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望 我有外滩一段情
在《鸦片政权》一书的前言，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写道，“要是没有鸦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许就会与现在的大不相同。”鸦片把东亚各国，尤其清帝国，推进了以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为特征的“近代”社会。它给外国列强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使殖民扩张得以施行；也为1949年之前历代管治中国的政府、组织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干预人民生活的“机会”。
1842年8月29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意味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条约中的一款，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也许，从那个五味杂陈的时刻起，魔都毁誉参半的脆弱名声便已注定。
1845年，英租界于外滩建立；1849年，法租界于外滩建立。此后，外国的银行、商行、总会、报社开始在此云集，外滩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妖娆的罪衍反射负面的现代，金钱游戏里的欲望征逐，在来来往往的交易酬酢中显露无遗；万国建筑博览群令人目眩神迷的五光十色，让地狱天堂混为一谈的十里洋场交织着最刺激的冒险，最靡丽的风月。
外滩，就是上海城市风貌的缩影；但是，这座城市拥有复杂得多的内涵，绝非又一个以单调的、所谓“坠落”形象示人的索多玛或蛾摩拉。它敢为人先，亮起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流出了中国的第一道自来水，接通了中国的第一部电话。它包容通达，至迟在1899年，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已向中国读者介绍过马克思的“安民新学”。它不惧斗争，1926—1927年，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永远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永远不失拼搏奋进的骄傲，永远在历史进程的关键抉择思路清爽、勇敢突破，顶级的大都会，足够智慧，总不致被时代抛下。
当荣毅仁多年后回忆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城的日子，仍颇为感慨。“……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我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清晨6点钟，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来我家报告消息，我问他怎么过来的，他告诉我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时隔一周，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趿着布袜草鞋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接见了荣氏，边嗑瓜子边阐述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会议一结束，荣毅仁即赶回公司，对等候听信的经理厂长们说了一句话：“明天开工。”
开工，就不停下了，毕竟，上海终是座不夜城。于是，黄浦江的水，就这么横无边涯地沿着新世纪的坐标继续奔腾着，转千弯，转千滩，依旧翻，千重浪。而所有与城市共同呼吸的人，都被搅得跟着心湖动荡，起伏慨叹，不能自已。
爱有多深，问君知否？似江水滔滔，一发而不收。百年回望，故土沧桑，我有外滩一段情啊，我有上海一段情。
金融王国：“远东华尔街”亮异彩
16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泥滩，后来泥滩上出现了第一座洋房，再后来，泥滩变成了外滩。
它制造了梦幻般的繁华，也包括这繁华的崩溃；它释放了人性的欲望，却差点被这欲望所吞噬。曾经，中国近一半的财富都被这条街道吸纳在怀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远东华尔街”闻名遐迩，蜚声中外？
1864年，上海。三余钱庄的跑街王槐山，下班路上碰到会德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David McLean）。苏格兰人开口就向王槐山借两千两银子，王讲义气，答允了，可拿不出那么多钱，便擅自从钱庄客户存款中挪出了一部分。麦克林声明，自己离去少则半年，多则九月，届时本利归还，绝不食言，岂料走后音讯全无。年终三余钱庄结账，王槐山挪款之事实在没法子交代过去，当老板的舅舅迫于行规，不得不做出开除的决定。1865年，麦克林返沪担任汇丰银行分行经理（HSBC，H是香港，S是上海，其资本来源、业务范围、市场体系，都在东方），得知王槐山的遭遇后，深感愧疚，四处打听对方下落，最后将在原籍谋生的王请回上海，出任汇丰银行买办。
汇丰于外滩开张营业之时，不过一幢三层小楼。那会儿，上海的棉花投机达到了巅峰，“金融市场炒买汇票的交易，没有一夜安宁的”。然而，待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棉花种植园恢复生产，国际棉价骤跌，人们为贪婪付出了惨痛代价。伦敦金融界率先发生倒闭风潮，迅速波及上海，中国人首次领教了什么叫“国际金融危机”。汇丰初期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因此能够更坚实地发展，且开始借债给中国政府。其中，最大的一笔，李鸿章用中国的盐税来抵押——该协议也是清帝国第一笔重大的对外商业性借贷，汇丰收益颇多。而代表银行操作这项借款的，乃王槐山的助手席正甫。席后来接替王出任汇丰大买办一职，两人被上海人称为“糠摆渡”（葡萄牙语买办一词的音译）。《沪游竹枝词》曰，“糠摆渡名不等闲，宁波帮口和香山，逢人自诩呱呱叫，身列洋行第几班。”
但与民族主义者抨击的不一样，买办不可被简单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声誉颇隆，既为雇员也是公司合伙人，起着核心作用——没有他们，就没有商业贸易。席正甫在汇丰当了30年的买办，建立了庞大的“买办世家”，家族分布出的亲戚、连带关系，掌控着外滩所有的大银行。席氏在外滩金融历史上的地位，恰如华尔街的摩根，即规则的设立者之一，熟谙游戏的一切玩法。
外滩的外国银行不断膨胀，我有识之士已察觉“不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盛宣怀一再向清廷上书，光绪遂责成其“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总行董事），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外滩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其后，更多的华资银行诞生，打破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垄断。
整个外滩面江的这条线，都是巨型的外资机构；外滩以西的小马路上，中国银行家们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后的第三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同天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合登了一条致谢的公告。彼时，权贵巨贾才是外资银行、官办银行和传统钱庄的座上客，普通百姓的小额储蓄基本是空白。陈光甫看到了平民市场蕴含的无限商机，推出“壹元开户”的吸储方式，而类似的、以平民为“重点客户”的银行的崛起，对上海日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全民金融意识皆强，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工业经济迈入高速成长的轨道。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计算，1912年—1927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在百年企业史上，此般盛景亮相三回，其余两次分别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而在老底子这轮工业化浪潮中，陈光甫凭借对民族资本家的放贷，大获成功。
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上海，在亚洲独步一时；可以说，外滩的银行家们，一度左右着中国的经济，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上世纪20年代，外滩仿佛一个超级工地，尤以1923年落成的汇丰银行大楼最弹眼落睛。大楼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间最华贵的建筑，超过当时外滩所有建筑造价总和的一半。据悉，汇丰选址时专门请教过风水师，最后确定在黄浦江这一弯的顶点，怀抱一江水，寓意财富源源不断。英国银行通过建筑标明身份，壮丽的全景，彰显雄厚的商业实力，予人值得信任的感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汇丰各种期货和货币的牌价，是中国的官价，事实上代替了中央银行的责任。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主持了外滩23号中国银行（前溯20年，上海分行率先抗拒袁世凯政府停兑令，中行声誉因之大振）大楼的奠基典礼；翌年，大楼结构大致完成，外滩终于有了一幢中国风格的大楼，基本轮廓就此定型。
上世纪50年代，外滩大部分建筑改作政府机关办公楼，有些成了企业办公室，一部分变身民居。上海则从一个国际大都会，转为本土化的城市、中国的工业基地。纺织女工黄宝妹家喻户晓之际，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各类优质工业产品从上海输送到全国，“上海制造”宛若长城般可靠。从外滩各级市政府机关办公楼发出的决策，明确了上海的工业生产，乃至整个中国的市场供应。
1956年后，外滩只存在两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上海分部和中国银行的总部。然则，于金融领域小憩片刻的魔都，未尝懈怠，终是被改革开放嘹亮的号角催醒，迎来全新的生命周期。据与外汇市场结下“半生缘”的汪德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外汇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外汇调剂中心主任）口述，1983年9月，中国银行的外汇管理职能归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外汇管理处；1988年4月15日，市分行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办理国内单位的外汇额度调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现汇调剂；1988年9月27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开业，为上海的金融改革注入活力。时任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来华访问时，特赴上海现场观摩了交易实况，“我很高兴参观了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1993年年中，中国人民银行准备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当时，北、上、广、深都具备建立市场的基础，有消息传出，“谁先找好场所，就优先考虑在哪个地方建立外汇市场”。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进驻外滩15号——兵贵神速，效率至上，阿拉上海，又一次抢在了前头。
按照上海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市政府在1990年代集中对外滩建筑使用功能进行置换，中外金融机构再次纷纷入驻，外滩金融街功能逐渐恢复，并不断延伸发展。如今，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排头兵”，外滩金融集聚带续接百年历史脉络，不断汇聚全球资源，正在打造世界级金融地标。十年磨一剑，临江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风华再现：中山东一路19号转为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28号原广播大厦迎来新东家上海清算所……而黄浦区在全面推进外滩“第一立面”（临江建筑群）功能置换的基础上，更同步启动了“第二立面”（非临江建筑群）的功能置换工作——中央商场修旧如旧，外滩源重塑公共空间；记忆里荣华盖世的“远东华尔街”，抬头笑看苍茫云海，丰神俊朗如故。
消费文化：撬动现代化的钥匙
2017年12月31日24时，新世界城。
“5、4、3、2、1！”震耳欲聋的倒计时之声格外喜气洋洋。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阿姨爷叔则嘻嘻哈哈地互祝“Happy new year”，金发碧眼的老外更是high疯了，打开香槟，乳白的泡沫四处喷涌，为嘉年华的狂欢添上最好的注脚。
“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西风东渐之初，上海滩大众娱乐业崭露头角却发展缓慢，大名如雷贯耳的南京路不过农田一片加民房若干而已。谁能料到，来自余姚的草根商人黄楚九，会令此地覆雨翻云，雄霸天下。试水中国第一家屋顶大花园“楼外楼”大获成功后，他与经润三合伙，在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路口建新世界之前身——“新世界游乐场”。
游乐场1915年8月4日开幕，除设有传统的评书、大鼓、相声、杂耍等传统戏曲外，另辟商场、电影院、弹子房、跑冰场、茶室等，气势宏大、市口极佳、票价实惠，是故游客如梭。尔后，新世界游乐场东侧相继矗立大名鼎鼎的“四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西侧，金门大酒店、大光明戏院、国际饭店亦如雨后春笋。与此同时，培罗蒙、老介福、吴良材、新雅粤菜馆也纷纷迁址南京路。自此，南京路奠定了挟潮流、领风尚的“中华商业第一街”地位。
老上海都晓得的，吃早饭有“四大金刚”，搓麻将有“四个风向”，兜风买物事么，南京路上“四大百货”靠谱呀。商品琳琅满目，同行竞争的宫心计也煞是好看：永安的楼比先施高一层，先施便索性加盖两层；先施打造自己品牌的牙膏、雪花膏和花露水，永安便推出了可以记账的“折子”，“迷倒”上海豪绅阶层；先施开创性地聘用女售货员，永安干脆组织起了一支服装模特队，每天在商场内表演，吸引顾客纷纷来围观……这边厢“贵妃互撕”不亦乐乎，那边厢“新晋小主”火速上位：楼高7层的新新百货夏季开放冷气，楼高10层的大新百货配备有18扇临街的大橱窗和全天候开放的空调，两座轮带式自动扶梯“带侬上天带侬飞”。
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了大量消费者，目不暇接的商品供应及商品消费带来满足感，租界华洋杂处的局面使南京路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对象，而马路建设和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无不促进了上海百货公司行业蓬勃发展，1920-1930年代，闪烁着五彩霓虹的百货公司就是夜上海的代表。《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指出，近代的消费空间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与传统商铺忽视陈列不同，上海百货公司是“可视化的消费空间”。首先，其建筑高大、装饰考究，玻璃橱窗不定期更新陈列，既攫取顾客注意，也起到广告的效果，同时成为城市街景的一部分。其次，店内商品按照用途分类，开放式的柜台展示让消费者触摸到商品，加强亲身体验之愉悦感。此外，百货公司还运用声光化电技术（电灯、电梯、冷气、无线电播音等）打造现代的消费空间，且时不时举办展销活动，使得商品的营销和推广带着浓厚的娱乐性质。
毋庸置疑，新兴中产阶级是百货公司的消费主力。但是，作为城市景观的橱窗设计，任人观览，形成市民的共享空间。视觉的公共化导致“欲望民主化”，即“通过公共性的视觉平台，突破阶级界限，把消费的欲望向下渗透传播”。百货公司分化出“低价部门”，表明企业经营目标是吸引更多的顾客；而游乐场的设立，则象征着百货公司成为走向平民的消费场所——虽然屋顶游乐场占公司总收入比例不高，其便宜的定价和节目内容的通俗性，却吸引了大量的店员和工人。利用空间设计，商家意图兼得鱼与熊掌。
在现代观念与日常生活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百货公司创造全新的消费实践，传播现代的消费主义，帮助市民们在经验层面想象现代。比如，林语堂在《我怎么买牙刷》一文提到，自己如何从牙刷广告中获取关于牙齿保健的新知识。在比较众说纷纭的牙刷广告的过程中，林大师更新了有关牙齿卫生的观念。可见，作为逐利的本体，百货公司虽在参与消费生活知识化的建构过程耍尽花招，盯着顾客的钱袋，不断宣传消费和娱乐休闲的正当性、引导新潮崇拜等，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启蒙普通民众的作用。换言之，消费文化巧妙结合“文明”与“科技”，亦是一把撬动上海城市现代化的钥匙。
商业固本，文化为魂，新世界懂这个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从1988年的大改制，到1993年的大改造，再到2003年的大扩张，企业殚精竭虑，颇费思量：它是首批增设上下行自动电梯和中央空调的海派新型商场，上海商界首推“无须理由退货”的百货公司，1990年代中期浦西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商厦，21世纪初期南京路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环境最佳的现代化购物中心，引进大陆第一家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中心城区第一家室内真冰溜冰场，等等。2012年上海购物节期间，新世界股票上市20周年，力推“20万股大放送”；2017年10月28日，特为赶在“双11”前拦截顾客，当日举行的内购会上“杀入”11万名会员，从上午10时许一直买到半夜12点；2017年12月31日，跨年促销硝烟再起，商场为购物的顾客准备了网红点心充饥，并定做特制公交卡，以供会员打的回家……
自21世纪初起，国际奢侈品牌频频向外滩抛出橄榄枝。10年后，高档餐饮和休闲场所谋求转型，调整业态。现在，“上海购物”的品牌业已打响，黄浦区正着手打造一批供新品首发的地标性载体，构筑“一带、两轴、五区、多园”的全球新品发布载体布局。其中，“一带”为外滩（百联集团时尚中心-衍庆里、洛克外滩源、益丰外滩源、半岛酒店、老码头、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SOHO外滩、外滩22号）；“两轴”为南京东路（世纪广场以及大丸百货、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等综合商场）、淮海路（大上海时代广场、华狮广场以及K11、连卡佛等综合商场）。在营造城市生活诱人沉浸的一个面向上，魔都向来不遗余力，外滩向来匹马当先。
2004年，永安百货实施“历史名店 重塑辉煌”的综合提升工程，全面恢复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历史原貌。第二年，上海华联商厦“翻牌”，除恢复老永安“双狮迎宾”的传统待客礼仪，每天下午，商厦二楼阳台还有老克勒出没，用萨克斯演奏怀旧金曲。戈瑞清，传说中的“永安阳台天王”，戴着礼帽和眼镜，活脱脱一个黑白照片里的上海绅士。他的表演，让从国家地理杂志看到新闻、旅居旧金山30年的年迈华侨，特地重游魔都，慰藉清愁；他的投入，让老一辈粉丝如痴如醉，每天翘首以盼，就等着和往日情怀鸳梦重温，也让年轻人、异乡人、外国人驻足流连，渴望再多一次触动性灵的约会。“全上海就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就我这一个特别的独奏舞台，我很珍惜。”风雨无阻，乐声悠扬，不足5平方米的空间，竟可维系着穿越时空的羁绊，一路伴你同行，直至2018，直至地久天长——
这，就是上海。
夜色温柔：罗曼蒂克复兴记
学者朱大可曾撰文，改革开放后，新的商业意识形态又笼罩了这座城市。在随后的城市改造中，14万块彩色地砖覆盖了观景台，水泥美学惊心动魄。“从90年代开始，夜晚的外滩重新成为瑰丽的风景。泛光灯的照明把上海再度变成了一个巨大布景……水、岸、灯和高楼，这四大元素组合成了外滩神话的主体……”
朱大可也谈到了“文革”时期外滩情人墙的景观，那里站满了喃喃对语的情侣，“他们彼此摩肩擦踵，犹如一个漫长的爱情链索，整齐地排列在黄浦江水岸，从外滩公园一直延伸到气象信号台。在寒湿的冬季之夜，情侣们在单薄的军装底下颤栗，幸福地眼望混浊的江景，抗拒着尖锐彻骨的寒意。”
什么都能控制，唯独情与欲。情人墙——修建于外白渡桥旁的黄浦公园至金陵东路新开河段、全长一千六七百米的水泥防汛墙，从前承载了多少“超负荷”的浓情蜜意啊。每逢夜幕低垂，晚风温柔，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便依托长长的防洪堤墙体和护栏，面向江面，头靠头，手握手，轻声细语，缠缠绵绵。两对情人间虽然仅隔几厘米的距离，彼此说话都听得见，但大家相安无事，场面融洽和谐。“（那时候）傻呼呼的，喫好夜饭就去抢位子，七点钟前头就赶到了。有一次去晚了，看过去人海茫茫，总算找到一处隙缝，挤进去，没等开口，旁边的旁友便主动让出一角。在这里，没有发生过占位吵架的现象。”滑稽笑星毛猛达说。
之所以会出现“情人墙”的“盛况”，和当时上海居民严峻的住房问题有关。在私密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无奈转而寻求家庭之外的城市空间，外滩，显然是理想的地点。1980年代后，民众的思想更为开放，加上大批回城青年正急于恋爱或重新恋爱，罗曼蒂克的复苏，一点都不叫人意外。脸嫩的朋友，情人墙来个四五次，也就慢慢学会放松，能够做到旁若无人了。
如今，水泥做的情人墙被花岗岩、大理石与铸铁雕花栏杆所取代；大伙儿谈恋爱，也不会蜂拥而至同一个“革命据点”了。眼下，同样值得一提的、“老树开花”的网红地标，还包括横跨苏州河、修葺一新的外白渡桥——全国各地的新人们喜欢被摄影师操弄着，满脸堆笑，在桥边摆上一千零一个pose，只求婚纱照尽善尽美，方便回头精挑细选。谁让外白渡桥这么富有戏剧性呢？言情流的陆依萍在此跳过河，帮派流的许文强在此相会美人，运动流的方世杰（电影《大灌篮》男主，周杰伦饰）在此踏着单车……
1954年初，22岁的杨陆胜经人介绍，认识了17岁的朱虹。第一次见面，两人就约在外白渡桥上。他们从1月约1次、半月约1次到每周约1次、三四天1次，周末必聚。约会前，两个人打电话的最后一句，总归是：“老辰光老地方哦”——“老地方”，即外白渡桥。“1956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桥中央，我牵着她的手，她头抬起来望着我，我吻了她，她也回吻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经过7年恋爱，1961年，杨陆胜在外白渡桥上向朱虹求婚，姑娘含羞答应了。做丈夫的65岁退休，不久，妻子因癌症辞世。她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他独自漫步外白渡桥，悄立与挚爱相拥、相吻、相知过的桥中央，泪流满面。
当然，淞沪会战后华界沦陷，外白渡桥曾经光怪陆离，远不如后世影视作品，或市民回忆滤镜所呈现出的那样美好。桥的一边是英国哨兵，另一边是日本哨兵；工部局表示，在中日战争中，租界实行中立，日军也默认了租界的原有权利。而相比外白渡桥，受到更严重打击的，则是战时被两枚落在外滩的炸弹误伤的，不幸的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729人被炸死，861人受伤；战争的严酷与荒诞即在于，并不放过无辜的人。
1949年5月25日，苏州河以南解放；当日凌晨4时30分，海关大楼挂出了巨幅标语，钟楼上升起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1966年，海关钟楼里的四口小钟不再每隔一刻钟就奏响英国古典名曲《威斯敏斯特报刻曲》（该曲是所有英国殖民地的钟声），代之以《东方红》；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从当年6月30日零时起，海关大钟停奏报时乐曲，只响整点钟声；2003年至今，海关大钟重新奏响《东方红》。
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上海。今天，黄浦滨江梦幻之旅，纳入情人墙、外白渡桥、外滩观光隧道的千态万状，让国族复兴护航下的浪漫主义，平添了愈发踏实的底气。改革开放40年，外滩一系列的改造工程，推动了上海一轮又一轮发展的新步伐，通过再塑、提升自身的金融、消费、经济、文化生态，重建牢固的情感联系，既唤起市民的归属感，也敞开胸怀拥抱全世界。
日本作家横光利一民国时期两次来沪，回国后专门写了一本小说，就叫《上海》。他坦言，在上海的日本人会把上海变得“更东京，更银座”，英国人会把上海变得“更伦敦”，法国人会把上海变得“更巴黎”，而这些混合使得上海更独特，自成一格。一辈子研究上海史的熊月之，脱口即用“闳约深美”形容这座城市：“闳”就是知识要广阔，“约”就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的选择，“深”就是钻研精神，“美”就是最后达到完美之境。“善于内省，保持警惕，凸显个性，立足大众，活络多变……近代上海原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强调能力而不是关系。上海人有契约精神，各行业与社会制度上的规范性非常突出。”
人们好引古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却往往忽略我们的先民，早知玉和石本为一体，只是借助硬度更高的异域之石，才能琢而成器。因而《毛诗》同篇在前强调“它山之石，可以攻错”，而释错为玉石未分状态，似更合古圣昔贤本意。实际上，上海风貌里深藏的城市人文精神，当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中华文化，吸纳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二者融合后萃取的菁华，足以指向值得期待的、文明的新的经纬度。
在一位拍摄了二十多年外滩的上海摄影记者的镜头里，有专程来此取景的一支外国摄制组，被老百姓好奇地打量着；有碰上烦心事的苏州女大学生想放空自己，坐火车到外滩这边刷牙；有彻夜未眠的法国球迷，世界杯决赛结束的清晨兴奋地庆祝；还有坚持在外滩放了二十多年风筝的老顾、老周……他们，统统都算“上海面孔”的闪光点——海纳百川，多元创新，开放宽容。作为较短时间内急速发展起来的特大城市，上海勾人的魅力，全因不吝于为国内 / 国际各地文化在此立足、发展贡献土壤，最终发酵、酿制了风采鲜明的“海派”。
电影《罗马假日》的结尾，已心有所系的公主被提问，世界如此之大，最爱哪座城市？“每一个，都有其特质，令人难忘。这很难说——罗马！不管怎么说，就是罗马。今生今世，我都会珍爱访问此地留下的回忆。”我们对外滩、对上海，正是这样的感情。消费主义的上海，风姿绰约；工业制造的上海，大江大河；自我革新的上海，永无止境。它独一无二，城不老，情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