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十八年，经验初现
2000年6月，杭州与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南京、深圳、桂林一起，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首批试点城市，至今已是第19个年头了。从效果上说，可谓一路坎坷。其间，有关垃圾分类，杭州不断按下重启键——2010年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同年在部分小区试行源头分类；2015年，将原本禁止的“小区二次分类”在部分小区解禁；2018年，推行“桶长”制……目前来看，杭州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在走出政府唱“独角戏”的阶段。
“谁家如果垃圾分类没分好，对他来说，在这个小区生活，就是一件蛮难为情的事情了。小区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了。”蒋婷婷如此说道。作为杭州江干区圣奥领寓小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蒋婷婷感到，自觉执行垃圾分类，已经成为这个小区的一种文化。每个月，小区里每幢居民楼的“桶长”都会根据每户人家的扫码情况，给予积分。在小区里形成了一种“竞技性”比追赶超执行垃圾分类的氛围。
当年首批试点垃圾分类的城市，有的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有的则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垃圾分类之路。
另一方面，一些执行垃圾分类时间不长的城市，由于把准城市脉搏，倒也有了赶超的机会。
浙江“桶长制”，管到每一家
“我们做垃圾分类工作这么多年，感觉最难的就是如何落实责任。” 杭州市江干区治废办吴东超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从前，每次推行起来，物业总是推说垃圾分类是政府的事，居民又认为执行有困难。”
早些年，这样的情况确实令人感到为难。2015年就有社区志愿者反映称：“小区里，垃圾分类做得好的，是小孩和老人，青年人反倒是最难‘搞定’的一群人。”当时杭州有关社区采用带有App软件的红蓝垃圾桶，写着“废品换礼品”。居民将废品分类投递到回收箱内并扫描二维码，不久后便会收到后台反馈的积分，积分可兑换奖品——洗衣粉、沐浴露、洗发水。这样的办法虽好，却仍存在执行难——青年人看不上这些礼物，看得上这些礼物的老年人不会玩App。
吴东超说，通过调查研究，杭州方面找准了垃圾分类在落实方面的三个方向——责任在街道，重点在物业企业，难点在居民。从2018年春天开始，江干区针对垃圾分类责任不明确的难点，通过“党建引领，文化推动”，推出了“桶长制”。主管副区长担任全区“桶长”，街道书记或者主任担任整个街道的“桶长”，社区书记担任社区“桶长”，各小区由物业经理担任“大桶长”，每幢楼还推选出“小桶长”，每户家庭都有与“小桶长”对接的“家庭桶长”。通过“桶长”，政府、物业企业、居民都给串联起来了。
“桶长”们负责垃圾分类入户宣传、现场督导、积分登记、上门纠错指导。
作为千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杭州也有着外来人口问题，小区里的租户在垃圾分类上的配合度如何，直接攸关垃圾分类之成败。吴东超说：“对租户这一垃圾分类难点人群，我们采取约谈房东的办法。‘大桶长’‘小桶长’不断上门宣传。如果发现租户仍然不执行垃圾分类，各‘桶长’会再次上门劝导。劝导不听的，则会依法取证，之后罚款。”
那么，对于作为“大桶长”的物业来说，又有什么动力去督促各家各户进行垃圾分类工作呢？据杭州市城管委市容中心分类科科长曹勐琦介绍，如果小区垃圾“混投”严重、分类整改不到位，不排除拒运可能。
2018年8月14日，威盾物业就收到了江干区城管局采荷中队开出的拒绝收运告知书，原因是其服务的健风大厦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这是杭州市第一张拒绝收运告知书，紧接着，下城区城管局又连开两张拒运罚单。曹勐琦称：“我们会先发整改通知书，然后警告、二次警告。一共要给三次通告，如果还不整改，才进入到最后拒运的阶段。”由此，“桶长”串链起江干区的全民共识。
杭州江干区首创的“桶长制”，受到许多地方的关注。嘉兴市下属的桐乡市，最近也开始试点“桶长制”。以桐乡市乌镇镇南王村为例，由于该村村民大多集中住在独栋别墅里，该村给每家每户门前都配置了可供分类的干湿垃圾桶。以百合苑为例，“二级桶长”肖其东每天下午到各家门口检查垃圾桶，并进行打分。南王村保洁员沈荣庆则称，现在各家各户生活垃圾和厨余垃圾分类后，农村面貌更清新了。
据记者了解，南王村的“桶长制”尽管是受到杭州经验启发而来，但又结合了自身的农村特色。以南王村为例，该村设三级“桶长”——一级“桶长”对网格责任区内的垃圾分类、卫生状况实行总体监督指导；二级“桶长”负责宴席信息报送，指导垃圾分类，督促改善卫生，定期打分评比；三级“桶长”负责垃圾清运，负责垃圾分类。一级“桶长”由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班子和条线干部担任，每人负责一块网格责任区。二级“桶长”由农村党员和热心乡贤组成，以每人结对十到二十户的形式，指导垃圾分类。之所以需要专人负责宴席信息报送，是因为农村与城市不同——婚丧宴席往往在家办理，这一部分在市区属于定期处理的餐饮厨余垃圾，而在乡村则不是定期出现的垃圾，需要有人专门负责掌握信息。三级“桶长”由保洁员为主，负责在村里的垃圾清运时，确保每家每户的垃圾分类到位。在南王村，可回收的有害垃圾——纽扣电池、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废弃灯管灯泡、废弃化妆品、温度计，可兑换5角至2元钱不等。
西安雁塔区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赵雷最近到杭州江干区交流考察时曾表示，要对江干区的“桶长制”进行转化吸收，促进本地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蓬勃开展。而与桐乡市类似，上海的奉贤区也开始试行富有郊区特点的“桶长制”。
后启动城市，避开“先分后混”弯路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孙红梅最近主持完成了《我国节能环保投入与绩效情况报告》和《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竞争力情况报告》。在她看来，一件事情是否成功，需要有个标准来衡量。
“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人们总喜欢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作为‘标杆’。这样一比，那样一量，似乎中国的垃圾分类工作这么些年毫无建树。”孙红梅说，“确实，在我国，目前依然没有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但也要注意到——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年鉴统计信息显示，全国平均生活垃圾无蓄化处理率达97.7%，其中上海、浙江、江苏均实现100%处理。”
我国垃圾分类的推进上，同处首批试点城市的厦门，是做得比较有特色的，原因就在于随着生活垃圾量的不断增加，厦门先后设置了三大垃圾分类处理基地，分别是本岛后坑、东部翔安、西部海沧，促成末端处理完善。早期，厦门执行末端分类，也就是居民扔垃圾的时候并没有进行预先的分类，而是将分类工作放置到处理基地去完成。
自《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于2017年9月1日起实施后，厦门也将垃圾分类的发展方向定位在了前端处理。有了前段处理，三大垃圾分类处理基地的工作压力要减小很多，然而还是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譬如对生活垃圾，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进一步细分，将可回收物进行分拣，由再生资源利用企业进行利用处理，促进再生产品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厨余垃圾则通过生物处理技术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其他无害化方式处理。
2015年，厦门被列为国家第五批餐厨垃圾处理试点城市，同年6月，《厦门市餐厨垃圾收运工作方案》出台，首条餐厨垃圾集中处理生产线也进入试运行，在那里经过一系列的工艺处理后，餐厨垃圾变成可发电的沼气以及用于绿化的肥料。
厦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已分类投放的垃圾，禁止混合收集运输。同时鼓励净菜上市，促进源头减量。
比起厦门，连云港市可谓后起之秀。在垃圾分类工作上，连云港市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前端分类模式。连云港市城管局环卫处处长杨化雨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江苏省不支持后端分类的方式，连云港市环卫部门组织人员下社区进行宣传、辅导，启动并运作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连云港市连云区环卫处李江告诉记者：“我们于2017年4月，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在全市率先启动3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建设，每个小区的投入在17万元左右。”与此同时，连云区城管部门安排专人随行跟学，熟练掌握宣传、注册、投放、收集、转运等各个流程，并赴厦门、杭州等地区学习先进垃圾分类经验，在较短的时间里，摸索出适合连云区的垃圾分类办法。2018年，连云区开始自主建设垃圾分类小区，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区46个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实现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累计投入建设资金400余万元，每个小区的投入还不到10万元，比最初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方式节省了将近一半的资金。
最近，连云区还招募了23名女性督导员，专门负责对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投放引导工作。“这些‘美女专职督导员’，将垃圾分类宣传‘功课’做到了居民家。” 李江说，“督导员上岗前要经过严格培训，熟悉各种垃圾分类常识，能够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种垃圾分类问题，帮助居民兑换积分奖品。”
连云区的模式正在连云港市内铺展开来。记者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搜索到，连云港市北仑区于2019年1月开始，也在招募垃圾分类督导员，旨在为该区两个小区垃圾分类进行督导。项目要求应征者早晚有空，为他们提供的保障是志愿者保险、志愿者服装和专项培训。
提及志愿者督导员投入垃圾分类，在国内较早启动的是深圳。早在2012年，深圳市盐田区就对全区228个物业小区、城中村采取智能化分类管理。其中功不可没的就是该区近300名现场垃圾分类工作员，亦即督导员。提及做垃圾分类督导的往事，盐田区碧海蓝天小区的黄凤群回忆：“刚开始，遇到极端的乱丢垃圾情况，我们险些与居民产生口角。经过耐心地安抚和解释，最后还是获得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孙红梅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也是为何长期志愿者的监督会取得成功的原因。
学习了杭州、厦门、深圳盐田模式的连云港，吸取了开展垃圾分类较早地方的经验教训，对督导员辅导在前，又在后期垃圾运收环节没有一点儿放松。
李江透露：“我们了解到，在一些地方，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就是前端分类‘高大上’，而后端处置‘一锅端’。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影响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进。我们为确保小区居民分类投放的垃圾能够物尽其用，严格规范收运体系和流程，对可回收垃圾，我们落实专人、专车负责回收利用，尽最大可能让其变废为宝。”连云区还针对有毒有害垃圾新建成一处暂存点，在暂存点再细分废电池、杀虫剂、过期药品等，统一交由专业机构处理，推动垃圾处理向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发展。
在孙红梅教授看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会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水平产生影响，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应在政府、企业与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的模式。孙红梅说：“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改变一下居民处置垃圾的小习惯，城市文明就能前进一大步。一个讲究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一个讲求科学精神的社会绝不会允许如此巨大的财富被随意丢弃，中国应当警觉起来，接通社会循环的大体系，如此一来，发展壮大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更是人民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