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故事

撰稿 一张怡微（作家）

　　对于我们单亲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过年总是很难的。一方面是困难，一方面是为难。因为总有一段路，从爸爸家到妈妈家，或从父母家到继父继母家，需要年少的自己清醒地走过。所有被掩饰好的生活突然推翻了，三好学生、100分、直到博士生毕业……再大的事哪怕刚转上山隘，都要勒住马。前方的去路再清晰，此刻也要停泊，无怨无悔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过年了。“年”像一个垂泪老母或绝世美人，是前世里欠下的“深恩”，周而复始永远也还不清的，无形的压力。云冷树冷，冰霜难解，苦都是坚毅地奔着天长地久去的。这种清醒的孤独感，就好像接力跑第一棒摔了一跤……耳边都是喝采声，还要坚持往下跑。然而，早早地意识到过年的难，却不失为人生的财富。尤其是过了而立之年，我才知道不仅是过年，过平常日子也需要智商情商的超负荷运转，才能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平静。我很羡慕有真正团圆年可过的人家，但那也仅限于看一眼的羡慕，他们也在奋力遮蔽着辛劳。新的一年，低开高走，对我而言早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乐观的期望。

　　三十二年来，我仅有过两次挣脱过年的经历。一次是在外读书，特意就不回家了。倒是有很多异乡的长辈愿意照顾我，约我去围炉。围炉也无非是观看别人的团圆，怕的就是这个。但意外的是，那个生平第一次的、孤独的农历年，我虽是千方百计地获得了私人自由，却并没有想象中高兴，只记得安静，很安静。另一次是去年。我像这个城市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很“正常”地出去玩了。走前约了父亲一次，还送了他烟酒。我们俩吃了个面，不到十五分钟，他就去买单了。那是一栋我常常约人吃饭的百货公司，也是一家我觉得算得上平价的日本拉面店。但我没想到父亲已不能吃糖，一丁点都不能。所以他也很为难，他也没有怪我。一年见一次，我们对彼此的生活都不算太熟悉了，冰冻三尺，总有让人心酸的细节。好在，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在一起过年了，这并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尴尬。我有时会想到他那天回家之后重吃一顿饭的场面，那到底是我们两个人的团圆，好像一个隐喻。因为就连这样的“团圆”，都是我努力争取来的。依稀记得是五年或者七年之前，我终于有勇气对他说，“过年我能不能单独和你吃个饭，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两个人吃饭了。”他居然听进去了，而且坚持了那么久，这也让我感到心酸。

　　去年夏天，外婆因为胰腺癌过世了。她是我身边最喜欢过年的长辈，我不喜欢过年，但喜欢她。如果我知道，去年会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年，我就不会出去玩了。没想到，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年，已经是前年。我心中稀少的关于过年的热闹记忆，都是外婆一人创造的。包括祭祖、餐食、零食，家里来来往往的人，流言蜚语，也都围绕着她。所以对我而言失去过年并不可惜，失去她，却真的失去了“过年”的意义。我的理智可以控制我理性地看待风俗、看待离散、看待人的生老病死，但我的理智没有办法控制我不想她。

　　后来我读《半生缘》，最喜欢开篇，写世钧烦家中事。世钧第一次与朋友一起过阴历年，是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会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吃过年夜饭，他与叔惠出去看了两场电影，作者写，没想到大年夜还有午夜电影。世钧从电影院出来后感到热闹中的凄凉，写的真好。生活里的乱麻，切不断的，逃也无用。后来工厂的日子，与曼祯办公室恋爱，最多算灵魂出窍一番。“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让世钧终于回到原生家庭，按部就班地解铃系铃。意志与命运通过“过年”这个契机博弈，很难说谁输谁赢。但“逃脱”真浪漫，叔惠也够朋友，自己家挺好的，却愿意陪友人大年三十夜看两场电影。在与外婆度过的二十几个年里，我也常迟到早退，不算是个好孩子。大年三十也曾不懂事地约人，总约不到，可见小说比现实浪漫得多。

　　没有过年的气氛，但我家也会有冬日窗台，会有兔子花，水仙花，会有洗衣机工作的声音，会有窗台上街猫轻盈的路过。当过年作平常日子度过，好像一种耐心的修炼，和爱的自我教育。我已经到了要给父亲母亲买过年礼物的年纪。也知道对他们而言，过年和我都在，就算是一种信念、一种礼物，好像我希望他们平安健康，那对我也是一种激励与安慰。尽管我们并不在一起，也不会再坐在一起度过那几个特定的日子了。“回头皆幻景，对面知是谁”，那也是一种平民百姓的年味，一种市井小民的默契与通达。

　　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狗十三》，许多朋友看完对我说，拍的好像我。我看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女主人公）把人的爱看得太重了”，那也是《简·爱》里的小天使海伦·彭斯说的话。我曾经很喜欢，也一度很怀疑。对我来说，也许过年是一种“连接感”。它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会有春、夏、秋、冬的流转，像自然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时间，锤炼我们对于变迁的接纳。而“爱”是一种新的知识，每一年，都从新年里生长出来。它有时是尴尬的、有时是沉默的、有时是微凉、有时是醇厚，但它不再是重到让人喘不过气的，或是吵到让人睡不着觉的……它应该是轻盈的，祝福或者道别。

　　新年新世，莫失莫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