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文坛之春

撰稿 一符立中（作家、乐评人）

　　提到旧时台北文坛，已然属于陈迹；在历史的场域，有一种过往的繁华在悠悠回荡；我像一名迟到的过客，盛世已是远方烟火人家，杯觥交错、衣香鬓影已然风流云散，然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如此凛然，不敢忘怀；适逢年节，我试图追溯那个“乡关何处”的文坛。

　　在早年，台湾作家的相交往还远比今天热络。因为胡适之、张道藩、徐钟佩……这些人位居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高官，他们不自恃身份、和文友平辈论交地带起整个社会的文艺风气，文学作家就像大家庭般的其乐融融。虽然余生也晚，胡适之、张道藩是看不到了！不过在这旧时代的文学盛筵凋零之前，“一出生就在文坛”的我，还是赶上好几位传奇人物的。

　　早年每年春节总有新春茶会。自拥山头的大报主编都会共襄盛举——包括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张爱玲重返文坛扭转乾坤的推手。

　　小孩子虽没什么审美概念，但当每年春节过后、母亲拿出一向束之高阁的皮衣把我塞进去时，我就知道要去参加新春茶会。从某方面来说，这比到外婆家拜年还要盛重——我这个“文坛童星”，等于要进行一年一次的亮相。还记得穿越报社大厅，登上一座白色大理石阶梯，你从小到大的仪态、教养，就准备接受整个台湾文坛的品头论足。

　　当我拾级而上，一波波声浪立即自二楼飘了下来。一屋子人声笑语，刹那间挟着难以言喻的热气扑面而来。

　　印象最深的是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苏雪林先生。她平常窝居台南，几乎不会北上。那年约摸她整生日快到了（她生于1897年），台北文坛要给她过大寿，她就一并在新春茶会露面。她穿着学生给她弄的赭色棉袄，白发红绫，相当醒目。一堆平常我都得喊“奶奶”的老作家——包括林海音、琦君、张秀亚、罗兰、姚宜瑛、艾雯簇拥着她、“苏先生”长“苏先生”短，好像是一位祖师爷。

　　台湾文坛有三位女士被尊称为“先生”，分别为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前两位因为年高德劭且在大学担任教授（那时台湾文坛能当女教授的不多），林先生年纪小她们一截，却是因为她的胆识和巾帼不让须眉，也被称为“先生”。现在看到某些号称亲身经历的怀旧文章称林先生是美女，令人哑然失笑。我初见她那年她顶了不起六十二三，经营纯文学出版社劳心费力，加上本身既爱做菜也爱吃，整个人显得矮胖敦实。脸色是老年人特有的紫棠色，眉毛细细画上，眼神凌厉。她一开口却是清脆到干净利索的京片子：“这个孩子长得是好，但怎么都不说话？太静了！”我才四五岁，以为被人家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但从那时候起，纯文学出版社的儿童读物源源不绝寄到家里，包括畅销的全套《波特童话故事》（Helen Beatrix Potter），还有她自己的《城南旧事》。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林先生为文学大业奔波，倒也独具一份禅意：她那时很爱搜集各种大象摆饰，显然颇以睿智雍容的大象自居。

　　最“灵异”的要属司马中原。当然他对我也已经是“司马爷爷”了，但林先生她们自然还把他视为“小老弟”“鬼灵精”。他会看相，见到我时眼珠骨溜溜地一转，好像把我从头到脚都端详个遍，然后才说“不错”“不错”。

　　再说琼瑶，她一成名就不到文坛交际，在外打天下全靠平鑫涛。以他个人之力将张爱玲、琼瑶，或雅或俗捧成全球华人阅读大家，平先生岂止两把刷子？多年后我在古典音乐界和他女儿平珩合作，为了推广张学又和平云合作，一直视作难得的缘分。

　　当然也有不参与新年茶会的文友：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又比上列诸先进年轻一辈、高举现代文学的英美大旗，那时多半留洋。一代鸿儒梁实秋却是因为养尊处优，俨然位居泰斗，懒得出席这类场合。有年在中兴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孟瑶票戏，销票销到他头上，老先生勃然大怒：“平常别人送我票我都不看，还要我买票看戏？而且还是孟瑶的戏？”销票的大概只惦记老先生来自北平，忘了《雅舍小品》写过：“皮黄戏里的青衣花旦之类，在戏院广场里令人毛发倒竖，若是清唱则尤不可当，嘤然一叫，我本能的要抬起我的脚来，生怕是脚底下踩了谁的脖子！”

　　这批作家，渡海来台，多半夹杂着背井离乡的隐痛。1949年的迁徙被许多人视为流放，只有历经写作的幻梦，才能在神光离合中拼凑齐故乡的时空。他们的作品除了少数几位，大陆读过的不多；因此这些年我颇花了些功夫，希望把他们的怀乡之作带回简体字书市阅读，让人理解根植于年节灯景的旧时情怀，那个一整批世代对古老中国怅然若失的世界。

　　多年以后，我专注于论述评介，原以为早已放弃自己的歌声，不意又蒙邀约：在这想念的季节，在记忆的灵河之畔。翦缀文字双双，江枫渔火，伴随降福的钟声，跨海拜年。但待春中，莺飞草长，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若能从我而游，歌声履声，彼此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