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炮”背后的 中性化焦虑

　　男生也该找回男生该有的荷尔蒙了。

　　不久前，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一向沉稳少言的谢霆锋当众怒斥“小鲜肉”之风，扰乱时下年轻男性的气质走向。此语一出，追随者、抨击者蜂拥而上，各执己见。顷刻间，关于“娘炮”“小鲜肉”“精致boy”论调的反思，重新被推至聚光灯下，开始接受世人的审判。“娘否”“强否”的极端二分法愈演愈烈，痛批、炮轰者，站在主流制高点颐指气使，极力扭转；反叛、逆流者，则摆出弱者之姿，另辟蹊径，我行我素。

　　当化浓妆、描眼线、涂口红，不再只是女性出街前的规定动作，当性格柔弱、爱发脾气，有时也会发生在钢铁直男身上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娘化”标签，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传统观念里以“强壮、威猛、勇敢”为理想型的男性阵地，与此同时，“少年娘，中国娘”、“非主流推翻主流”的中性化焦虑，也正试图挑衅着“传统性别角色认同”的最后防线。
　　伴着“娘化”舆论潮水，在人群中蔓延、发酵，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娘”这个词是贬义还是褒义，该被推崇还是打压？在传统与现代思维的对冲与博弈中，男人，究竟，该是什么样？
　　
批“娘炮” 在批什么？
　　
　　对“娘炮”的批判，并非新鲜论调，公众，或者准确地说，直男群体，以娱乐界的“年轻日韩明星”为攻击靶子，逐渐扩张到对日常男人的审美整顿。电影《建军大业》热映期间，叶挺后人叶大鹰指责扮演叶挺的“小鲜肉”女里女气，是对革命先烈的羞辱；导演冯小刚直言不讳抨击年轻演员“搔首弄姿”，实在难登大雅之堂；而因《战狼》大火的英雄代表吴京，也直言：男人就应该爷们……
　　透过现象看本质，诸如此类的批评“娘炮”者，有其根深蒂固的“主流认同”。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男性美学在外国流行文化影响下发生改变，在好莱坞及日本电影推波助澜下，强壮沉默的男性曾是理想男人形象，而这一形象，长期统治着中国男性的主流性别认同。如今，中国流行文化出现的“新兴男人”类型，企图将这种认同推翻重构，而重构的过程如“抽丝剥茧”，令人惶恐，有些人坐不住，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因其惶恐，所以批判“娘炮”。他们在惶恐什么？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直男怒斥，属于中性化焦虑，来自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没错，就是“中性化焦虑”，从表面上看，批评“娘炮”是对于传统两性性别秩序“混乱”的不满，是对社会风气“堕落”的哀叹、是对民族与国家即将陷入危机的想象以及对旧日阳刚男性气质的怀念。

　　然而，这是他们批判的全部内容吗？显然不是，如果你有心留意，在这段斗争关系中，藏着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站在“批评者”位置上的人，大多与被批评“娘”的年轻男性之间，存在着阶级上的差距，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不同。具体来讲，批评者大多处于相对较高的社会阶层，且多数比“被批评者”年龄稍长。比如说冯小刚、吴京，他们不是功成名就的导演就是万众瞩目的名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上分析，当“批评者”在社会权力等级中，获得相对稳定地位时，他们自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别逻辑，而这种认同与逻辑，被装在“保护罩子”里呵护得相当完好，断然不可被外人所侵犯。
　　在男性气质场域中，一旦遭遇侵犯，批评者的保护引擎便会启动，而他们所保护的利益，必将通过压制正在崛起或已经获得一定名气的年轻男性身上获得。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教授吴国宏认为，在男性性别社会化建构中，这种“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攻击与博弈，恰恰是原始社会“雄性竞争力”的另一种体现。
　　比德曼在其研究中曾经指出，19世纪劳动阶层的男性气质之所以获得胜利，其运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对于维多利亚主流男性气质的污名化。在当下中国，正好相反，是主流的男性气质对正在发展的新型男性气质进行污名化，而用于污名的资源来自有着漫长历史的传统两性刻板印象。
　　同理，“娘炮”这个词，本身也是带有污名的。“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它代表着弱不禁风，缺乏担当，虽然外表不一定说明内在，但在快节奏社会下的公众，谁会有耐心探究呢，人们只顾着焦虑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崔丽娟认为，在漫长的两性性别气质的建构历史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一系列建基于二元对立上的产物，男性是刚毅的、勇猛的、坚强的；女性是自然的、感性的、柔美的，如果两者颠倒，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另一种性别的“全盘覆灭”，就像你评价一个女人为“女强人”，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你认为她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定义，仍有偏差，不温柔、太强势、压迫感强……
　　从这点上看，男性气质场域内的这场斗争本质，最终牵扯和使用的仍是传统两性性别气质的陈词滥调。必须承认，男性气质的绝对权力位置，是通过女性气质的贬低、排斥和边缘化予以实现的。诸如“搔首弄姿”“弱不禁风”“女里女气”甚至娘炮中的“娘”字，全都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及指向。
　　主流批判者脑海中强烈的“厌女症”，恰恰说明了女性在原始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即便在多元包容的现代社会，仍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它潜藏着这样一个鄙视链，即男性气质要优于女性气质，并且男性气质只有男性才能拥有。
　　一直致力于婚姻家庭研究的研究员徐安琪指出，“中性化焦虑”，实际上反映了公众至今仍将男性视作具有睿智、自信、独立、刚毅等优秀角色的强势群体，驰骋于世界。正如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所指出的：被划定在女性一边的气质和词语都遭到贬低，这一贬低不仅直接发生在女性身上，更体现在那些胆敢越界的男性身上。
　　
“爷们”的标准是啥
　　
　　在如今的批判大潮中，基本形成了“男儿当自强”和“男儿当自娘”两派。强者，强调男性要血气方刚；“娘”者，讲究男性的个性追求。双方本不在同一个语境逻辑里，却因社交媒体的站队效应，矛盾被一再放大，孰是孰非？
　　 纵观历史，关于“你是不是个男人”的讨论，一旦提出，就代表着对男性的冒犯和不尊重。纯爷们、真男人也好，谦谦君子、儒雅之士也罢，男性性别社会化建构，在“时势造英雄”的不同朝代，并非一成不变，也都有其历史必然。
　　在历史人物中，它既有岳飞的“英雄情结”“侠肝义胆”，也有唐伯虎的“文质彬彬”“风流倜傥”；在中国传统推崇的男性画像中，既有勇士将军策马奔腾的粗犷野性，也有文人墨客挥笔肆意的精致文雅。他们千变万化，各有不同，他们不该被框在同一个“模子”中整齐划一，更不该因不同而被上纲上线，口诛笔伐。
　　而从历史源流看，“阴柔”和“阳刚”都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人文气质。先秦时期，阴阳概念被用来称谓世界上两种最基本的矛盾现象或属性：凡动的、热的、强壮的、明亮的为“阳”；凡静的、冷的、柔弱的、内向的为“阴”。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它们必然会同时在当今中国人身上有所体现，“两者交融便是‘雌雄同体’，这个词在社会心理学讨论时，被认为是褒义词。于女性而言，她代表着更加果敢坚强，于男性而言，他意味着更加温柔可爱。”吴国宏解释道。
　　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子》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论断——“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她在书中说“这样一来在我们每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合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
　　不过，从审美角度分析，阳刚与阴柔同样存在一定的周期变化。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阳刚之美，渐渐被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的阴柔风格所替代，而后便又兴起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新一轮阳刚之风。
　　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男性该有的气质”，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不过，受制于世俗的眼光，传统性别角色，更容易被接受，与之相对应的，则需要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罢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吴国宏将传统男性性别社会化构建标准分为三种，第一男人要坚强，什么是坚强，具体来说，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假如一个男人动辄哭哭啼啼，一般是不被社会宽容和理解的。
　　第二，男人要有担当，这种担当，不只在社会上独当一面，还要在回归家庭时，拥有“养家”“顾家”的能力，这种观念显然是在父权制度推崇下的产物。第三，男人要有攻击性，即同性之间良性竞争及骨子里血性的表现。研究发现，男人通常选择与同性PK博弈获得地位翻身，而打压别人，无疑是获得角色认同的最佳捷径，从原始社会赤裸裸的对决，到现代演变为商业手段的勾心斗角。
　　第四，恰恰是学者们从社会性和生物性总结而来的，拒绝“伪娘文化”。在主流批评者看来，“成为真男人”就意味着拒绝一切与女性气质有关的东西。从外表到思想，摒弃“妇人之心”、“妇人之仁”。这说明，男性心底一直有个声音存在：渴望着有朝一日，重回性别霸权的地位宝座。
　　虽说男权在传统观念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维护，但实际上在男性性别社会化建构的道路，并非“康庄大道”，而是从来都比较狭窄，这对男性的心理健康其实并不见得有益，反而是有害。
　　比如，男性要有统一的外在；要掌握权力，要正确、理性；同时，还要崇尚强力甚至暴力、使用压抑情感的表达。而这一观点，格雷森在2016年出版的《男性的衰落》一书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而由此产生的角色行为衍变，男性热衷于高强度社交、不得不坚持所谓的权力统治、和一群纯爷们一起干着纯爷们该干的事儿：喝酒，看球，或者体育运动，从“我就是纯爷们儿”中得到正向刺激。对于“女性气质”的拒绝和压制，让他们更加不愿承认“作为男人并不优越”或者“我其实想成为女人”的真实想法。
　　男性气质研究者迈克尔·基梅尔在纪录片《面具之内》中指出，这种压制必然导致男性最终成长成一个残存的个体：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能显露自己的软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心理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抛弃男性气质的优越，放下故作坚强的外壳，拥抱其他的可能性，那么，目前在外貌上的“娘化”潮流，是不是可以看作对传统观念下男性压力的释放和缓冲？而在“娘化”的包裹之下，男人开始被允许由外表“示弱”转向心理“示弱”。
　　而随着审美场域的拓宽，多元生活方式的出现，男女气质的模糊进退失据，人们对于男性的要求或许可以不那么苛刻，男人有权利脆弱，有权利弱小，有权利犯错，有权利依靠直觉，有权利说不知道，有权利说不确定，有权利灵活，并且最重要的是，有权利不为任何事感到羞愧。而这种示弱的进步不是否定“爷们”的价值，更不是“不man”，而被看作众多角色认同中的一种。
　　未来的男性是什么样，不该由任何一个“规则”来规定，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如果说，女性正在逐步解开“必须怎样”的枷锁，那么，站在更宽广的视角，公众是否也该给男性更多的自由？就像我们包容“娘化”，并不代表着要推崇它，我们允许“小鲜肉”的存在，也不代表着要摒弃传统，纵观历史长河，你会发现，它的崛起，不过只是沧海一粟。
　　或许，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男人或女人应该什么样”，“男人或女人希望成为什么样”，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对于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最大承诺。
　　
青少年 要有担当
　　

　　没有标准、尊重多元、包容个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娘炮”文化要“放任自流”？显然不是，著名编剧汪海林先生发表过一番关于“小鲜肉”的言论，可以说极富争议性，“娘炮鲜肉作为多元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选择包容，但不代表要鼓励这种现象甚至还颁个奖什么的，这将对青少年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的确，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到国家的价值尺度。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实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世界杯期间，一张对比图曾在网络上疯传，左边是19岁独进两球的法国球员姆巴佩，右边是中国偶像明星TFBOYS，网友还脑洞大开地配了一行文字“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娘则国家娘”。这场蔓延在青少年中的戏谑改编，指向公众新一轮的“中性化焦虑”大讨论，人们担忧有一天“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会否在青少年中成为主流。
　　这种担忧，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合性，但无法简单从外貌上定性。从男女着装“中性化”的演变路径上看，在欧洲中世纪，一个女人穿长裤，被认为是十分越轨的行为，而今却普遍接受，变得稀松平常。因此，简单将男性气质等于外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显然失之偏颇。而将男性“娘”的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道义层面，同样不被赞成。梁启超说“少年强则中国强”是希望以少年的进取精神改造中国，并不是希望所有中国少年都整齐划一地练成施瓦辛格那样的硬汉。
　　崔丽娟认为，不管今天我们外在打扮怎样，精致细腻也好，粗枝大条也好，都是自己审美的一种选择。任何人都无权指责，那是你的自由。但是，这个跟我们能够更好地担当，完全是两回事。
　　虽说要遵从自由，但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当前这阵“少年娘”已经超出了审美范畴，娘娘腔的外形，阴柔的颜值下往往伴随着自私懦弱的内在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年轻人在承接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两方面的缺失。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如何看待中性化焦虑》一文中指出，很多男孩子不光是外表变得雌雄莫辨，就连脾气性格也越来越女性化。固然，这中间，有着娱乐化商业化的媚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安定土壤的滋养下，数十年独生子女的溺爱准则，令家庭对子女的品格要求越发趋向于“无界化”，从而导致一些男孩不堪承受生活压力，最终演变为心胸狭窄的“瓷男”，甚至“妈宝男”。
　　而青少年的担当该如何培养，正如院落里跑不出千里马一样，“阳刚之气”的获得，更多不是靠“蓄养”，而是靠锤炼。除了学生年代的体育课、户外课，野蛮体魄的初始训练，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洗礼和内心的强大。
　　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在一本叫《男性气概》的书中曾经这样定义“男性气概”——在危险处境里的自信。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现代技术减少了一个男人必须拿生命冒险的场合，但它仍然是一种灵魂的品质，柏拉图称这种品质为“血气”，为人类和动物所共有。
　　勇气、坚强、担当这些共有的品质，我们在保家卫国的军人身上可以看到，在为国争光的体育运动员身上可以看到，在梅兰芳、程砚秋等杰出演员身上同样也能看到，他们外形或许少了些棱角、多了些清秀，但是高尚品格、家国情怀同样值得推崇。
　　 作家刘慈欣曾在他的《三体》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担忧：在并不算久远的未来，当人类在舒适慵懒的摇篮中躺得太久，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也就消失了。性别区分的男性虽然存在，但都变成了“面容姣好、长发披肩、身材苗条柔软”的样子，当“三体危机”来临，这些新人类除了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哭哭啼啼之外，没有任何作为，最终为人类而战的，只有那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粗犷、豪放甚至是不修边幅的男人们。
　　  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毕竟，社会公众，给予男人的期待更多；家国未来，仍然需要一批“英雄般”的男人来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