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城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南巡时,曾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种植下一株高山榕。
四个月后,看完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蒋开儒揣着凑来的2000元钱,坐了7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黑龙江一路驰骋向深圳。年底,他动笔写下《春天的故事》;而1994年的春晚,则让这首歌唱响大江南北。
时间退到1984年,还是春晚。沈小岑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节奏活泼,听得人微醺又欢快。“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实际上,当时岛内最大的城市海口,建省前缺水缺电,红绿灯都没。至于《关于设置三亚市建制的请示》,当年刚刚获批复。
再往前倒推,同样“惨兮兮”的,还有红旗车的诞生。一汽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克莱斯勒大卸八块,全厂各车间过来认领,谁能做出哪个零件就领走哪个——自然,成品是大杂烩,质量可想而知。同一时期,北汽照着从印度大使馆买来的一辆德国大众,造了50辆井冈山轿车参加国产化9周年展示,岂料经过天安门,有些只能半推半开,尴尬“糊弄”过去。
斗转星移,时空无间,沧海桑田,一往无前。改革开放40年,坐拥华为、腾讯、万科、恒大等总部的深圳崛起,旅游总收入突破400亿大关的三亚崛起,全国唯一拥有上汽、一汽、东风和重汽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企业的柳州崛起……“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城市脱胎换骨、纷纷崛起,由此透视中国神话,我们不难发现,产业、经济、民生、文化、政治,最终汇成“家国天下”波澜壮阔的当代史诗。
40年,城市崛起现代启示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人增长到8.1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中国城市发展成就,是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体现。
今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包括深圳、杭州、厦门、东莞、郑州、三亚在内的40座城市当选“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报告首席研究员倪鹏飞告诉媒体,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国城市和城镇化的转瞬质变可以媲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任何一次重要转折。“1978年,城镇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寥若晨星,但是短短40年时间,城市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旋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教授表示,中国城市崛起加快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万美元,排名闯进全球前70名。
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的崛起,起步于以数量扩张为主阶段,其间,小城镇快速增加,新城市大量设立。紧接着就进入以规模扩展为主的阶段。先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各地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功能单一的产业区建设得到加强。伴随着工业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城市化逐步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设功能综合以居住为主体的新城区开始成为热点,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地规划有超过3000个新城新区。此后,为扩大城市规模,许多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县级市或者县调整为上一级城市的一个区。区位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大城市附近的新城区,成为城镇建设中的重点。
在经历了数量扩张、规模扩张之后,中国城市呈现出集群式发展态势。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城市空间的蔓延与城镇之间交往增加,分工协作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一网数带数十城市群、数百都市区、数千个城市、数万个小镇”的城市体系正在形成。
“40个城市中有23个城市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且大多数城市为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发展的极化阶段使得中心城市更有优势。”倪鹏飞介绍了这些城市呈现的第一个特点。与外界联系越便利的区域越能实现改革与创新,而东南沿海地区具备这样的天然优势。过去40年,中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按照先聚集后扩张的发展规律,资源会向经济相对较好的区域聚集,也就是东南沿海和一些区域中心城市。
第二,高城市行政级别促进城市快速发展,40个城市中包括4个直辖市、12个副省级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18个省会城市。它们均具有较大的城市规模,比如,4个直辖市的人口规模包揽前四名。同时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即使受区划等外部因素影响,40城的收入水平至少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第三,改革创新促进城市快速发展,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发展政策。倪鹏飞认为,未来国家政策仍会在城市发展中继续产生影响。
课题组研究发现,中西部核心城市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而东部地区核心城市资源要素在向周边及其它地区外溢。其次,经济增速“南高北低”日趋明显。最后,东中一体和“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日益清晰。倪鹏飞补充,“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发生产业空间重构。在城市群之间,制造业向中部城市群集聚,高端服务业向东部发达城市群集聚,非城市群内城市制造业向城市群集聚,产业结构趋于低端服务业化。在城市群内部,成熟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趋于高端服务业化,制造业向周边扩散;成长中城市群内核心城市通过外引内聚实现制造业加速集聚。”
在这40年中,城镇数量快速增长与规模急剧扩张并存,城市人口惊人聚集与城市社会加速形成相依,城市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齐驱,城市空间快速蔓延与时空距离不断压缩同在,城市微观经济和社会治理日趋迈向现代化。
40年,特色发展明朝绘新篇
为什么本期《新民周刊》,我们要选取“那些年,这十城”?它们何以崛起,何以旧貌换新颜?
深圳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创造世界奇迹。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深圳将高科技产业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分居深圳南头半岛两侧的前海与蛇口,承载了诸多“先行先试”。
杭州是“中小企业商都”,服务全球。其电子商务模式为民营企业走向世界开辟了崭新的路径,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电子商务带来的低成本、快速和高效。毫无疑问,阿里巴巴助推杭州享誉全国,“互联网+”产业高地,站在了风口上。
厦门是依托海峡两岸区位优势,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电子、机械和化工三大产业逐渐成为厦门支柱。此外,厦门是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东莞是发达的制造业,托起“世界工厂”。身为“广东四小虎”之一,40年里,东莞引来了众多的外资、合资和民办企事业,“三来一补”企业在城市经济发展初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世界各国企业亦在东莞设立工厂或投资,例如杜邦、三星电子、诺基亚、可口可乐公司等。
郑州是巨大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作为河南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和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如今更因高铁“晋级”,强化了作为中国铁路“心脏”的地位。郑州也是内陆地区热点投资城市,人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巨大。2001年以来,以国际招标方式建设的郑东新区快速发展,成为河南省乃至我国中部区域新的增长极。
三亚是区位环境汇聚资源。坐落在海南省最南端,三亚为我国唯一一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其热带滨海资源禀赋十分优越——因此,旅游业没有理由不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
还有:凭借小商品市场征服世人的义乌,打造年产值逾千亿元制鞋产业基地的晋江,与台资企业紧密相连的昆山,大胆开拓、跻身并保持全国汽车“豪门城市”行列的柳州……从最根本的源头来分析,我们当然可以说,所有这些城市的崛起,全系乎“改革、开放”,系乎“改革、开放”引发的产业的升级、特色的扬显、文化的进阶;而在倪鹏飞看来,城市成功崛起的因素与机制,在于“一二三”密码。“释放一个动力,通过两个手段,利用三种力量。一个动力即行为主体追求自我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火种;两个竞争手段即市场竞争和政府竞争——吹起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春风;三种力量即全球分工、伟大的农民工、非农集聚——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燃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积累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为新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需看到,中国城市化、规模经济等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倪鹏飞称,“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还有多种可能。”他谈到,到2050—2100年,世界将是完全城市化的社会;伴随着城镇化深度发展,中国城市很有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中心。中国可能出现全球科技、经济、文化等最强大的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也可能出现全球最具个性或者最多样化的大都市和小城镇。
浙江大学区域和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陈建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的一个客观特征是城市总体规模非常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会拥有像中国这样大的城市人口了。以城市群、而非以单独的城市为单位,是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概念与形态;而今后我们的城市化的趋势,乃是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继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群集聚,需要推动城市群内部结构及空间结构的合理化,形成博弈、制衡,形成多重性、网络化。”
陈建军指出,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应该对城市群层级和能级有所分工,因其各自辐射的面向不一。比如,可分“国际化的大都市群”,类似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担任全球化竞争中重要据点的角色;还有一部分,是“国内层级的大都市群”,类似武汉、郑州、沈阳、西安——以某个国家中心城市为中心;另有一部分,则为“区域一级的城市群”,类似哈尔滨、长春、北海等。
在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理性建构和自发演化相结合,是“多样化”、“个性化”的关键,这有赖于反对僵死的规划,有赖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包括两个方面:有秩序的竞争,有合作的竞争。“城市和城市间,是合作/竞争的关系,特别在同一个城市群里。有竞争,就会想到怎样凸显优势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竞争,促使了差异化的产生。”陈建军说。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城里人”而言,既像燃烧的恒星一样炙热、躁动,又像贴面的利刃一样沁凉、真实。
而吴晓波的豁达,或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城事列传”一个绝佳的注解吧——“尽管有着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迎风泪流满面;并且,在眼泪的温度里感受到某种坚不可摧的命运。
哭吧,激荡的潮水,将奔腾着涌向下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