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科幻世界

撰稿｜宋明炜

刘慈欣与中国新科幻

　　在中国科幻读者心目中，刘慈欣给这一文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荣与梦想。迄今为止，刘慈欣已写作八部长篇小说，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连续八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他荣获“雨果奖”的长篇小说《三体》风靡海内外，使“三体”迅速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名词。不夸张地说，刘慈欣之于中国新科幻的至高位置，已仿若金庸之于武侠。

　　科幻本来是中国文学中不发达的文类。王德威将晚清一代的科学小说称为“科幻奇谭”（science fantasy），它很快在启蒙呐喊与民族忧患构筑的新文化空间中烟消云散了。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在苏联文学体制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文学给科幻以正统的地位，曾出现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专业的科幻作家。但当想象力被政治正确的要求所束缚时，对未知世界的描绘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差异性，而只是复制已被意识形态书写完成的“现实”与“未来”。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改革初期，当时在科技现代化的政策号召下，中国科幻的形象凝聚在叶永烈塑造的“小灵通”身上：面对未来无忧无虑，洋溢着对技术的乐观，这时的科学幻想几乎等同于面对儿童写作的科普文学。

　　直到九十年代，中国新科幻的浪潮开始形成——事实上，刘慈欣并非孤军奋战的科幻作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他与王晋康、韩松、星河、潘海天、何夕等其他作家一起，共同创造出科幻的新浪潮。中国当代的新科幻几乎完全颠覆以往的科幻写作模式，科学想象失去了小灵童式的天真乐观，更多地呈现出暧昧、黑暗和复杂的景象；作家笔下的过去与未来，可知与未知，乌托邦与恶托邦之间，逐渐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这一点也植根于当代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型的转变。过去二三十年间，唯物主义决定论在改革后中国科学界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而量子力学、超弦理论、人工智能等新潮科学观念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的形象：从有序走向混沌，从必然走向模糊，从决定走向启示。

　　如果把韩松、刘慈欣、王晋康等看作新科幻的代表作家，我认为他们所直接汲取的文化养料，是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开放精神与批判姿态。从九十年代至今，当主流文学消解宏伟的启蒙论述，新锐作家的文化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那些源自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话语却化为符号碎片，再度浮现在新科幻作家创造的文学景观之中。也可以说，科幻文学处在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却于当代文学已历经嬗变、丧失活力的时候，以新奇的面貌将文学的先锋性重新张扬出来。

　　以刘慈欣为例，他的创作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但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严肃的精英意识，在看似天马行空的科幻天地里，注入关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思考。他的许多作品不仅在科幻读者群中已经变得脍炙人口，而且迅速成为公认的新科幻经典：从《球状闪电》到《流浪地球》，从《乡村教师》到《中国太阳》，从《诗云》到《微纪元》，从《赡养上帝》到《赡养人类》，从《三体》到《三体II：黑暗森林》到《三体III：死神永生》，刘慈欣的创作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包含着精心构思的完整世界景观，又兼有切肤的现实感。可以说，刘慈欣的写作，使中国新科幻的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石”。

“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

　　刘慈欣科幻小说的魅力，更来自于他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在中国新科幻作家中，刘慈欣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作家， 这可能不仅是指他的作品具有英美“太空歌剧”（space opera）或苏联经典科幻那样的文学特征，而且也因为他的作品场面宏大，描写细腻，甚至令人感受到托尔斯泰式的史诗气息：对于大场面的正面描写、对善恶的终极追问、直面世界的复杂性，但同时保存对简洁真理的追求等等。也有论者指出刘慈欣在经过先锋文学去崇高化后的今天，给中国文学重新带来了崇高或雄浑的美感。这种崇高美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他对宇宙未知世界心存敬畏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在世界科幻小说的历史发展中也自有脉络可循。

　　刘慈欣心仪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英语世界 “硬科幻”的重要代表作家。刘慈欣这样描述自己在读完克拉克小说后的感受：“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塘看到了大海。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

　　刘慈欣自称他的全部写作都是对克拉克的模仿，这种虔敬的说法也道出他从克拉克那里学习的经典科幻小说的母体情节（master-plot）的意义——人与未知的相遇；刘慈欣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图要做到的，正是如克拉克那样写出人面对强大未知的惊异和敬畏。写出《三体》系列的刘慈欣，应该与克拉克站在同等的高度，特别是当你阅读《三体III：死神永生》，体验无边无际、浩瀚恢宏的时候。

　　但克拉克小说中的崇高感，保留着康德的超验性的界定，即在崇高的感受之中，精神的力量压倒感官的具体经验。在这一点上，刘慈欣显示出与克拉克的不同。克拉克的世界在描写无限的未知时会着意留白，保留它的神秘感，使之带有近乎于宗教的先验色彩。如《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写到打开星门的一瞬，对那个奇妙宇宙的描绘，止于主人公的一声惊叹：“上帝啊，里面都是星星！”这近乎神性的语言，在刘慈欣笔下很少看到。与克拉克相比，刘慈欣采取的描写方式更具有技术主义的特点，但这会使他在惊叹“方寸之间，深不见底”之后，进一步带我们深入到宇宙（比如奇异的“四维空间”）中去认知它的“尺寸”。在描写的链条上，这样的层层递进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在与无形无限搏斗，试图想要把一切都写“尽”。

　　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刘慈欣描绘太阳系的末日。来自未知世界的高级智慧生物“歌者”，飞掠过太阳系边缘时，抛出一个状如小纸条的仪器——“二向箔”，它更改了时空的基本结构，整个太阳系开始从三维跌落到二维平面之中。太阳系逐渐变成一幅巨细靡遗的图画。他的科幻想象包容着全景式的世界图像，至于有多少维度甚至时空本身是否存在秩序，在这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巨大无边，同时又精细入微，令人感到宏大辉煌、难以把握的同时，又有着在逻辑和细节上的认真。

　　来自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的逼真感与奇幻性的并存，或者说是凭借一种不折不扣的细节化的“写实”来塑造超验的“崇高”感受，打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写实成规。

　　比如刘慈欣的两篇早期小说《微观尽头》和《宇宙坍缩》，以激进的科学推理为支撑，展示出的宇宙更加奇异，前者写夸克撞击之后，宇宙整个反转为负片，后者描写宇宙从膨胀转为坍缩的时刻，星体红移转为蓝移，但更不可思议的是，时间开始逆转，连人们说的话都倒过来了——在那个世界中，以上复述应呈现为这个样子：了来过倒都话的说们人连，转逆始开间时，是的议思可不更但……这样的例子在刘慈欣的小说中比比皆是，甚至在《三体》这样的长篇巨制里，宇宙规律本身的更改也是支撑起情节的最主要支点。

　　可以说他在科幻天地里，是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者——以对科学规律的推测和更改为情节动力，用不遗余力的细节描述，重构出完整的世界图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作品具有创世史诗色彩。

　　刘慈欣借以构筑世界的那些科学理论，在科学界也都属于“先锋”理念：从相对论到弯曲空间，从超新星到暗物质，从量子论到超弦理论，都在打破思维的决定论模式，设置出超越常识的可能性，推导出更加充满悬念、引入更多面对未知的精细推理。也就是说，“硬科幻”并不是定义性的科普解说，而是恰好相反，它打开了文本中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和差异性。与克拉克相似，刘慈欣式的“硬科幻”最基本的情节模式其实也只有一个，即人与未知在理性意义上的相遇，而且他要将这个假想中相遇的过程精心记录下来。

　　刘慈欣本人这样赞美科幻的力量：“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

三体世界

　　刘慈欣写作《三体》系列，用了五年的时间。随着《三体III：死神永生》的完成，他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并将一切都写“尽”，抵达了时空尽头。《三体》系列是中国新科幻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文学中罕见的史诗性作品。小说长达八十八万字，以众多的人物和繁复的情节，描绘出宇宙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人类自身对于道德的选择困境。刘慈欣在其中精心建构的“世界体系”充满惊人的想象力，严谨的科学推理令人叹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借用的科学理论都有可证实性。而小说情节发展中高潮迭起，令人手不释卷。

　　无论是“方寸之间，深不可测”的四维空间，还是整个太阳系被二维化过程时壮丽而惨烈的景象，都使《三体》这部作品将中国科幻的想象力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刘慈欣对所有这些看似无法言传的景观，毫无保留地以全景细密的“写实”方式加以刻画，他的文字精准而结实，使幻想变得栩栩如生。面对这些壮丽的宇宙景观和精妙的物理设想，我想说的是，我在读完《三体》之后，有如刘慈欣本人读克拉克小说后那样，“就像离开池塘见到了大海”，只想出门去看星空。

　　另一方面，科幻奇观的惊异效果取决于陌生化，但前提仍是它所描绘的世界似曾相识。或者说，优秀的科幻作品在呈现惊人的“差异”同时，魅力仍部分地来自与现实之间的相关性。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在科幻土壤贫弱的中国迅速获得众多读者，除了辉煌的科学想象之外，也在于他创造的世界有着读者可以认同的鲜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与现实之间的连接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验”。

　　《三体》第一部中有一段精彩的情节：地球上的三体组织为了让人类理解三体文明面临灭绝的危难处境，设计出一套网络游戏，借用地球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重构三体文明的样貌。在这套游戏中，我们一上来就遇到周文王，他正走在去朝歌的路上，自信已经获得三体恒星运行的规律，乱纪元快要结束，恒纪元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在小说中具有功能意义的隐喻性情节，在指向“差异”的同时，却是使用了我们熟悉的历史材料。“差异”点在于，三体世界有三颗恒星，运行没有规律，随时会使这个星系中的文明遭遇灭顶之灾。但此处表达“差异”的喻体，却是借用读者熟悉的中国商周历史，由此与现实世界之间发生另一种更直接的关系：“乱纪元”的意象借自史书记载的生灵涂炭的纣王时代，对“恒纪元”的预测脱胎于周文王倾心向往的太平世。在接下来另一层游戏之中，秦始皇时代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游戏的隐喻指向三体文明对恒星运行规则的大规模科学运算。但秦始皇的集权政治，是这台计算机能够运行的前提条件，因为计算机的运算部件是三千万听话的秦国士兵。

　　游戏的这两个层级不能代表刘慈欣全部的构想，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三体》叙述语法的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方面。情节层面对“三体世界”的隐喻表达，以历史（或现实）为材料，而在这之后，这些材料引向更为直接的现实感：三体是一个危机重重、灾难不断的世界，为了度过危机，求得生存，三体文明走向高效的集权社会。最终当我们读到对那个孤独的1379号监听者在高度集权社会中感到生不如死的描写时，已经很难分清三体世界与现实之间究竟谁是喻体。这个在整个小说中唯一得到正面描写的三体人，与对自己的社会和物种感到绝望、最先发出信号将三体文明引向地球的叶文洁，互为映像。他对于地球美好世界的憧憬和爱护，与叶文洁对三体文明的盲目信仰如出一辙，都建立在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不满之上。他们所处的世界也互相映现，“三体世界”真的与我们的世界有那么不同吗？

　　《三体》比刘慈欣的其它作品更具有深切的社会意识，小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宇宙社会学”，纠结在制度建构与人性道德的冲突之上，实际上也更为直接地将“中国经验”此时此刻的难题投放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之上。可以说刘慈欣构思的“三体世界”尽管有上亿光年的时空，其实却并不遥远。

　　《三体》的宏大世界，明确地建立在道德追问之上：“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三体》中多次写到生死攸关的抉择时刻，关系到文明的兴亡，人性的存灭。这些时刻映现出与作者和我们都面对的现实历史息息相关的道德困境。

　　刘慈欣的情节构思纠结在两个向度的道德上：一切为了生存的零道德和有善恶之分的道德。他铺展的宏伟叙述，最终展现的情节走向，是有道德的人类（或任何生命）无法在零道德的宇宙生存下去。《三体》跌宕起伏的故事线索，是人类一次次凭借理想和理性为保存自身作出努力，最终“歌者”来临，黑暗森林打击到来。但刘慈欣让程心一直活了下去，她成为三体和地球文明的最后幸存者之一。这个存亡攸关的宇宙史诗之中，整个物种和世界的灭亡，与一个人的保存构成了平衡。

　　可以说刘慈欣的小说中兼有着古典的浪漫人文理想，与冷酷无情的博弈理性。在当代语境中，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具有现实感。

　　故事的真正终结，收于对“写作”本身意义的显现。刘慈欣写到地球、太阳系、人类的终结，以至我们这个宇宙将要终结的时刻。当一切都终结以后，“未来”是完成时的，刘慈欣把他所有的叙述命名为“往事”。《三体》第一册出版时，封面印有“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的字样。《三体III：死神永生》在开头有一段简短的叙述者自白，把后面的记述称为“时间之外的往事” ，并说：“这些文字本来应该叫历史的，可笔者能依靠的，只有各自的记忆了，写出来缺乏历史的严谨。其实叫往事也不准确，因为那一切不是发生在过去，不是发生在现在，也不是发生在未来。”

　　将未来命名为往事，将记忆从历史中分离出来，将写作放在时间之外；在此意义上的《三体》，回归科幻写作的意义。它打开通向“未知”的路径，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实”和“历史”的记录、解释和构建，而更多的在于启示：仍有未曾发生的、时间之外的可能性。 “讲述”或“写作”，如《诗云》里耗尽太阳系的能量，存留下文字的世界，是在历史的喧嚣和现实的嘈杂之外，建立想象的空间。这想象的种子来自于心灵，可能如茫茫宇宙中的漂流瓶那样渺小而虚弱，但它以自己的存在赋予世界以意义。（作者为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副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