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厚度，情感的温度

　　欣逢盛世，方能在“一带一路”的春风下，迎来文物回归的春天。国运兴则文运兴，此番意大利返还文物，规模很大；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文博机构，对于海外文物的寻找、收集与回归之路，始终没有停止过。在这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从博物馆到研究机构，从国家文物局到捐赠者，都投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无论是《高呼与可》卷、圆明园兽首，抑或是《淳化阁帖》、雍正粉彩瓷器……数以千计的文物回到了祖国人民身边，令人倍觉难得与珍贵。

　　在国内诸多顶级博物馆中，上海博物馆堪称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无论在青铜器、瓷器还是书法、绘画等方面，上博都拥有雄厚的收藏与巨大的社会影响。走进上博，宽敞透亮的大厅有整整两面大理石墙，烫金的文字，记录着这座博物馆近几十年来的捐赠者名单。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数以千计的人名，在此交相辉映，熠熠生辉，有钱镜塘、吴湖帆等声名赫赫的海上收藏世家，也有谢稚柳、陈佩秋等当代艺坛泰斗级的宗师，更有传奇一生的百岁老人潘达于护鼎捐鼎的佳话……一连串的名字，汇聚于此，绝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文字，而是一串往事，一片情怀，一种温度，一段友谊……串联起近七十年来上海文博事业的前世今生，更构筑起上海博物馆作为世界闻名的一流博物馆，所应当具有的历史厚度与高度。而在上海博物馆几十年来的海外文物回归收藏之路上，不少捐赠者的倾情奉献与无私信任，构筑起捐赠者与博物馆之间良好的关系与深厚的友谊。

翁氏后人的上博情结

　　2019年1月24日下午，晚清一代重臣翁同龢后人翁以钧先生携夫人柳至善女士代表翁万戈先生将两件翁氏家族重要家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两件重要家藏分别是明代画家沈周的《临戴进谢安东山图》和清代画家王原祁的《杜甫诗意图轴》。

　　这是两幅相当有分量的文物精品。旅居海外多年之后，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其中，沈周的《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是其重要的青绿山水画作，画面左上有两行沈周简短的题款：“钱塘戴文进谢安东山图，庚子（1480）长洲沈周临。”题记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原有戴文进所作的一幅《谢安东山图》，沈周见到后将此画临摹下来，画中钤有沈周的二方常见印章“启南”“石田”。画面为较为浓重的青绿设色，在沈周的绘画中绝无仅有。而王原祁是清初画家“四王”之一，《杜甫诗意图轴》是王原祁画作中最大的一幅。两幅作品皆是翁氏家族的珍贵藏品。

　　翁万戈先生是闻名国际的收藏大家，他是清代名臣翁同龢的五世孙，本人是一位中国书画收藏家、鉴赏家。翁氏家藏的核心部分由其先祖在19世纪收集奠定，而翁氏家藏可谓是美国顶级的中国艺术品私人收藏，并以其作品质量上乘、大师序列恢弘、保藏状态良好和流传著录清晰见长。翁氏家藏书画目前主要由上海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著名机构收藏。

　　尽管身居海外，但翁万戈先生始终心系祖国，不忘乡情。早在1990年，翁万戈先生就把翁氏祖居捐赠给故乡常熟，现已开辟为翁同龢纪念馆。2010年，翁先生又将明代画家吴彬《勺园祓禊图》捐赠给了北京大学。而说起他与上海的情结，则更为深厚。2000年，翁先生就把翁氏藏书80种共542册捐售给了上海图书馆；2015年12月，又将《翁同龢日记》手稿本及《翁氏文献丛编》手稿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在翁万戈先生捐售给上海博物馆的书画作品中，首开先河的是南宋画家梁楷的《道君像》画卷。说起此卷，还有一段翁先生与著名书画鉴定家、书画家谢稚柳先生的友谊，值得一提。上世纪80年代，谢老随启功、徐邦达等书画鉴定界的顶级权威赴美，鉴赏美国各大博物馆与私人藏家手中的中国古代珍贵书画作品。在这过程中，与翁万戈先生相识相知，友情甚笃，后来，谢老主编《梁楷全集》大型画册，在收集了大陆与台湾所收藏的所有梁楷作品后，谢老想起翁万戈先生曾给他看过的那卷白描《道君像》，与后来世人熟知的泼墨大写意风格不同，这卷作品用高古游丝的线条精心绘制，神完气足，气象万千，堪称梁楷早期代表性画作。如果不能收入在全集之中，难免留有遗憾。为此，谢老特意致函翁万戈先生，求索该作品的照片。翁先生接函后，二话不说，第一时间拍摄了该画的高清照片，用特快邮件寄给了远在上海的谢老，最终此卷得以编入《梁楷全集》之中，也成了国内首次现身的梁楷精品真迹。翁先生的急公好义与爱国情怀，以及同谢老、上博的深厚情感，于此可见。

　　机缘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1年6月，北京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受旅美华侨翁万戈先生委托，曾计划将21件中国古代书画定向转让给中国国内的博物馆，其中包括梁楷《道君像》、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对此，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回忆，“10余年前，上海博物馆欲购藏其中五件，但由于经费限制，先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梁楷《道君像》。2016年，翁万戈先生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将梁楷《道君像》转让给我们。”

　　到了2018年3月，耄耋之年的翁万戈先生又一次与上海博物馆结缘，先后两次来函上博，表达了想捐赠这两件画作的意向。7月，陈克伦先生专程赴美，在庆贺翁万戈先生百岁诞辰的同时，进一步落实了捐赠事宜。最终在同年7月，翁先生签约捐赠明代画家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和清代画家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至此，上海博物馆收藏了翁氏六代家藏书画文物中极为重要的三件，堪称翰墨因缘，艺坛佳话。

　　翁以钧先生是翁万戈先生之侄。说起翁万戈先生选择上海博物馆的理由，他表示原因有三：其一，翁万戈出生在上海；第二，翁万戈赴美留学是从上海离开的；第三，翁万戈后来回中国，经常去上海博物馆，他和上海博物馆历任馆长都是好朋友，对上博非常了解，他觉得上海博物馆是这些收藏的理想归宿。翁以钧先生不久前透露，翁万戈先生曾表示：这次捐给上海博物馆的两幅画作，算是最后一次捐赠了，以后就没有东西值得捐赠了。“他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清楚得很，他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好了，不能再拖延了，才做了这个决定。”为了感谢翁万戈的慷慨捐赠，也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观看这批珍贵藏品，上海博物馆将于今年9月举行“莱溪流芳——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暂定名）。

海外藏家的最终选择

　　在上海博物馆众多的捐赠者中，不仅有类似翁万戈先生那样拥有浓烈民族情感的爱国华人，也有不少怀着深厚中国情结的国际友人。在这其中，荷兰籍的倪汉克先生堪称典型代表之一。昔年渡海西去，今日航空东归，多年来，倪汉克先生收藏的98件中国外销瓷在欧洲大陆珍藏二三百年后，最终重归故里，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珍品。

　　倪汉克的外祖父本·范·希斯是一个银行家，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收藏中国外销瓷。当时，荷兰人对于中国瓷器的了解和认识几乎为零，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某件外销瓷的年代是15世纪还是19世纪。倪汉克的外祖父购买这批瓷器，纯粹是因为喜欢。后来，汉克的父亲也加入到了瓷器的欣赏和收藏中，使得这批瓷器不断壮大。

　　汉克出生于1951年，从小就了解这些瓷器，并对它们蓝白相间的纹饰十分痴迷；上面那些身穿有趣的“长裙”、梳辫子的男人以及盘着发髻的女人，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对遥远中国的向往也由此而生。

　　1991年，倪汉克在父亲去世后继承家族的瓷器藏品，并通过各种拍卖会竞购，使这批藏品数量又扩充了近40%。倪汉克家族的收藏不仅有青花瓷，还包括五彩和粉彩瓷器。

　　倪汉克在2005年经历了滑雪事故导致一只眼睛视力急剧下降后，希望换一个生活环境，最终他选择了中国。对此决定，他表示：“收藏意味着，当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时，它会令你感到困惑和迟疑；如果我要做出某个重大的决定和行动，我必须轻装上阵，也就是说我得为这些瓷器考虑归宿。祖父和父亲的藏品‘身价’已百倍于当年，但他们不想出售藏品。”

　　就在其居住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倪汉克到上海博物馆陶瓷馆参观，在这里，他看到了对他来说很罕见的官窑。同时，他也发现针对欧洲市场品味的外销瓷在中国本土却不常见。这使他决心在2008年将98件外销瓷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它们300年后重返故土。

　　2008年，倪汉克先生专程以旅游签证来沪与上海博物馆商谈捐赠事宜，表达了将自己家中珍藏多年的明清景德镇外销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良好意愿。与此同时，他还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购买瓷器，并将其4月份购买的最后几件瓷器于2008年7月一同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共计98件（47组）。这些外销青花瓷藏品填补了上海博物馆瓷器收藏的空白，贡献巨大，意义非凡。

　　2009年，上海博物馆专程为倪汉克先生捐赠的这批瓷器举办了展览“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展”，并专门出版了《海帆留踪》一书。荷兰驻沪总领事林似海专程出席了开幕式。倪汉克先生在开幕式上非常开心，为自己心爱的藏品找到了很好的归宿感到满意。如今，这批瓷器以每四个月换陈一次的形式静静地躺在上海博物馆陶瓷陈列室，在造福中国观众和专家的同时也见证了中荷友谊。

　　不仅如此，上海博物馆还与倪汉克先生签订捐赠协议，同意在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举办一场荷兰公众期待的中国明清官窑瓷器展，作为对汉克先生良好意愿的回报；于2011年4月16至10月23日，上博如约慷慨拿出了102件/套瓷器和织物赴荷兰展出,展览在当地反响非常热烈。

　　倪汉克先生的慷慨捐赠，成为上海博物馆近年来文物回流的一段佳话。因为对中国，对上海的深情厚意，倪汉克先生又获得了2014年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对此，真可谓实至名归。中国驻荷兰大使张军在会见倪汉克先生时，就曾对他的捐赠义举表示由衷赞赏，认为这不仅使更多人有机会欣赏明清外销瓷，而且还促进了明清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和同时期中欧经济文化交往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推动中荷两国文化交流。张大使还表示当前中荷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相信在两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中荷关系必有良好发展前景。

　　故事还在延续，感情始终如一。倪汉克先生在获得了白玉兰荣誉奖后的五年里，仍然不停地为上海及国内其他地区做着无私的奉献，去年，他多次往返荷中两国，帮助上海博物馆和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博物馆建立联系，做了大量的联络与协调工作，最终，17世纪的荷兰绘画将在上博举办展览，17世纪的中国绘画展同时也会远渡荷兰。

　　不仅如此，2018年6月和10月，倪汉克先生又先后提出捐赠上海博物馆一件清中晚期（1800年-1850年）亚洲象象牙塔，弥补了上海博物馆相关品类收藏的不足，此外还有43件/组古代青铜器和陶器，这批新捐赠文物进一步扩充了上海博物馆的同类馆藏。作为一个外国人，倪汉克从2008年起就执着于一个愿望，那就是做一个上海人，做一个中国人。

　　多年来，除了翁氏捐赠书画、倪汉克捐赠外销瓷器，上海博物馆更以优秀的研究、收藏实力，人性、温暖的情感温度以及专业的普及、传播经验，因而获得大量海外珍贵文物的回流。其中，李汝宽家族捐赠漆器与90件长期流散在海外的珍贵艺毯、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等，都是可圈可点，值得永记历史的文化盛事。

　　截至2017年，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近10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逾14万件，有88000多件来自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捐赠，捐赠品占馆藏文物总量的8.6%，珍贵文物总量的23.6%。建馆至今，累计共有990余人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他们的名字都被永久镌刻在上博的捐赠墙上，他们的名字与所有的上博人一起，与全体华夏儿女一起，共同书写传统文化之魂，传承文脉之根。正如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所说的那样：“许多捐赠者，都是上博的老朋友，多年以来，这种深厚情谊始终延续着。目前，上博东馆正在紧锣密鼓开工建设中，未来我们将为捐赠文物开辟更多展陈空间，感谢捐赠人为保护文化遗产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彪炳文博界，启迪后来者。”

上博的文物回归之路

　　上海博物馆的辉煌，离不开一代代上博人的不懈努力与倾情付出。如何在几十年的收藏之路中，探索找寻出属于上海博物馆的海外文物回归之路？为此，《新民周刊》专访了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文物征集组负责人、研究馆员张东先生，就上博的文物回归之路，做了一番探讨与解读。

　　《新民周刊》：张老师，请您为读者解释一下，一般来说，上海博物馆对于海外回流文物的收藏形式一般有哪几种？

　　张东：一般来说上海博物馆的海外文物征集主要通过收购和收藏家捐赠来进行的。

　　《新民周刊》：对于回流文物，上博如何加以保管、收藏、研究与展出？

　　张东：由于收购经费有限,上海博物馆历年来把征集的重点放在适应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以及完善藏品结构等事业发展需要而开展的，对于来自海外的重要藏品，其实在入藏之前，相关专业部门就已经有初步研究，入藏后就相关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如果在上海博物馆展陈体系中显得重要的文物则及时充实到展览中去。而那些非常重要，或是成批量的，还会有专门的特别展览，出版图录或是专题研究。

　　《新民周刊》：对于回归文物的展出、研究与相应的社会普及工作，一般有着怎样的形式？能够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与价值？

　　张东：海外回流的文物，上海博物馆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海外藏家捐赠的文物很多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艺术史重要的实物资料，而那些上博花费资金收藏的文物，则对于填补上博研究和展览陈列空白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上海博物馆必须花重资征集的。

　　《新民周刊》：对于海外回流文物，上博在收藏之路上有何值得借鉴推广的经验？对于未来的文物回归之路，有着怎样的规划与期许？

　　张东：上海博物馆一直重视文物征集工作，各个研究部门都重视文物信息资源的收集，与征集部门合作，将一些重要文物收藏到上海博物馆。上博也重视与一些重要收藏家的联系，与他们交朋友，他们除了将一些重要的文物信息告诉上博外，有的藏家也将自己重要的收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征集也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支持，长期以来拨巨资支持上博的文物征集，对于一些重要文物的征集也会专项拨款。各方面的因素，使得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在全国都享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