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杂环境中的中国活力

　　刚刚过去的2018年，当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叠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迎难而上，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增速放缓的答卷。“2018年经济运行依然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年实现6.5%左右的增长目标没有什么悬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诸多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而《新民周刊》也在过去一年记录了中国民营经济“高开低走，政策力挺”的U形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在2019年的中国，民营经济还将是个热词。

“独角兽热”退烧

　　在201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界最热的莫过于“独角兽”企业。这个2013年在美国诞生的专有名词，指的是成立时间少于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而在2018年初的中国，一家公司只要被贴上“独角兽”的标签，顿时成为自带流量的风投宠儿，身价倍增、潜力无限。

　　一方面，“独角兽”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这些初创企业发扬壮大了，也是给中国民营企业争光；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经济需要“独角兽”来提振士气，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比第三名英国、第四名印度的总和还要多。

　　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国内的“独角兽热”持怀疑态度。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撰文指出，某些企业为获得资本市场垂青，或攫取政府的优惠政策，不惜弄虚作假，把自己装扮成“独角兽”企业。这样的“独角兽”多了，容易造成“典型的泡沫经济”。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新民周刊》在2018年5月推出了有关中国“独角兽”的专题报道，在当时就提出了本刊的忧虑：当估值像一根橡皮筋能被随意伸缩时，我们就失去了对“独角兽”企业的基本判断。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美国，谁能成为独角兽企业，市场评估；而在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因为“独角兽”企业被视为地方经济的风向标，简单地说，哪座城市独角兽多，哪座城市的经济前景就看好。受此驱动，地方政府倾心于打造独角兽企业。即便自个儿孵化不出，也得招商引资，引进若干。因为这意味着税收、就业、政绩。但过热就容易导致弄虚作假。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很难对“独角兽”企业的估值做出正确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有不少“名不副实”——无论是小米、富士康还是蚂蚁金服，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初创企业”，企业估值早已不下百亿，远远超过“独角兽”的估值。

　　与此同时，支持“独角兽”企业的方法也有待商榷。原来，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地方政府都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资深投资人黎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在扶持‘独角兽’企业上市，但如果一个企业都能做到快要上市了，那么它就已经做起来了。而对于创业公司，更应该扶植的是在它早期的时候，从头上扶植，而不是尾巴上。”

　　此外，中国很多“独角兽”企业并非胜在核心技术，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这种商业模式往往可以复制，只不过看谁先做到一定规模。黎先生分析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壁垒的公司有价值，但这个壁垒不一定是技术壁垒。例如，谁都可以做微信，技术并不难，但是要做到微信今天的生态系统是很难的。”

　　而且，中国的人口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让很多细分领域的创业在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存活，但在中国就可以。只要是涉及个人消费者的领域，规模效应就能在中国市场显现，这也是“独角兽”企业近几年在中国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所以说国外在烧钱做研发，国内在烧钱做模式。”这可能是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常见玩法。

　　在《新民周刊》对“独角兽热”进行反思报道几个月后，曾经被媒体追捧的所谓“独角兽”企业——小米、富士康和美团都成功上市，但迄今为止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而其他一些冲刺IPO的“独角兽”企业，也因为负面新闻或者融资不顺而遭遇经济寒冬，甚至出现挤兑潮和裁员潮。前有司机杀害女乘客而陷入舆论漩涡的滴滴出行，后有退押金风潮的ofo小黄车，而曾经的热门P2P企业也因实体经济疲软而逐一轰塌。

　　如今回看7个多月前的报道，《新民周刊》的担心都已成真，只不过现实可能更加残酷。这不仅令人想起2000年3月，互联网科技泡沫破灭，一大群高估值公司，市值突然缩水，华尔街的经理人措手不及，有人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梦魇”，有人倾家荡产，至今尚未恢复元气。更多的初创型公司，死在了奔向科技泡沫的路上。

　　在“百兽奔腾”的道路上，2019年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注定会放慢发展的脚步。

民企纾困

　　有经济学家用“水大鱼大”一词形容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得好不好，既要从宏观处看“水”，更要在微观处看“鱼”。而民营企业就是其中一条“大鱼”。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2017年全球大范围增长加速的“好光景”相比，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均衡性明显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8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7%，与2017年持平。在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2.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长4.7%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前三季度6.7%的增速依然亮眼。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说：“放眼全球，极少有经济体干得比中国好。另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下降，它仍保持在30%左右。”

　　而国际大环境的经济颓势，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压力，首先受影响的就是民营企业。我们注意到，2018年以来，民营企业经营成本、融资压力、债务风险全面上升，继而带来了一场由中央到地方，由精准聚焦小微企业到兼顾大中型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大讨论”和“政策雨”。

　　此外，2018年上半年，民营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筹资现金流净额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逾五成，而债务融资成本则同比提高0.19个百分点至4.03%。随着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增多，引发了一些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民周刊》在2018年8月推出了《浙江民企：从零到世界》的封面报道，以浙江民企的40年来梳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

　　因改革开放而生，应改革开放而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生动写照。今天的中国，2700万家民营企业、6500万户个体工商户，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例如诞生于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从成立到成为全球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巨头只用了不到20年。马云说过：“特别感谢浙江特殊的水土养分，没有这种水土的养育，我们是不可能到今天的。”

　　在本组封面报道刊发一个月后，自称是“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提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一时间市场人心惶惶。

　　为此，政府频频出手“安抚民心”——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9月下旬至今，中央层面包括部委至少召开了12次会议研究支持民营经济，涉及融资、税收、营商环境等方方面面。

　　201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召开后，各级政府合力驰援，一系列扎实举措紧锣密鼓推开，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9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各地方政府成立或拟成立民企纾困基金2615亿元，叠加金融机构设立的同类产品，规模总计达近5200亿元。

　　事实上，在《新民周刊》的浙江民企封面报道中，浙江的经验就值得借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浙江首先是在供给侧改革上花功夫；其次是创新引领；第三是政府放权、服务高效，发展环境更趋优化。

　　在各种支持政策作用下，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有所缓解。世界银行2018年11月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过去一年为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实施的改革数量创纪录，位列今年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前十。

　　不过，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远未解决。下一步，更重要的议题也许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达成国企与民企的“竞争中性”。《新民周刊》也将继续关注。

2019，不会硬着陆

　　定调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8年12月21日在北京闭幕。在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民营经济占据重要位置。会议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再加码，着眼于民营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从市场建设和法治建设两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建立长效机制和优越发展平台。

　　在税收方面，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将着力更大规模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例如，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等都是重要方向。

　　其实，《新民周刊》在2018年8月报道浙江民企之后，就做了中国税改的封面。当时的报道契机是个税改革，也为企业减税降费提供了讨论的空间。

　　报道提到，对中美税制颇有研究的王永亮律师指出，考虑到中国还存在占比较高的非税收入、社保费负担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不高，“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较重，需要降税清费。”例如，作为我国最主要的间接税税种，增值税采用的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由各流转环节的销售商或服务提供商在各自的环节根据本环节的增值额计算税金并缴纳，虽然原则上企业本环节的税金可以向下一环节转嫁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企业的部分进项税额无法完全抵扣，导致了一部分的税收成本沉淀在了中国企业，成为企业自身的税收负担。”有人计算，目前中国的生产企业大约有1/3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税收法定是一国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王永亮律师表示，税制改革任重道远。降低非税负担、降低企业间接税负和调整居民税负结构，仍有进步空间。

　　据悉，为降低民营企业成本，江苏、江西、山西、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等省份从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推动降低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气成本、用地成本、物流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已给出不同程度的减税降费礼包。

　　与此同时，起源于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出现在四川、广东、辽宁、河北4省份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中，上海则要求2018年内建成政务“一网通办”总门户，90%的涉企审批事项实现“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当各方给民企“打气”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明朗未来也愈加清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12月24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9年我国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消费形势相对乐观，出口贸易仍将增长，增速回落；2019年中国经济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