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人民币赢了
工厂的烟囱冒着青烟，放工时分，身着蓝布工装的工人有说有笑地走出大门。马路上，衣着鲜艳的市民闲庭信步，有的在路边小摊享用小吃，有的驻足在书报亭前看看杂志。鲜花店里的鲜花争奇斗艳尽吐芬芳，仿佛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气……
这段此前从未在国内播出的彩色影像，是上海音像资料馆最近刚从俄罗斯买回的视频片段，内容正是1949-1950年上海解放初期，中苏合拍的珍贵历史资料。如今，它在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中首次播出，让人如穿越时空般地感受上海解放初期的市井民情——表面上，一切都百废初兴，暗地里，却有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正在打响。
金圆券之祸告一段落
上海解放前后，不法商人曾发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问题是，解放军进城了，人民币不进城，行吗？
金圆券，本是1948年8月19日才草草“上线”的流通货币。上海滩上关于货币贬值，早就流传着一个故事：“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恳恳地积了许多资财，弟弟有钱就买啤酒喝。弟弟常常囊中空无一文，可是他饮罢啤酒之后，总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后花园旷地。后来马克跌到不值钱，哥哥的积蓄化为乌有，那位一味饮啤酒的弟弟，拥有啤酒空樽二三千个，反而可以用这些空樽来换取食物，继续生存下去。”上海名医陈存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付之一笑，认为这只是海外奇谈，谁知后来在上海也发生了类似这般的情形。”
所谓“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金圆券以每小时每分钟的速度在贬值。“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到五芳斋去吃汤面，吃罢之后，付了十五万元，有一个时期，大家一开口就是讲多少多少万，一场麻将，输掉两三千万也不足为奇……有些人鉴于购买花纸涂墙价值太贵，爽性把从前一元五元的老钞票替代花纸涂在墙上，倒也很好看，而且有讽刺的意味。”陈存仁写道，“一般盗窃案却少得离奇，因为那时的钞票不值钱，抢了一袋也没有多大用处，倒是有一个风气，大家认为很严重，就是在闹市时有人购买生煎馒头、鸡蛋糕，或是臭豆腐干，乞儿就会走过抢去塞入口中，对你面露笑容而并不逃走……”
要恢复上海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一步，就是先废除国民党旧币金圆券，让人民币“登场”。
实际上，与“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狂言正相反——解放军解放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以“睡大街”闻名后世的同时，另一支队伍却享受陈毅市长批准的特殊待遇，非但没有露宿街头，还住进了南京西路金门大饭店——因为这支从丹阳出发的车队，押送的正是满满的人民币。
首套人民币被装在美国道奇卡车上陆续运达上海，储存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新中国的首套货币体系，早在1948年三四月时已开始设计——历史的见证者也被镌刻在了当时的10元人民币上——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采访到了当年的雕刻师杨琦和另一位雕刻师翟英的儿子翟华。据他们回忆，当年本有设想将毛主席头像印在首套人民币上，却被毛泽东拒绝，改以工农形象。由于印制人民币最初处于保密状态，也不可能向外公开募集工农模特，最终就由这两位雕刻师傅，一个戴上斗笠，扛起锄头，另一个穿起工装，肩扛榔头，来代表工农形象，登上了10元面值的人民币。
新币取代旧币，等于是共产党为国民党留下的金圆券烂摊子“背锅”。直到临近解放，蒋介石还将277.5万两黄金、3346万枚银元、1537万元美钞劫去台湾，以致上海解放后接管中央银行时，只剩黄金618两，银元154.66万枚。通过发行金圆券，国民政府吸干了上海市民的黄金银元，失去根基的纸钞变成一堆废纸。为了不让老百姓破产，上海解放第二天，军管会就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第一次比价以人民币1元折金圆券10万元。短短7天，老百姓就纷纷来到兑换点完成了兑换，被《解放日报》以“伪币收兑胜利完成，兑出人民币三亿五千余万”为题进行了报道。
人民币打败“窖藏银元”
第一战，人民币打金圆券，大获全胜。但很快，人民币又遇到了第二个敌人：银元。
金圆易战，银元难打，因为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战，更是心理战、感情战——老百姓对银元，是有根深蒂固的信赖和感情的。
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陈存仁这样记述他幼年时银元的价值：“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1920年代，他当学徒，一个月的月薪不过银元6枚，但只要听到袋中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便觉“气概为之一壮”。
银元时代之中，并不乏各种纸钞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无论是马克票、卢布票，还是金圆券、银圆券、关金券，都常因贬值而给老百姓带去恐慌，以致其对于银元和黄金等硬通货的信赖变本加厉。
“在我年幼时钞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对钞票是不信任的，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少的一两百元，多的上千上万，并不稀奇。藏银的地方叫做‘地窖’，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8岁那年，陈存仁的亲戚去世，临终前只说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家人掘开画箱下的地板，打烂混凝土，竟接连搬出20只大缸，每只都藏有银元1000枚和银元宝一对。“抗战开始前有一个时期，银元收归国有，只有钞票可以通用，但是‘法令尽管是法令’，各户人家窖藏的银元还是不肯拿出来，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纸币崩溃，老百姓对什么币都不相信，大家把窖藏的银元搬出来，不但上海有数千银元摊，连各省各县各市各乡村，都是银元的世界，这就是说明民间平素窖藏银元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想当年金圆券出笼，“聪明人”的第一选择就是立刻窖藏金银；而今人民币问世，自然也脱不了这窖藏金银的“常规操作”。老百姓不相信纸币、捏紧银元不放，投机商则用手里掌握的大量银元迫使人民币不断贬值，市面上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也依然用银元标价引得其他商户纷纷效仿，全上海做“银牛”（银元黄牛）的就有20万人之多——方方面面的反应，都在助长银元气焰，灭人民币威风。
“对于这个问题，起初我们准备用经济措施来解决，试探着抛出了10 万银元，但是丝毫不起作用，投机倒把仍然猖獗。事实证明，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如果不狠狠地打击投机分子，金融市场不可能稳定。”据时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的吴雪之回忆，“决定‘兵分两路’，一面由军管会发布命令，责成人民银行按照合理比价收兑金圆券和银元、美钞、黄金；另一方面，对集中在证券交易所大楼进行投机活动的不法分子给予沉重打击，先用一部分武装包围大楼，不准自由进出，同时供应食品，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将银元、美钞、黄金持往银行兑换人民币。经过耐心的宣传教育，绝大多数群众接受劝导，自动去银行兑换人民币，但有少数投机惯犯不听劝告，继续抗拒，当即拘捕法办，同时在大楼内抄出大批银元、美钞、黄金，依法没收。这就是所谓‘证券交易所事件’。经过这场斗争，排除了人民币流通的障碍。”
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也记载了这场查封旧证券大楼的歼灭战——不同于以往的“场景再现”，这一次的拍摄立足于新旧时代的穿越对比——站在如今的汉口路上，脑补1949年6月10日上午8时，200多名便衣警察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头搜查投机商号，一共收缴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第二天，银元价格就直线下跌七八百元。上海投机家的乐园就此被粉碎。
黑白之战，击溃投机
人民币之战终于告捷，然而敌人退去之后，人民币本身的危机却悄悄浮现——全上海物资奇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根基不稳，通货膨胀之患势必去了又来。
解放前，上海是开放型的国际城市，粮食和棉花60%依赖进口，石油更是100%依赖进口。解放之初，全上海有600万人口，而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用半个月。
米面、棉花、煤炭，这“两白一黑”，成了摆在上海面前的一道坎。一方面，物资短缺造成上海粮食和棉花价格在6月下旬开始暴涨；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断对上海实行大封锁和大轰炸，内忧外患，形势十分严峻。
时任上海总工会常委兼调查研究室副主任的陆象贤，一直在做上海需要多少基础物资供应才能维持正常运转的调查，“600万市民和几万大军要有饭吃，全市大大小小1万多家工厂和各项公用事业，要有燃料、原料，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怎样保证这些必要物资的供应，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上海解放以前，中央就作了部署，在山东、苏北、皖北等处集中了大量的粮食、煤炭和棉花等，准备支援上海。可是当时军务紧急，战区扩大，部分交通线路受到阻滞，这些物资的运输发生困难。经曾山和中央派来上海帮助解决交通运输问题的吕正操商量，决定一面抢修津浦、陇海、淮南等铁路，一面把烟台到昌潍的铁路拆到蚌埠、裕溪口间，开辟了淮南铁路合裕段，同时打捞公私船只几十艘，增加水运能力，请傅秋涛当总指挥，从水陆两路大力抢运粮、煤、棉花等，保证了上海人民的生活供应和工厂继续生产，保持了局势的稳定，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预言’”。
“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管理经济，在上海维持不了6个月，6个月后就要退出上海。”如此这般的“预言”，一一被事实粉碎。
面对投机商囤积居奇引发的米棉价格暴涨，“米棉大战”正式打响。这场大战后来被毛泽东誉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可见其不仅气势恢宏，也非常能够体现共产党人的经济头脑。
“在陈云亲自指挥下，一场稳定物价、打击投机的贸易战展开了。陈云坐镇中财委，命令各地每天报告市场行情、黄金和外汇价格、财经动态，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在《战上海》中，刘统写道，“第一要知己知彼，掌握国营商店、供销社里有多少物资，再估算出私商有多少囤积物品。把握好时机突然大量抛售国家掌控的物资，在市场上每天降价。商人都是买涨不买落，物价上涨他吃进，囤积等着赚钱；物价越低越不敢买，怕赔本。政府官价一直降，他就得赶快脱手，货压在手里不仅赔本，还要赔银行利息。第二就是用银行紧缩银根，压缩贷款。商人从银行得不到贷款，只能用自己的本金。个人手里能有多少流动资金，投机的能量肯定是有限的。……公家粮店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抛售粮食，并且每天降价，上海商人们开始以为有利可图，张口吃进。没几天，仓库满了，资金没了。可是政府还是继续抛售粮食，并且不断降价。……这下投机商人顶不住了，再囤下去粮食砸在手里，真要赔得倾家荡产。于是他们也急于抛售，但是已经赔了一大笔。在这场较量中，国家资本终于战胜了投机资本。私商抛售，市场粮价下跌，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据当时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回忆：“父亲最初曾经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准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很多。当时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当年在上海市日用品公司（市百一店前身）呢绒专柜做售货员的马导农，也见证了共产党稳定物价的决心——日用品公司作为国营商店，不但不会囤货不卖，还因有国家统一供货，一直保持物价稳定，还经常吸引私营百货公司前来比价，就此成为物价的风向标。在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中，马导农还故地重游，来到如今的市百一店，高兴地对营业员说：“我也是你们的同行哎！”
经过这场贸易战，中财委提出了发行公债弥补国家赤字的主张。1949年12月4日，国家公布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而经过这一番米棉大战，陈云也更加感到市场和生活基本资料不能掌握在私人资本手里，全国财政统一被提上了日程。
四月危机，变51“黄金年”
经过两轮大战，物价稳定了，老百姓受益了，可另一方面，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不少工厂亏损严重，失业工人一多，劳资纠纷也愈演愈烈。
继“大封锁”之后，1949年6月至1950年3月，国民党又对上海狂轰滥炸达50余次，特别是“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承担全市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发电厂三分之二的发电设备被炸坏。因停止供电，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停产，致使刚刚处于恢复之中的上海私营工商业又遇严重困难。
巧合的是，当时中苏在上海合拍影像资料，正将敌机空袭场面拍得一清二楚——轰炸所到之处，百姓疾走奔逃，妇女怀抱婴儿哭泣，好好的楼房瞬间坍塌成瓦砾灰烬，都被镜头忠实记录下来。
经此重创，到1950年4月，上海工商业积毒迸发，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全市有12000 家工厂、商店停业或歇业，失业工人16万，多次发生殴打资本家、罢工、上街请愿事件。陈毅市长给毛泽东发去6 份电报，称：“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四月上旬为最紧张。”对此，毛泽东把它称为上海“四月危机”。
许多买了公债的资本家一时周转不灵，也纷纷来找陈毅诉苦，“火柴大王”刘鸿生表示要将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理由是“工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荣毅仁的公债款一时交不出，后来由国家收购了荣氏仓库中久存无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问题才得到解决。陈毅在电报中不仅反映了危机情况，也提出不少建议，包括宽限税收、公债完成日期，调整公私关系，最终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毛泽东复电陈毅，明确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上海市政府做了大量调整工作，比如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自1950年6 月起，从主要行业扩大到一般行业，由大厂扩展到中小型厂，使私营工厂扭转了上半年萎缩的局面。接着又采取调整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使私营零售商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此外还调整经营范围和降低税收，一方面国营零售店让出部分阵地给私商经营，另一方面也减轻了中小工商业者的负担。
多管齐下的调整之后，上海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到了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持续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再加上土改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逐步形成了上海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过去一度弃厂弃店出走的资本家又重新回来了——1951这个年份，后来成为了私营工商业者口中的“黄金年”。与1950年相比，1951年的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2.9%，盈余总额增长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3.87%，盈余总额增长85.4%。
一度让上海市民遭受重创的“二六轰炸”，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老百姓深感于国民党“得不到的就要毁掉”之恶劣，普通市民也开始积极响应购买公债。上官云珠、秦怡等明星积极为公债做宣传，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购买公债就是为国效力最实际行动”的社会氛围，一时间老百姓都愿意拿出积蓄来共克时艰——公债发行良好，物价平稳，解放第一年的税收逐渐回升，工厂恢复生产，上海的经济重新活了起来，从1949年解放初的“物资只能支撑半个月”，到不仅可以自行运转，还能引领全国一盘棋，这场经济战，至此终于可以说一声：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