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 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
撰稿｜河西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五四”前后，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40多个文艺社团，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批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可谓群星璀璨。
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会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谈“五四”文学革命，不能不提新文化运动。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此开始。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必须进行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并从1918年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人轮流编辑，鲁迅、周作人等人也给该刊撰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同年2月，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文学革命从形式开始，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杂志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成为启蒙时代的第一声呐喊。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鲁迅看到了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第一次用小说的方式揭示出：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是一个“食人的民族”。《狂人日记》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可谓振聋发聩。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借助于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终于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雨后春笋般的文学社团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过，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还是文学革命的初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之外，一般还很幼稚，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是思想最解放、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五四运动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文学社团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和创办的刊物不下100个。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代表作有叶圣陶的《一生》和冰心《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以及王鲁彦、许钦文等的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开展新文学批评以及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郭沫若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他在《序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这本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的新诗集犹如一颗炸弹炸响在中国的文坛，立即引起轰动，《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他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重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创造社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和创造社一样，太阳社是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社团，其三大将蒋光慈、钱杏邨（阿英）与杨邨人，都是中共党员。
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蒋光慈担任安徽省立五中学会副会长，经常面对长江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抒发豪情，他将自己的原名“蒋宣恒”先改为“蒋侠生”，又改名为蒋侠僧。他联络其他学校，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率领学生宣传抵制日货，参与义务教育，在学会办的《青年》杂志上发表诗文。之后，芜湖学潮风起云涌，五中被誉为“芜湖的北大”，是与蒋光慈作为学生运动组织领导者之一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
1920年，蒋光慈由高语罕介绍去上海，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的首批学员，结识了陈独秀、陈望道等革命家，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被派赴苏联学习。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两次见到了列宁。1924年1月列宁病逝时，他专门写下了《哭列宁》的诗和散文，并在《新青年》发表《列宁年谱》，是较早宣传列宁著作的人。
1925年他出版了描述贫苦农民少年经过曲折的道路参加革命的《少年飘泊者》等中长篇小说，1927年春他完成了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纪实小说《短裤党》，1930年11月发表了描述贫苦农民开展斗争的《咆哮了的土地》，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咆哮了的土地》遭到查禁之后蒋光慈的生活变得日益拮据起来。蒋光慈不仅有肺病，在医院里，还查出了肠结核。在当时，肠结核是一种绝症。1931年，蒋光慈在贫病中去世，年仅30岁。
和革命的创造社、太阳社不同，以徐志摩、林徽因、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成员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倾向于纯粹的文学之美的追求。
不过，也有例外。在艺术上，闻一多和徐志摩、朱湘、孙大雨等人的追求相似，但是闻一多可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学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紧随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3年9月，闻一多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一直到他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一直用他追求美的诗歌表达着爱国之情，这是五四精神，也是诗人的拳拳报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