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不住炸不垮的新上海

　　人民政权接管上海，然而严峻的考验远未结束。国民党军队虽然从上海溃败，但其海军和空军力量仍旧完整，盘踞在距离上海市区仅百余公里外的舟山基地，对上海发起了严密的封锁和轰炸，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上海。

　　然而，事实雄辩地向世人证明：新上海经得起封锁，顶得住轰炸。上海不仅没有在极端的困难面前崩溃，还摸索出自身的新道路。因为此时领导上海的，是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战无不胜。

封锁封出了自力更生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悍然于1949年6月23日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及从该处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的驱逐舰及炮舰从舟山基地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船只，甚至对坚持要开往上海的美籍商船开炮射击。此外，国民党海军还在长江口布下水雷。

　　如此一来，上海确实遇到严重的困难。旧上海的工商业充满半殖民地的特点，重要工业的生产原料及机器都来自外国。例如，全市居民消费的粮食中，洋米洋面占50%-60%；上海当时最大的工业是纺织业，其中棉纺业所需原棉60%靠进口，毛纺业的生产更是100%依靠进口毛条；燃油、面粉和纸张生产的原料也完全来自外国，等等。国民党企图用武装封锁隔断上海的进口，从而破坏上海生产建设、窒息上海经济。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原处长孙锡鸿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中共上海市委首先考虑到的是“紧缩”应对，即疏散上海的人口和工厂，减轻负担。

　　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7月2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向全市人民公布了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了粉碎封锁的6项任务，包括积极支援解放军南下作战、有计划地疏散人员和内迁部分学校工厂、改变上海的生产方针与方向、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与城乡物资交流、节衣缩食精兵简政。

　　中央虽然批准了上海的上述方针，但对其中工厂搬迁一条，有着更多的考虑。上海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事的处理不得不慎。1949年7月，中共中央委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研，并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

　　根据调研所得的实际情况，陈云在会议上指出：对于上海工厂搬迁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建设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把工厂搬往农村和内地，当地需要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等，搬去之后可能很久也不能生产，而上海的工人又会失业。因而，要力争维持上海工厂的生产，大的工厂一个也不搬走，只有少数小工厂做搬迁。

　　然而，在被封锁的局面下，上海需要的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如何解决？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帮助上海渡过难关；上海生产的产品，又供给全国各地所用，也就是形成“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新格局，把上海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变为对国内的依靠，把上海变成为国内市场、农村市场服务的城市。

　　孙锡鸿认为，当时中央做出的这个决策，让上海在解放后保住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这对上海之后70年的发展路径起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在反封锁的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开始紧张行动起来。敌人封锁长江口后，上海一度存煤仅5000吨，只够当时一天的消耗。铁路局立即全力投入，航运处也组织一切可用的公私力量，从陆水两方的内部线路向上海抢运煤粮。至1949年10月，上海的煤炭和粮食这两样生产生活原料的供应已基本稳定。

　　依靠“洋油”作燃料和动力的发电厂和公交公司全力开拓方法解决困难。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供应当时全市80%以上的电力，然而它的燃料80%是进口的燃油。外来油料断绝后，电厂职工决定把燃油炉改为燃煤炉，奋战一个多月，第一台燃煤炉顺利投入运行。之后，其他锅炉也改造完毕，确保了上海正常供电。

　　上海公交公司当时有公交车312辆，每天行驶33000多公里，燃料97%使用进口汽油，该企业同样需要改造燃料。最开始是自行开发出燃烧木炭产生煤气的装置来推动汽车，但如果全线采用，消耗的木炭量过大，当时上海的供应跟不上，会造成价格猛涨。

　　后来工程师张德庆又带领职工研究燃烧白煤的方案。我国的白煤储量丰富，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产生煤气的效率也比木炭高，但是在公交车上大量使用，当时并无先例。上海公交公司全员上下一起不断攻关，连续研制了五种型号的白煤炉，终于在1950年1月将效果理想的第五式白煤炉公交车试制成功，随后将所有汽车分批改造。这样的努力，不仅保证了公交正常运营，还将燃料费从每月31万元减少到了8万元。

　　中纺公司各厂工人调整设备，停止生产用外棉作原料的细支纱，转为生产用国内棉花作原料的中支纱、龙头细布等。毛纺、化工、胶木、铅笔、电器等工业，也都逐步用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原料。

　　永安、新新、大新等许多百货公司以前多是销售高档商品，解放后已无销路。在工会的建议下，逐渐改为经营普通市民需要的日用产品，业务情况随之日渐好转。

　　这样的转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上海是怎么办到的？时年19岁在上海解放后进入上海总工会秘书科工作的孙锡鸿在七十年后的当下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对于荣毅仁、刘鸿生等大资本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是直接上门做说服工作；而具体到每一家工厂、每一户商店，则是党领导的工会发挥了关键作用。“那时不少共产党员的身份还没有公开，都是以工会成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们找到资本家，说服他们不要担心、不要逃离，给他们出转型的主意。对于有些工人在解放后觉得‘已经翻身’想要提高待遇，工会成员也是一个个地细心劝说他们暂时主动减薪，维持住企业生产；不然，企业垮掉，工人也会失业。”

　　以鸿章纱厂为例，该厂资方因为原料缺乏成品滞销，计划停工3个月。纱厂工会研究后，认为停工不是办法，向资方表示愿意协助克服困难，原来伙食比较好的工人答应降低伙食标准，节省厂方开支；同时工会还建议资方调回解放前隐藏的资金来维持生产。资方被工会方面的热诚帮助打动，继续开工生产。

　　集中力量维持生产的方针，到1949年底已初见成效。当时68个主要工业行业10078家私营工厂开工率已达61.7%，其中钢铁、机器制造、棉纺毛纺等重要行业开工率达80%，造船、碾米、医疗器械等更是达100%。

　　这样的艰苦奋斗持续了半年，上海的经济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从依赖国际市场转向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了反封锁方针里提出的“使畸形发展的上海，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新上海”。

轰炸炸出了人民防空

　　解放后，上海几乎没有防空力量，国民党空军利用这点，不时对上海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6月4日至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空军空袭上海57次，造成居民死亡1049人、失踪7人，受伤致残2100余人，炸毁民房3200余间。

　　尤其是1949年10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登步岛先后失利，国民党犹如被打了强心针，开始转守为攻，扩建舟山机场，以此为基地对上海进行更为频繁和更大规模的轰炸。1950年初，国民党草山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对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仓库、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进行广泛轰炸，企图用轰炸毁灭上海。

　　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二六”大轰炸。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空军出动14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的重要电厂，共投下近50枚重磅炸弹，造成居民死亡542人、失踪5人、伤836人，厂房、民房毁坏2500多间，受灾居民达5万余人。

　　上海的发电设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杨树浦电厂中弹15枚，发电设备三分之二被损坏，全厂被迫停止发电，而该厂承担着上海80%以上的发电任务。同时，闸北电厂、南市电厂等也不同程度受损，全市发电量从15.6万千瓦骤降至2万千瓦。市区大部分停电，工厂停产、电车抛锚，家家户户只能点蜡烛油灯，外滩的霓虹灯不再亮起，寒冬的上海之夜成了一片黑暗的世界。

　　“二六”大轰炸是人民政权接管上海后遭遇的最严重的灾难。“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情。”陈毅后来如此回忆。轰炸后第二天的中午，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公用局局长叶进明等来到杨树浦发电厂了解被炸情况，慰问受灾群众。陈毅与现场的电厂职工们商量：“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职工们齐声回答：“行！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美蒋要想叫我们上海变成黑暗世界，我们定要让上海永放光明！”

　　在这样的气势下，除了杨树浦电厂本身的员工，全市的力量也被动员起来，各工厂、机关、学校等60多个单位的2000多人先后参与抢修。运输煤炭的皮带短期内无法修复，人们就冒着寒风冷雨，在泥泞的路上排成长长的队伍，把煤炭一筐一筐地从煤场扛到5楼高的煤仓里。在42小时的奋斗后，奇迹终于出现，第一台机组恢复发电，比向陈毅市长的承诺提前6小时。到2月15日，全市发电量恢复到原有的65%，基本可应对急需用电，机器重新开始运转、电灯重放光明。

　　上海人民的信心是炸不垮的，这早已被事实证明。据时任上海海运局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李德仑整理：1949年9月上旬，中114轮满载煤炭自南京返沪，驶至江北安宁港锚地停泊，驻船军代表和船长带领船员离船进入江岸挖好的战壕和矮树丛中，隐蔽防空。9时左右，敌机4架呼啸而来，俯冲中l14轮，轰炸扫射，船被炸伤。船员们目睹敌机的暴行，个个摩拳擦掌，要求立即回船抢救。待敌机一飞走，军代表和船长就带领船员冒着硝烟登船，投入救船战斗。经船员抢救，轮船安然屹立江中。

　　午后，敌机4架又窜来，船尾甲板天棚被掀翻，左舷尾部被炸开高1.5米、宽1.8米的大洞，船尾进水，舱面伤痕累累，驾驶台遍体鳞伤，玻璃散落满地。船员们又投入了第二次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堵漏、清扫、冲洗和整理，船舶于夜晚带伤起锚，满载可解燃眉之急的煤炭驶回上海，受到航运处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被称为“炸不沉的中114轮”。

　　“二六”轰炸之后，上海军管会决定成立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下设8个处，统一指挥全市的工作。例如纠察处指导各工厂、企业、学校成立了纠察队，与驻点解放军一起值班放哨，挖防空壕、挖土井、缝麻袋、堆沙包等。军民一心，共克时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抓获处置了一些为国民党空袭提供情报的特务。

　　不过，要解除上海被轰炸的威胁，从根本上还是要靠防空军事力量。然而从解放以来到“二六”大轰炸时，上海只有两个高炮团执行防空。当时，人民空军刚刚组建不久，正在培训，还不能执行飞行作战任务；而仅靠高炮又不能对敌机致命打击。

　　1950年2月8日、9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连续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报告上海遭受空袭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向苏方提出援助上海防空的请求，后者派出由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一个航空、探照灯、雷达混合防空部队赴沪援助。

　　1950年3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上海防空部队。3月9日至27日，苏联混合防空部队陆续到达上海。苏军装备飞机115架，其中包括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米格15战斗机40架；加上探照灯、雷达、指挥与保障部队等，总计约3500人。这些部队与我军高炮部队一起，组成了上海的防空作战体系。

　　3月23日，国民党一架P51飞机入侵上海，苏军战机立即起飞，将其击落于闸北地区。随后又于4月2日和4月28日分别再击落2架敌机，三战三捷，连续击落5架敌机。敌机不得不由嚣张的白天空袭转为夜间偷袭。

　　然而此举依然徒劳。5月11日晚9时，国民党两架B24轰炸机携带重磅炸弹企图偷袭上海。第一架敌机刚飞到市区边缘即被探照灯光死死咬住，先前起飞的苏军战机与我军地面高炮紧密配合，轮番射击将敌机击落，后者坠落在浦东塘桥的田野里。另一架敌机见状，匆忙掉头逃窜。

　　国民党怎么也没有想到上海一下子就拥有了防空力量。当他们从侦察机拍的相片上看清了上海的机场上停着几十架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战机时，“无不惊吓”，深知大势已去。国民党的舟山部队开始转为防御直至撤退。

　　5月18日，舟山群岛全岛解放，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轰炸被彻底打破。之后，苏军防空部队在完成任务后将设备留在上海，并培训我空军部队，上海的天空开始由人民解放军保护。

　　孙锡鸿是这一年轰炸的亲历者，他那时家住南市，是经常被敌机袭扰的地区。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即使是在上海被轰炸最为严重的时刻，身边的人们也没有过度恐慌过。“因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人们相信不管是多大的困难，只要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就一定能克服。”

链接：反封锁的六项方针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派飞 机来上海轰炸、扫射。1949年6月23日，竟然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阻止我内外交通，断绝重要物资供给，破坏上海的生产建设，逼我就范。

　　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打的一张牌。美蒋封锁确曾加重了我 们接管初期的困难，当时有一部分人缺乏远见，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时制定了反封锁的六项方针：

　　1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全中国；

　　2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

　　3强调自力更生，改变上海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摆脱对 帝国主义的依赖，把为国内生产，为人民服务作为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4动员大批党员和干部到农村去，先开展农村工作，然后回头来发展城市；

　　5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

　　6节衣缩食，实行精简节约，克服眼前困难。

　　上述方针在7月由邓小平去中央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后，作为上海市第一个施政报告，于1949 年8月3日在市第一届 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立即坚决贯彻。陈云来到上海，指挥解决重大经济工作问题。（据上海解放初期曾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周林《接管上海大事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