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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经世致用”

日期:2018-12-19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过去四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
作者|金 姬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央表彰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名单中,经济学家的人数并不多,如已经过世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北大教授厉以宁和表彰名单中唯一的台湾人林毅夫等。

  在这其中,88岁的厉以宁是中国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众所周知,过去四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他曾表示:“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


从“厉股份”到“厉民营”


  从“反右”到“文革”,厉以宁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坐了20年的冷板凳,其间多次被下放。这段经历却让他受益匪浅——他加入了民盟,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使之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由于在此期间,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笑称自己为“厉民营”。北京大学2005年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75岁的厉以宁出任院长。他对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

  2018年5月,厉以宁出版了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是他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


名师出高徒


  除了著书立说、学以致用,厉以宁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虽然学生中有李克强、李源潮、张茅、陆昊、孟晓苏、龚方雄等政界要人和商界精英,但学术严谨的厉以宁对学生一视同仁。

  李克强跟着厉以宁读博时,正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以宁开出的评审名单,都是国内经济学界大家。他告诉李克强:“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因为这张名单,李克强把论文又修改了一次,将答辩日期推迟了半年。最终,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耄耋之年的厉以宁,也未曾离开北大讲台,他还带博士生、著书、演讲、主持相关法律起草。2018年北大120岁生日之际,厉以宁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在77级、78级北大校友返校的时候再次给同学“上课”。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所以总是考虑最大收益;人是理性人,所以总是考察怎么样占便宜。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现实人,所以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安排。”


链接:改革先锋100人1978-2018


  刘永好(1951年9月出生,四川新津人)

  1982年他投身农业领域,1987年研制出第一款国产乳猪饲料。他带领企业不忘初心,勠力前行,不断拓展,目前产品涵盖饲料生产、农业科技、食品加工、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

  许立荣(1957年7月出生,江苏盐城人)

  他在担任上海航运交易所首任总裁期间,打造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水运交易市场,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航运交易窗口。

  许振超(1950年1月出生,山东荣成人)

  他立足本职,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自学成才,苦练技术,练就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先后七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使“振超效率”享誉全球。

  许海峰(1957年8月出生,安徽全椒人)

  1984年他获得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男子自选手枪60发慢射冠军,实现了我国奥运史上金牌榜和奖牌榜“零的突破”。

  许崇德(1929年1月出生,2014年3月去世,上海青浦人)

  他是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永才(1964年11月出生,吉林长岭人)

  他是我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主要组织者和学科带头人,通过自主创新,把复兴号打造成新时代的“国家名片”。

  孙家栋(1929年2月出生,辽宁复县人)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从事航天工作60年来,主持研制了45颗卫星,树立了我国航天史上新的里程碑。

  杜润生(1913年7月出生,2015年10月去世,山西太谷人)

  他长期从事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把群众实践经验上升到学术理论的高度,对农村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李书福(1963年6月出生,浙江台州人)

  他怀揣着“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的理想,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营汽车企业。

  李东生(1957年7月出生,广东揭阳人)

  他主导TCL开展重大跨国并购,开创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先河,实现我国视像行业显示技术的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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