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生态修复，鸟飞鱼跃

　　芦苇依依，白鹭翩翩。云绕雾缭，江水滚滚，似腾海而起的仙洲……

　　作为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第三大岛，崇明不仅是上海的“绿肺”，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长江经济带的“门户”、长三角“前厅”。这座世界级的生态岛正在演绎着有别于中心城区喧嚣繁华的别样风景。

　　过去几年，崇明在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农村环境治理、湿地修复保护等方面作出表率，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发挥着引领示范效应。而在2019年公布的上海第一批市级重要湿地名录中，崇明以7个湿地荣登榜首。

　　四月的崇明，乍暖还寒，在瑟瑟江风中，《新民周刊》记者探寻了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草沙水库、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等在国内外形成重要影响的湿地，满眼望去，枯黄的芦苇展示着蓬勃生长的意志，三五成群的鸟类翩翩起舞，中华鲟则在水中自由地游弋……

　　虽然没有春夏的“青纱铺地”和秋日的芦花胜雪，却依然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盛世图景。

“国际加油站”遭遇生态危机

　　崇明东滩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位于长江入海口，傍海依江，咸淡水交汇，长江水携带泥沙而来，不断堆积，现在滩涂还在以每年80到100米的速度向东海淤张。1998年成立的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41.55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水域和光滩，有植被覆盖的面积只有80平方公里左右。这里丰富的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为鸟类提供了多样性的食物来源，每年吸引近百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或者过境。2002年，崇明东滩被正式列入国际重要湿地，是公认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敏感区。

　　复旦大学鸟类学教授马志军说：“崇明东滩是我们国家，或者说整个亚太地区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驿站。比如说像一种叫大滨鹬的鸟类，它们在春天迁徙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体重大概有250克左右，因为这种鸟类能连续飞行5天5夜，所以它们可以直接从澳大利亚跨过西太平洋，而在5000公里的长距离飞行过程中，体重会减少一半，到达崇明东滩的时候，体重只有100克多一些。因此，它们迫切需要崇明东滩这样一处栖息地，提供能量补充，这样它们才能继续向繁殖地、向北方飞行。崇明东滩对鸟类来讲，就相当于一个加油站，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加油站的话，有可能这些鸟类就没法完成它们的迁徙活动，生命就没法延续了。”

　　然而，2002年之后，崇明东滩这个鸟类的“国际加油站”，面临了一场巨大的生态危机。几年之中，这儿的鸟类数量急剧减少。到2007年，雁鸭类的数量已经下降到只有一两万只这种规模，而在之前有十几万只。

　　东滩看不到鸟了。为什么？

　　事情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说起。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钮栋梁告诉《新民周刊》，为了充分利用长江上游泥沙资源，上海市在崇明东滩等地引进并种植了外来物种互花米草，以加快滩涂淤涨成陆，保护沿江一线海塘的安全。

　　互花米草是禾本科多年生高秆型植物，根系庞大，植株生长稠密，通过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扩散速度是芦苇等土著物种的3—5倍，具有“一年成活，两年长沸，三年外扩”的特点。“由于当时对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没有深入的认识，且崇明东滩尚未建立自然保护区，没有及时采取人工干预措施，互花米草扩散速度远远超过想象。”

　　钮栋梁说，截至2011年，互花米草在崇明东滩的分布面积已达到21平方公里左右，并仍以每年3—4平方公里的速度向保护区核心区扩张， “互花米草来了以后，它会取代我们当地一种叫海三棱藨草的植物。海三棱藨草是很多鸟的食物的来源，（互花米草）取代以后，鸟就没吃的了，没有吃的，它肯定就不来了。”

　　“互花米草的根系非常发达，密度也非常大，它使很多原来适合于芦苇、海三棱藨草和光滩的底栖动物不能适应了，底栖动物种类和生物量大幅度下降，鸟类的食物来源受到严重影响。再一个，互花米草不仅长得密还长得高，倒伏后密密实实地盖在滩涂上，导致那些以滩涂里的鱼虾蟹为食的水鸟也找不到食物吃了。”

　　鸟为食亡。没有鸟食的湿地将名存实亡。东滩湿地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钮栋梁告诉《新民周刊》，“上海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从2006年就要求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集合了包括上海跟生态有关的一些高校，再加上我们各个委办局，来研究解决东滩互花米草入侵的治理问题。”

　　两年的时间，生态专家们试验了化学试剂、火烧、反复割除等各种办法，来清除入侵的互花米草，但是，效果都不佳。经过反复试验，专家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

　　“蓄水刈割法——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区域先把它围合起来，然后再在互花米草的扬花期前蓄上水并进行带水刈割，留5到10厘米长的根茬，然后把水位蓄到七八十厘米，进行水淹。缺氧的植物很快就会死掉。淹半年的目的就是主要使它地下部分彻底死亡，让它没有复生的机会。”

　　钮栋梁对记者表示，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上规模最大的以控制外来物种，修复、恢复迁徙水鸟栖息地功能为主要目标的生态修复工程。

　　“互花米草的治理没有先例，我们也是结合东滩实际，边实践，边摸索，发现光割掉不行，还必须用水隔绝，从而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是之前的刈割设备并不适合在滩涂上工作，所以我们还研发了适合在水深0.4米以上、淤泥质滩涂上行驶的带水刈割设备。”

　　2013年9月，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下，一项国内外罕见的大型生态修复工程在东滩湿地开工了，工程的名称是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项目（以下简称“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然而，用工程的办法修大堤、围歼互花米草的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个项目耗资10多亿元，可能不值得；也有人认为人工干预太厉害，会引发新的生态问题。

　　历时5年，东滩湿地修复工程于2018年底全部完成。互花米草灭除率达95%以上，彻底扭转了互花米草在崇明东滩大肆扩张蔓延的严峻态势，为迁徙过境的鸻鹬类和越冬的雁鸭类水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与此同时，通过人工种植和自然恢复，东滩土著物种芦苇、海三棱藨草等逐步恢复，退化湿地生态系统逐步改善并趋于稳定。

　　可以说，东滩湿地修复工程以实际功效证明了人工干预在湿地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总干事卢思骋所言，“必须要纠正一种概念，我们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不能说什么都不做，让它这样继续就可以的。有很多的人为的、基于科学的一些干预的手段是必须的，尤其是当它之前已经受到人为的破坏以后。人工干预可以提高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加快生态环境的恢复”。

湿地生态修复的上海样板

　　清除互花米草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优化鸟类的栖息地，吸引更多的鸟儿来这里。因此，在打赢了和互花米草的战役的同时，生态修复项目着重考虑了鸟类栖息地的营建和系统化的水工设施。

　　钮栋梁说：“我们这个工程比较精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都是可以经过人工进行调控的。我们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鸟类在这个地方的栖息需求，比如说有的鸟喜欢水浅一点，有的喜欢深一点的。我们都可以通过人工调度来进行实现。”

　　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区域内形成了20个相对独立且可调控的生境单元，56个生境岛屿、3000亩沙洲浅滩、600亩池塘、23公里潮沟、47公里随塘河以及开阔水域、芦苇群落、海三棱藨草群落等适宜鸟类栖息的各生境要素散落其中，人工种植的海三棱藨草和海水稻为植食性鸟类增加了食物来源。

　　“在生态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根据鸟类的需求设计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小生态环境，营造各类适合鸟儿栖息的岛屿、浅滩、沙洲、池塘。”钮栋梁指着一片池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现在的水位就是根据琵鹭的需求设定的，再深一点的话，它就不好捕食了。”

　　小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颜值”高，是候鸟中的“明星”。小天鹅每年在东滩越冬时间是10月中旬到第二年3月。这几年东滩湿地的环境不断变好，来这里越冬的珍稀候鸟越来越多，小天鹅、白琵鹭、黑脸琵鹭等23种国家珍稀保护鸟类回归东滩越冬栖息。让保护区工作人员们欣喜的是，此前已在崇明东滩“消失”十多年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2016年冬天也在保护区内出现了。

　　钮栋梁说：“据我们科研人员调查，光2016年冬季我们越冬的水鸟，和往年同期相比较增加了6万多，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看到这么多，特别是珍稀濒危的物种回归，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通过望远镜，钮栋梁详细向记者讲解了白琵鹭、黑脸琵鹭之间的不同，并不无自豪地说，“现在看到它们已经不觉得稀奇了”。

　　根据监测报告，2017年修复区内主要土著植物（芦苇、海三棱藨草）的生长面积达到14000亩，鱼类种类恢复至21种，大型底栖动物恢复至25种。同年，生态修复区内外鸟类种群数量均明显增加，其中修复区内观测到的鸟类数量达到83149只次，较2016年翻了两番，种类多达72种；生态修复区外侧滩涂发育良好，土著植物恢复远远好于预期，修复区内外呈现出苇荡摇曳、水清鱼跃、万鸟齐飞的自然美景。

　　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大面积清除互花米草、大面积复壮海三棱藨草，修复鸟类栖息地功能，维持和扩大鸟类种群，改善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质量，这样的治理举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规模治理生物入侵治理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众望所归，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荣获2016年度中国人居环境奖范例奖。

　　上海为了保护鸟类栖息地，投入巨资，科学施策，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之路。通过大规模持续修复，有效改善了入侵地生态系统结构和质量，逐步恢复了水鸟补充栖息地的功能，同时也加快了修复区外侧自然潮滩的发育和演变，大大提升了崇明东滩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特别是在生物栖息地、水源涵养、净化水质、保持渔业资源增殖、后备土地资源等功能方面有了更好的提升和完善，为上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管理的绿色生态空间。崇明东滩也因此成为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和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在生态治理方面的技术革新，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无疑是上海为国内外湿地生态修复提供的一个绝佳样板。

中华鲟保护不容乐观

　　在崇明岛上，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飞鸟，还能见到许多珍稀鱼类。毕竟，与人们同饮一江水的还有被誉为“水中熊猫”和“爱国鱼”的中华鲟，以及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生于长江，长于大海，随后又万里归家的中华鲟，被认为是最“恋家”的鱼。长江口作为中华鲟唯一的“幼儿园”，孵化后顺流而下的中华鲟幼鱼到达这里时还不到10克重、10厘米长。它在长江口停留数月，在适应了咸咸的海水后，就奔向大海，直至成年。然后，面对激流险滩，即使忍饥挨饿，它们也要再次回到位于长江上游的出生地产卵繁殖。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吴建辉科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约1.4亿年前，长江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而中华鲟 的历史，大约也是1.4亿年。但是，现在这一中国特有物种，可能野外灭绝。

　　走进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展示馆“生命长江馆”，会发现有五个鱼缸大小的水族箱。

　　水族箱里分别“居住”着水草间游动的淡水鱼、趴在老树根和泥滩上的跳跳鱼、鳗鲡、海蟹等。它们看似与中华鲟无关，但鱼缸对应着长江口及附近的生态环境——河流汇入大海，淡水过渡到咸水，江水海水潮涨潮落等。它们跟中华鲟都曾生活在同一片湿地水域里，命运“休戚与共”。然而如今，长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中华鲟自然种群逐渐衰退，自然繁殖出现不连续趋势，已到达难以维系的境况，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中华鲟物种将很快走向灭绝。

　　吴建辉说，最近几年，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监测的中华鲟幼鱼资源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洄游于长江的中华鲟亲本估计有2000余尾，它们沿长江溯源而上3000公里，至金沙江产卵繁育幼鲟。1981年葛洲坝截流阻断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原本分布于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600多公里江段16处以上的产卵场都无法再被中华鲟利用。

　　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只能洄游1800公里，在葛洲坝下游约30公里江段5处产卵场自然繁殖。至2012年，产卵场仅剩下葛洲坝坝体附近一处。

　　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研究人员在该产卵场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这意味着中华鲟最后一处产卵场也出现严重问题。然而，让人意外的是，2015年春夏，上海长江口出现大批中华鲟幼鱼，数量为往年的数倍，也是10多年来之最。“这些幼鲟到达长江口的时间比往年早，大小也比以往的小，而且停留的周期也延长了。”

　　2016年，吴建辉和同事们又没有监测到中华鲟幼鱼。2017年则监测到652尾。2018年这个监测数据又回到了“零”。“2019年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中华鲟幼鱼。”吴建辉说。对于这种状况，科学家们也是喜忧参半。忧的是中华鲟的自然产卵繁殖有点像“回光返照”，很可能之后就再也不出现了。

　　喜的是，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正在觉醒，这对中华鲟、长江江豚等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是莫大的“利好”。

　　吴建辉说，长江口是全球重要的生态敏感区，作为中华鲟生命周期中唯一的洄游通道和长江中数量最集中、栖息时间最长的水域，同时又最易受到侵害的天然集中栖息场所，位于长江尾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区位优势无可替代。它还是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保护动物的重要分布区，也是其他鱼类洄游的重要通道和索饵产卵的重要场所。

　　“基地二期准备保护长江江豚。2018年，长江江豚全流域普查结果显示，已经只有1000头左右。和中华鲟的命运相似，据报道长江江豚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下降。”吴建辉说。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的保护应该是在整个长江领域，而非鱼池里或者某个保护区里。

　　在吴建辉看来，要改变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野外灭绝的命运，行政命令远远不够。让他欣慰的是，上海市政府正在拟定保护中华鲟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上，为保护中华鲟提供有力支持。

　　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对中华鲟物种的保护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充分发挥了长江入海口的作用，不仅成为上海的一大生态地标，更成为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的标杆和典范。

　　今天的崇明岛已从长江口的一座孤岛变成了一个城市之岛，承担着为上海市未来发展守住战略空间、筑牢生态屏障的使命。崇明湿地的生态修复之路更是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