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视角里，这是中国的解放之路

撰稿｜吴健  朱延瑞

　　七十年前，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到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时刻，世界是以什么角度观察，得出什么结论？这，是个很有价值的话题。随着档案解密，那些本着客观真实立场、用热情饱满笔调所记录的点点滴滴，正用另一种方式打动着今天幸福生活的人们：世间一切欢乐中最崇高的欢乐——解放，在1949年的上海，它真的来了！

“新中国的使者”

　　上海解放，是中国解放进程的一部分，后者是前者不可缺少的叙事阶段。1949年，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闻记者密集来到解放区，和共产党、解放军、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获得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随后密集刊登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主流媒体上，打破了西方媒体对这场中国命运决战的“新闻垄断”。也因为苏联记者是站在节节胜利的正义者一方，他们所得到的感受也更具有历史意义。

　　苏联记者A·丘里诺夫在1949年一期《星火》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他随解放军从山东直下江南、抵达上海的历程，对土地改革、支援前线乃至正面战斗都有涉及。1949年的山东，除开有美军停留的青岛，该省已变成红色的天下，保障着人民军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步伐，更有大批完成支前的民工回归故乡的和平工作。“黝黑黝黑的面孔，大开大合的笑声，透彻心扉的话语，村民和亲戚们热烈迎接着光荣的支前民工。”在山东南部的一个县，丘里诺夫在解放区干部陪同下出席支前英雄表彰大会，随着音乐响起，一个个胸带大红花的民工代表走上主席台，“他们不善言辞，却懂得朴素的道理，正直的人不应只是善良，还要有勇气，就像翻译转告我一个民工代表的话，‘别看老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兵多，武器好，只要咱们齐心跟他们干，那帮坏蛋是不经打的’”。

　　能证明的就是不久前结束的淮海战役，国共双方投入的140万大军之外，是山东等老解放区志愿支前的500万民工，他们自带干粮，用中世纪的小推车把弹药和粮食送到各个战场，帮助炮兵将大炮拖过沼泽地，从战场上带走伤员并照顾他们，其中一些人履行了情报人员和哨兵的职责……当解放军包围徐州以东的国民党黄百韬兵团时，几乎是攻坚部队三倍的民工队伍硬是过了七天七夜的“随战随补”的火线生活，每位民工都承受高达几十公斤的重量，每晚行驶35-40公里，向阵地运去超过10万发的炮弹，几乎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下完成的。

　　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承认，“我们为什么打败，因为我们只统计共产党兵力多寡，却不统计共产党背后的老百姓有多少”。丘里诺夫坦言，这个俘虏意识到问题症结，却得不到答案，因为按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组织起来、并通过改革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底层民众（首先是广大农民）是任何正规军事后勤系统都难以核算的“志愿兵”，“在山东、河北、河南乃至其他北方十几个省过上新生活的爱国者，他们明白自由是无私的，要将解放带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那去，让仍被黑暗，压迫和饥饿控制的地方见到光明，正是这一点，来自江淮各地的新一批民工跨过了长江，进入了南京，也开向了上海”。

　　一位民工告诉丘里诺夫，“我不怕国民党的子弹和炮弹，我对胜利深信不疑。我也不担心家人，他们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好好照顾，而且老家的人都嘱咐我，在前线要表现积极，给老解放区争光”。的确，率先解放的人，犹如重获阳光的嫩芽，他们身上所迸发出的活力与激情，是传统雇佣关系中用金钱或其他庸俗手段所无法刺激出来的。

　　丘里诺夫给这些人一个客观而准确的评价——“新中国的使者”。

年轻的爱国者

　　“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不可能与人民军队的历史分割开的。”南进的道路上，丘里诺夫与无数解放军指战员交流。翻译介绍，四分之三的解放军是20岁上下的青年，不少人要么是翻身农民，要么是从国民党军过来的解放战士，“贵族绅士和达官显贵觉得这些年轻人土里土气，知识不多，可谁也不能否认，正是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扭转着中国的命运”。

　　让丘里诺夫印象深刻的是24岁指挥员刘桂奇（音）领导的“奇迹团”。向江南进军的一次战斗中，整整3万敌军似乎是“奇迹团”面前不可逾越的“人肉长城”，但刘桂奇抓住敌人互不统属的弱点，派出小部队穿插敌防线结合部，再结合正面主力前后夹击，成功突破防线。丘里诺夫见过“奇迹团”里的侦察兵，他们晒得黑黑的，就像二战时期的苏军侦察兵那样，挎着缴来的各式手枪、匕首和望远镜，他们穿的不是普通军服，而是农民的蓝色短袄和棉衣，戴着毛线帽子，这种打扮渗透到敌后，很容易被当成本地居民。他们回忆，国民党军虽多，但排兵布阵很“滑稽”，“重要哨位和观察点空无一人，官兵都住在抢来的地主庄园、商店铺面里，可碉堡里却几乎是空的”。这也难怪，解放军最常碰见的是带“暂编”字样的部队，这是国民党的老套路，把新编练的地方部队扔出去当炮灰，让嫡系保存实力，可临了嫡系也逃不出解放军的手心。

　　解放军翻译还给苏联记者透露一个细节，比起淮海战役时候的缴获，在江南缴获的战利品中，大炮、迫击炮、机枪等等除了美国货，又出现不少新厂标的武器，例如英国和加拿大造的轻机枪。“如果把我们这些年缴获的武器，从厂标上加以检查的话，可以看到一幅清晰的图景，那就是帝国主义是怎样对我们进行绞杀。”一位解放军干部如是说。

　　后来，苏联《真理报》记者西蒙诺夫在三野第24军司令部作战科长恽前程陪同下走访一处曾激战12个昼夜的战场。“对了，”恽前程兴奋地讲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一大片田野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还在迷信会有援兵来，“我军用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美国坦克去打他们。当坦克在战场上出现时，困守的国民党军竟从战壕里爬出来迎接它们，他们深信这是蒋介石答应派来的援军到了，共产党不会有坦克！”

一周就能发生的转变

　　西蒙诺夫发现，行军中间，解放军的群众纪律很有意义。这些纪律中，包括：非因军事上的极端必需不得踩踏田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无论如何不强买东西，并且一切都要付钱；借去暂用的一切都要保护好以便归还；要做有礼貌的模范；不要叫老百姓给你工作，相反，如果你有时间而且有可能的话，要帮助老百姓。这些纪律在城市里又加上补充的内容：不坐人力车；非因急需不用老百姓运输工具转运物资等。所有这些纪律都被严格执行，战士们所受的阶级自觉教育，使他们懂得军队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保证着他们对纪律的自觉遵守。

　　在诸如上海这样的新解放区，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是多样的。在乡村、在城市，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和军事形势图，这些东西向居民们解释着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和斗争形势，还有稳定社会的初步办法，组织集会和宣传队演出。翻译告诉西蒙诺夫，在军队迅速推进、驻留不久的情况下，开展群众工作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遵守纪律。和居民们习惯的国民党军截然相反，解放军从不强买，一切都付钱，一切都归还，拒绝强制征用手段，热爱劳动，加之对人很有礼貌（在中国，这是品德），每个战士在每时每刻用自己行为，从早到晚地在居民中间进行教育，而一切反动派的宣传与此相比都显得毫无能量。

　　西蒙诺夫得知，绝大多数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在解放军部队中过了一周后就能成为坚强战士。为什么？因为，来到毛泽东的军队里，他们马上处于具有高度道德原则的气氛中。“看看解放军与居民交朋友的制度，就在这种战士心中产生共鸣，还有指挥员的民主作风——强调除职务上服从之外一律与战士政治平等的关系，他们马上就弄清了：自己和指挥员都是一个阶级的兄弟，只是职责分工不同罢了。”

　　别忘了，多数国民党士兵，特别是年轻士兵，都是被抓丁去的，他们在队伍上每天都受到军官虐待与掠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快懂得——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过去为保卫压迫者而战是多么荒谬。

上海没有倒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这座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飘起了红旗，这让西方国家出现莫名的恐慌。丘里诺夫找到美国多家媒体的标题，发现上面无非是预测“中国经济衰落”，其中美联社信誓旦旦地称：“共产党无法保留权力，因为中国从未实现工业化，经济无法自立。”这段话让丘里诺夫感到似曾相识，原来，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美国报纸也曾这样预言苏维埃政权“刚站起来，就会倒下”，“这帮‘先知们’还没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早在1949年初春，眼见国民党丢掉上海不可避免，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写道，“一旦共产党人面对上海严酷的现实，他们将被迫改变目前的路线”。言下之意，新政权满足不了上海作为工商业重镇所需的生产与生活要素，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用了一百余年将其变成附属于自己的“消费型城市”，便利自己进入并垄断整个中国市场。这位美国记者不相信新政权恢复上海经济的计划。“光上海纺织业就需要美国提供的棉花，而上海发电和机械制造企业所需的重油也依赖我们和英国人。”特别是谈到重油，美国记者加重了威胁语气：“如果英美愿意，他们将让赢得上海的共产党置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确实，上海解放前夕，至少美国已停止与上海的棉花与重油贸易，但共产党和上海人民没有屈服。就在1949年秋，包括54家纺织厂在内的全市企业全都恢复运营，市场呈现出国民党时代不可想象的繁荣，滞留上海的一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迅速为上海引入稳定的资金和物资，支持所有工厂复工，尽管美国突然终止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但这里的食品和产品价格已趋于稳定，上海人非常支持共产党。”

　　可是，美国人只看到物资上的变化，然而，人的地位变化才是上海面貌改变的关键。早在一战后，上海就出现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通过工会，工人寻求提高工资，签订集体协议，改善工作条件，可是1927年4月12日发生的国民党反革命政变，捣毁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工人陷入地狱般的境地，每天工作时间持续12-16小时，而国民党用刺刀挑起来的所谓“改革派工会”根本没有保护过工人利益，这只是剥削者的顺从工具。可随着上海解放，劳动者的地位被彻底改变，所有工厂都有了真正的工会。

　　丘里诺夫看到，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上海工会运动，它引入工人保险，要求企业将一部分工资总额分配给工会基金，用于开展文化活动。在工厂、俱乐部、图书馆以及学校，各种旨在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特别是消除文盲的课程受到热捧。一名工人告诉苏联朋友，新的时代让所有人充满激情，我们有能力去改变一贫如洗的面貌。“看着那副表情，好像准备不光要把上海，还要把整个旧中国快速翻过个身来似的。”丘里诺夫描述道。（鸣谢桂飒爽、贺敏、郑远、狄竞等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