赶在颁奖大会前来补考一次。他满头大汗地来后，编辑李其纲拿了半杯水，又顺手抓起一张废纸塞进杯中，说：“就这个题，你写篇文章。”
　　只见韩寒眉毛一扬，力透纸背地写下了标题《杯中窥人》。“我想到了人性……”
　　一篇杂文一挥而就。评委们看了大吃一惊，把一等奖给了他。
　　《萌芽》首届新概念大赛的信息我是从《萌芽》的主编赵长天那里获知的，赵长天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是上海作协会员，我与他早就认识了。我也是《萌芽》的老作者，我的文学梦是从那里开始的，也曾获得过《萌芽》的年度作品奖。我对这本青年文学杂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这并不是我报道新概念大赛的根本原因，我是意识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形式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包括对学校语文教育模式的冲击，也包括一本在八十年代辉煌一时的青年文学杂志如何在进入新世纪后培养作者群、拓展读者面的苦心孤诣，所以才写了“洋洋洒洒一万多字”，才会之前采访了参赛学生的家长，采访了《萌芽》杂志社的编辑，才会采访了来自外省的评委，才会钻进考场拍照。这一切，我认为做得都已经到位了。瑕疵有吗？有的，就在于没有见到韩寒而写到了他。而他，在不少人眼里是这次大赛最大的获益者。
　　也有网民追问我：为什么不在韩寒复赛时与他面对面呢？
　　这里我只想引用一段李其纲（受质疑最多的人物）的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
　　他（指韩寒）的初赛作品《求医》和《书店》不仅仅引起了编辑部的一片喧哗声，同样也让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作家叶兆言击节赞叹。许多评委都传阅了这两篇作品。在得知韩寒没有参加复赛时，爱才惜才之心让叶兆言有了个提议：为什么不想办法找到韩寒，让他补赛呢？
　　补赛也许是大赛组委会的权力与规则，这里我不便妄加评论，问题是组委会并没有向我说明有这个程序，更没有通知我去见证韩寒的补考。当然我也是有问题的，在报道中出现了“韩寒眉毛一扬”这样的描写。新闻报道需要的是客观描写，而不能是报告文学式的“合理想象”。这个错误不可原谅。
　　李其纲在他的文章里继续写道：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董建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继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中文系程郁缀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艺术学院院长洪本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巢宗祺，南开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许祥麟教授、南开大学写作教研室主任乔以钢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丹娅、高波。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历史上，一个“破格”产生了。毫无疑问，这些评委们都熟悉历史上那些破格的故事：钱钟书数学15分，吴晗数学0分，最终都突破了某种“格”，而被清华大学录取。尽管评委们当时并不知道明天的韩寒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评价一个人，肯定不是从明天出发，而是从此时此刻出发，此时此刻的韩寒，显示的才华已足以打动评委们。
　　再说明一下，过了三个月我又写了后续报道，提到了陈佳勇、刘嘉俊、吴迪、李佳和宋静茹等获奖者，我不可能只关注韩寒一个人。
　　我一直没有与韩寒对话过。在他受到强烈质疑的时候，领导希望我能采访到他，我从赵长天那里获得了韩寒的手机号，但韩寒一直不接我的电话，短信也不回。直到2013年春天那个悲伤的日子，在赵长天的告别仪式上，韩寒也悄悄地来了，又很快离去，某媒体的一个女记者追着他想问些什么，他一言不发。告别大厅外面站着赵长天的朋友们，韩寒从我身边走过，他不会知道我是谁。《萌芽》某编辑在他前面“开道”，准备拨开可能出现的围堵，呵呵，纯属多余啦。
　　关于韩寒得奖的“故事”，可以一直质疑下去。我赞赏一切光明磊落的怀疑态度，我也相信赵长天老师——愿他在天上安息——他不会出卖自己的尊严与名誉，更不会出卖一本老牌文学杂志的声誉。网民对我的质疑，让我学到不少，借此机会谨表感谢。
　　忠于事实，客观描写，拒绝想象（哪怕只有几个字），这是我获得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