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实惠，三个人的真实体验
近年来，国家在多个领域推进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推进“营改增”、个税起征点不断提升作为改革推行者，目的显然是减轻民众和企业税负，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实惠，增强他们的幸福感。从数据而言，税负的减少是显著的；而民众和企业是否真正感受到了改革带给他们好处呢？
“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每年秋收之后家里要交公粮，这是曾经留在老田脑海里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与老田一样，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在全中国的农民心中，要说“农业税”这三个字，他们可能要想想那是什么；但要改说“交公粮”，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因为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一直在做的事。
今年56岁的老田出生在湖南西部的一个山村，1986年结婚后，他从父母家分家出来，有了自己的3亩责任田，按照比例规定，需要每年上交170斤的稻谷作为公粮。公粮都是要农民自己交到镇上的粮店的，而那时山村里还没有什么代步工具，老田和乡亲们都是用扁担挑着麻袋徒步运过去。老田家里到镇上粮店大约5公里，170斤的稻谷需要分两个人挑。“那时年轻，一个人挑八九十斤东西走十里路也不觉得特别累。”老田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当然，他家里地势不算很高，需要走的这段距离与某些乡亲相比，确实并不算远了：有些人住在深山里，沿着崎岖的盘山路交一趟公粮，来回可能要花掉整个白天。
出生在北方农村的撰稿人秋妍，她小时，交公粮也是乡亲们的头等大事，“一刻也耽误不得的”。她回忆：那时，秋庄稼还没种齐，大车小车的运粮队伍已经出发了。公粮要到镇上的粮店去交，大人们去交公粮，天不亮出发，有时天黑才能回来。她在镇上上初中，上学路上，看到粮店门前的大路被大大小小的驴车、拖拉机、架子车挤得水泄不通。“车队从粮店门口浩浩荡荡一直排出半里多地。骄阳似火，天气正热，人们灰头土脸、口干舌燥地坐在车帮上，焦急而无奈地等待前方车子的蠕动……”
直到现在，谈起那些事情，秋妍的母亲还心有余悸，说交公粮是最累最磨人的事情。赶巧碰上粮仓空着，可以直接把麦子倒入仓里；如果粮仓已满，大堆的麦子如同小山一般，交粮的人就得扛着整袋的麦子，顺着梯子爬上山去倒粮食。她说：“当时父亲不常在家，公粮都是母亲去交，我真想象不出，母亲瘦小的身体扛着整袋的粮食是怎样爬上那么高的梯子的。即使又苦又累，能把公粮交上，实在是幸运的了。倘若检验不合格，或者麦子干度不够，公粮就会被打回来，一天的辛苦算是白费了。那些人只有垂头丧气地把麦子拉回家，重新摊晒，过几天还得天不亮起床去粮店碰运气。”
1995年，老田夫妻俩离开家乡，开始到东部沿海的大城市打工，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家里的责任田先是请邻居代种，后来又交给了留在老家务农的兄长，交公粮的任务也转交到了他们身上。虽然不用自己亲身出力，但每到交公粮的时节，他都要操心这件事，远程叮嘱老家的人帮他好好完成。直到在外打工十年后，他听兄长说，村干部来宣传，以后不用再交公粮了，而且，国家还会给每亩田每年发70元的补贴，让种植者买种子、化肥、农具等。那时，他从新闻里听到，这是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这少去了一件心事。”老田笑着说。而这对于秋妍的母亲而言，是着实少了一件生活中的大事。
又过了七八年，老田用夫妻俩多年打工的积蓄，在与大城市搭界的县级市买了个小户型，也办上了当地的居住证，从法律程序的意义上说，成为了城镇居民。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他为国家交了近二十年的公粮，这件事成为一种习惯；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离开田地的十年，他和许多同他一样长期在外地打工的亲人邻里一样，早已过着城镇工人的生活，却还要负担针对他们法律上农民身份的税种。
2006年1月1日，“交公粮”正式成为历史，也见证了亿万农民身份的转变。
“营改增”，大实惠
“营改增”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可能只是收到的发票变得统一规范了，开抬头为单位的发票需要提供税号了；但是，对此有深切体会的，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
陈尊（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员。2009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开发儿童情绪管理教育课程的公司，多年下来稳扎稳打，已经在业界小有口碑。在文化创意领域从业以来，他一直遵循“小而美”的发展路径，不花太多心思在公司本身软硬件规模的扩大上，而是专心于课程的深耕开发。这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财力在人员的薪酬和培养上，在其他方面要尽可能地节省开支，税收无疑是他要考虑的一大方面。
2012年1月1日起，“营改增”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试点。陈尊创办企业的经营范围正属于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他因此对这项改革尤其关注，因为他了解到，这项税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减税的实惠。不过，试点企业的范围有限，他并未第一时间体验到。
随着改革的推进，陈尊期盼的实惠也到了：从2016年开始，由于属于小微企业，陈尊的企业可以享受每季度9万元的免税额度。而在之前需要交营业税的时代，他的所有营业收入都是要纳税的。尽管税率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一年多出了36万元的免税额度，这为他省去了之前要交的大部分的税款。虽然从绝对数量上而言，他省下的税款与大企业不可等量齐观，但在他眼里，对于这样一个小微企业的发展，如此的“减负”非常关键。
“只有经历了才知道，‘营改增’改革并不只是字面上的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而是包含了配套的一系列措施，我们确实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陈尊对《新民周刊》记者这样说。除了免税额度的增加，近年来电子报税等便民措施的推行，也让他省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他说，电子报税实行之前，他每个月都要拿着一堆材料到税务局的窗口排队，而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让他可以腾出更多的力气在提升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上。
陈尊的朋友老刘是一家物流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在交通运输业也纳入“营改增”之后，不仅汽油、柴油可以抵扣17%的增值税，而且购进的固定资产也可以抵扣17%的增值税。2015年初，老刘给他的公司又购买了5辆卡车，到年底一盘点，发现年初购进卡车进项金额较多，加上燃油发票都能抵扣17%，两项进项合计与营业额持平，2015年全年下来没有形成税款。而且，“营改增”之后，房租和仓储费用也可以抵扣税收，这两项在老刘的企业开支中所占比例也不小，能列入抵扣后，公司的税负又降低了许多。
正如陈尊和老刘的经历一般，“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两类企业特别明显：一是中小企业，这是中国经济创新创业的主体；二是服务业企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服务业在中国GDP当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有助于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即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创新驱动。
个税改革，带来更多幸福？
2009年，林天（化名）从北京一所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进入了当地的一家纸媒从事记者工作，在试用期的第一年，他扣除五险一金后的月薪在6000元左右。在他毕业之前一年，国家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到了2000元，这样，他每月要交300元左右个税。
转正之后，林天的基础工资提高，加上努力采写，2011年，他扣除五险一金后的月薪涨到了8000元，而这一年，个税起征点再次上调到了3500元。他交的个税数额没发生太多变化，如果有的月份写稿多，稿费多一点的话，还会因为应税额度刚刚迈入了一个更高的税率等级，会要多交100多元的个税。因为月薪上涨明显，就算多交个税，他也没有在意这件事。
一晃眼七年过去，到了2018年，他已经是报社的资深记者，并且即将评上副高职称，扣除社保之后的月薪也过了10000元。如果即将到来的这次个税改革把起征点提升到5000元，他每月将少交200-300元的个税。在他看来，这完全没有太多感觉，“两三百元钱，也就是请人吃顿饭的花费”。
作为媒体人，林天自己也在思考，个税起征点这几次提升，到底有多少人感到了实惠？他的家乡在西部一个不发达的县城，他的一些亲戚朋友在当地工作，月薪4000元算比较好的了，如果这次起征点提升到5000元，那么这些人可以完全不用交个税，他们是否有感觉呢？“答案是完全没有。”林天说。因为按照4000元的工资水平，改革后一个月是少交15元个税，这只是一杯饮料钱。“回到我自己身上，除非能让我也完全不交个税，我才会有实际的感觉。”
实际上，个税起征点提升没有让个人有很深感觉的很大原因，在于减税幅度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如果以普通居民感受最为强烈的房价与个税起征点来对比：
1999年，个税起征点1600元的4倍能购买北京均价一平方米的住宅；2007年，个税起征点2000元的5倍才能购买到；2011年，北京的住宅均价涨到了个税起征点3500元的7倍。当下，北京的房价均价已超过5万元。那么，这次个税起征点又该提升到多少，才会让对住房有刚需的普通居民感到实惠呢？即使不以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为例，在其他城市做一下这样的比较，人们的感受度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这样的工薪族，个税都是由单位代扣代缴的，我们每月都是拿一个到手的工资，很少有人会去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数额，这方面的意识是不强的。而有些用人单位，和员工签订的是固定的税后工资合同，个税减少后，实际上是企业的负担减少，而个人并没有感受。”林天说。
作为文字工作者，林天除了完成本单位的新闻采写工作，也常给其他媒体撰稿，而800元以上20%的稿费税率，却已经实行三十多年没有变化。同时，刚毕业时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每月房租只有1300多元；而现在，他已经是3岁孩子的爸爸，每月的房贷负担也有7000元。所以，他也非常期待这次的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如果真能落实到位，我是能感受到真正的实惠的，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