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少年训练： 从“小”到“大”，精益求精

　　青少年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居于战略性、基础性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强调“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而推进“三位一体”发展的关键在于抓好青少年体育。

　　上海一贯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并且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能够不断创新思路，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提供空间和基础。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有3万余人，开展业余训练项目超过40个，基本覆盖夏季奥运会项目，新增冬季奥运会项目（冰壶、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球），上海青训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敢为人先，上海体育做好青训排头兵

　　竞技体育的发展，关键在于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青少年训练的专门体系与机构。1955年原国家体委按照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试办青少年业余体校。可以说，上海正是在国家的要求下，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业余训练工作。

　　1955年，上海成立了第一少年业余体校，开设了体操、田径两个班。次年的第一届全国少年运动会上，体操班就获得了男、女团体亚军。紧接着，在全国训练工作会议上，上海第一少年业余体校的经验就被给予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也是在1956年，国家要求各省市区建立青少年业余体校，自此，业余训练开始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到了1965年，全国青少年业余体校已经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一般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省中心业余体校和专业队三级青少年训练网。

　　在上海，三级训练网的概念，是以“科学选材、打好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高”为指导方针，建立并推行一线、二线、三线运动员相衔接的训练体系。其中，一线运动队指的是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比赛的优秀运动队，二线运动队是指市级体校等训练单位的队伍，三线运动队是指区业余少儿体校和有关体育场馆体校的队伍，另外还有基于基层中小学体育传统校的四线队伍。

　　随着国家《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少年业余体校章程（草案）》的颁布，1957年，上海徐汇区业余体校成立；1959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成立，也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省市一级的体校；到了1961年，市区全部建立了区属业余体校，项目以田径、游泳、体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最为普遍，同时根据自身优势，各体校设立了自己的特色项目。

　　这个时期的上海青训工作，一直是全国的排头兵。数据显示，1960~1965年，上海各级业余体校共培养运动健将70名、一级运动员688名、二级运动员3042名，三级12496名。其中，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建校6年内向一线运动队输送运动员149名，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6名，成为上海市运动竞技人才的主要后备基地。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业余训练突出奥运战略，调整了项目布局，突出田径、游泳等大项，在经费、编制及政策上给予了优先保证，三破世界纪录的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庄泳、打破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纪录并赢得金牌的运动员杨文意等等，都是这个阶段上海培养的优秀运动员。

　　上海市体育局的历任领导都非常重视青训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业余训练工作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完善了体育竞赛体系，创新了大赛机制，培育了不少青少年品牌赛事，挖掘了不少优秀的运动员苗子。

体教结合，从“小体育”到“大体育”

　　1998年后，上海的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从单一的体育系统培养，逐渐过渡到体育和教育系统联合培养后备人才。这种转变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主动求新的尝试。

　　事实上，早在1986年，上海市教育局、市体委就曾联手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健全学校体育机构，保证体育经费，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和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等工作的具体要求，开展了“四固定运动队”（固定项目、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固定教练）等活动。

　　此次“意见”的发布，也为后来的体教结合打下了基础。

　　1998年前后，全国各地基本停止了中专生分配制度，作为各地青少年训练中坚力量的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的办学受到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了少年儿童体校，全国青少年训练开始出现萎缩。

　　经济社会发展，加上当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们的观念思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参与体育培训，对于运动员来说要花很多时间，但体育竞技又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顶尖人才不仅需要努力更需要天赋，大浪淘沙之下，最后能够真正从事体育的运动员还是非常少的，所以出路问题得不到解决，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培养一定会受到影响。

　　在当时的考核要求下，体育部门为了取得优异的体育竞技成绩，难以兼顾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因为任何项目都有一万小时法则，要想成为卓越的运动员，训练时间的保证是必须的。

　　当然，体育部门也认识到，体育的本质也是教育，体育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健全人格的养成，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重要手段。因此，体育部门决心从“管脚下”转为“管天下”，以“大体育”的观念，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

　　在“大体育”的理念下，199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人才共育、特色共建”的体教结合指导思想，建立了体教结合联席会议制度，构建了上海体教结合工作的发展框架，并连续几年，每年召开由市领导参加的全市体教结合大会，各级各类体校对未来发展之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体教结合、课余走训、节假日集训等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当时上海提出“要把运动队办到有条件的学校里去”，如此一来，孩子们不仅省去了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学校里的排球场、游泳池等也能得到充分利用。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1997年，中国女排“后五连冠时代”的核心队员李国君走进上海市进才中学，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排球俱乐部，而在进才中学，排球运动员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并未单独设班。此后，“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这个名词就与“体教结合”培养人才结合在了一起。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某项体育特长，特别是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就读，那么，该体育项目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连贯链条，也被视为是一种升学通道。

　　“其实，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有文化有知识，运动员到了一定高度后才能更加理解面对瞬息万变的运动场，他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赢。”市体育局原巡视员郭蓓告诉记者，以前体校的学生毕业后是中专学历，后来经过争取，在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体校也开设了高中班，这样，想考大学的运动员也可以读高中班后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校园。市体育局在引进外省市的优秀运动员时，也会要求他们的文化成绩通过一定水平，这是对运动员负责，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对于本科阶段的运动员，体校则与上海各大高校合作，为运动员“送教上门”。

　　在2000年底，上海为加强青少年业余训练和体教结合的管理，率先在全国成立了专门负责此项任务的单位——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实现了上海对于后备人才培养的“管办分离”工作，即体育局负责规划、政策、宏观管理，青训中心负责具体操作及业务管理，职责明确后，上海的青训体系得到了较大的加强。

　　“十一五”期间，上海又出台了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百千万工程”，即培养一百个优秀的业余训练教练员、一千个优秀的苗子、一万个坚持系统训练的运动员，积蓄奥运后备力量的人才库。

　　2009年，上海市体育局又成立了青少年体育处，原本与教育体系脱节的“三级”后备人才培养逐渐被“体教结合”为主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所取代。

　　“2009年成立青少处，跟当时国家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北京奥运会后，国务院牵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各项工作都在稳步上升，唯有青少年体质在逐年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得少了。因此，青少处的成立相当于是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体育普及工作联合了起来。”郭蓓向记者解释。

　　2012年，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关于深化本市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也就是“体教结合双八条”，此文件在全国都属首创。“体教结合双八条”首次明确了体教结合的新内涵，要求以学生体质增强、后备人才培养、运动员文化学习、体教结合运行机制及保障措施完善为主要内容，规定了体育和教育部门各自所承担的八项工作任务。其中，加强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的“一条龙”建设，推动运动项目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衔接，为人才输送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渠道，运动员的出路有所改善。

　　2016年，市体育局与市教委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和修订，发布了《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2016—2020年）》，简称“体教结合双十条”，在进一步巩固“体教结合双八条”工作成果上，明确了体育与教育部门在“十三五”期间各自要完成的10项主要任务。

　　体教结合实施以来，成果显著。学校体育随着体育课“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的要求不断深入，学生在体育课中也将掌握一两项体育技能，在促进学生体魄强健、人格健全的同时也为输送体育后备人才打下基础。据介绍，现在上海市学校（试）办二线队的数量，已经初具规模，涉及击剑、篮球、垒球、排球、乒乓球、曲棍球等共19个项目、58支运动队。

　　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力量举办的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班、单项运动学校逐步兴起，尤其是足球职业化改革后，一些社会力量投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现象不断涌现，多元化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模式开始初步显现。

多元发展，百花齐放才是春

　　我国有庞大的青少年体育人口。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19岁人口达2.6亿。目前，上海市共有中小学1554所，在校学生136万余人。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青少年群体人数还将有大幅的增长。

　　根据2016年上海市体育产业统计数据显示，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大有可为，在6-17岁儿童青少年人群中，花钱参加体育培训的比例达40.9%，高于受调查总体人群的26.8%，涉及游泳、篮球、羽毛球、足球等多种运动项目。

　　而上海市近些年来社会办训力量的兴起，也已经成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体校改革后，新兴的体育项目不再由体校进行培养，比如高尔夫、攀岩等项目，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培养后备人才。对于这些社会力量办训的单位，上海市体育局通过运动员注册、输送奖励、纳入竞赛体系、青少年俱乐部管理、二线运动队认定等等，使他们参与到以体育局为主导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来。

　　4月的一个周六，记者来到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时，恰逢2019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乒乓球比赛的第一、二站，位于三楼的乒乓球场地人头攒动，小运动员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参加比赛，好不热闹。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是上海市业余训练锻炼队伍、选拔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品牌赛事，也是上海市水平最高、项目代表性最强、参赛面最广、跨越时间最长的一项年度赛事。

　　1999年，世界冠军曹燕华旅居海外10年之后，回到上海，创办了上海曹燕华乒乓学校。2001年，曹乒和上海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同时，曹乒和宝山教育局、体育局及相关各级学校签订培养协议，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一条龙文化学习培养输送体系和一、二、三线优秀运动员训练输送体系。

　　在曹乒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优秀文化素质和运动水平的奥运后备人才”。“其实在创办曹乒前，我们已经通过一些尝试发现，没有学校的教育资源支持，我们的俱乐部是很难长期发展下去的。”曹乒校负责人陈宝熙表示，曹乒走的，也是体教结合背景下不同体制互相融合之路。

　　对于体制外的办训单位来说，人才的竞争和资金的压力都是客观存在的挑战，用陈宝熙的话来说，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一切都靠成绩说话”。因此，在陈宝熙看来，“曹乒的发展，离不开杨行镇及杨泰实验学校、区里和市里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陈宝熙表示，杨泰和我们合作办训，对我们的训练工作十分支持，“杨泰学校的每个孩子都会打乒乓球，人手一拍，而我们的孩子的文化课也委托杨泰进行培养，两校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今的曹乒，从一开始只有一个教练员，到如今已经有了近30人教练团队，学校还通过和宝山区第二少体校联合办训，被评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在全国及上海市重大比赛甚至国际重大比赛中，曹乒都有斩获。办学以来，曹乒为一线运动队输送22人，二线运动队输送100多人，升入交大、华师大等高校50余人，培养输送了奥运冠军许昕、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冠军尚坤、赵子豪等知名运动员。

　　虽然在办学之初尝遍了酸甜苦辣，陈宝熙说现在也有烦恼，不过是“甜蜜的烦恼”：“现在慕名而来的学生太多了，我们也只能好中择优，争取再为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事实上，曹燕华乒乓球培训学校只是社会办训力量培养青少年竞技人才的一个缩影。正如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指出，以前是以体育系统办训为主，为了解决青少年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业余训练中来，体教结合办训、社会力量办训等模式会发展得越来越快，规模会越来越大。

　　目前，上海有国家和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291所（国家级218所、市级73所），77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被评为“星级俱乐部”。除了曹乒之外，崇明徐根宝足球基地、奉贤超越网球俱乐部等，都为竞技体育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竞技体育的核心要务是参加比赛并获得成绩，青少年体育竞赛也要求青少年运动员在比赛中最大限度地表现竞技能力，在竞赛中，不仅能够发掘优秀的苗子，也能为整个社会发挥引导作用，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融入到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之中。

　　除此之外，上海还首创大众教练员培训制度，在体制外培养了一批有资质的教练员。

　　如今的上海，正在不断引入各方力量，拓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做大做强青少年体育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应对日趋增长的社会需求，如何实施管办分离，将更多的政府资源释放给社会，如何解决社会力量“规模小、不专业、无资质”的问题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的培养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各种力量不断涌入的同时，未来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将更加精益求精，为新的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探寻青训模式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