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从任正非和华为奋斗史中学习什么？

撰稿｜蒲琳

　　1998年6月25日，全球舆论流传着这样一个玩笑——“整个白宫都跑到了中国”。原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带着1200多人的豪华代表团来到了中国。与这支代表团一同来到中国的，自然是不甘落后的全球各路媒体。

　　在庞大的国际媒体队伍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现得与众不同，它不失先见之明地发文告诫美国人——千万别忘了，中国本土企业正在成长，比如华为，也许是下一个诺基亚。

　　这或许就是华为公司第一次在国际舆论间被这样提到。

　　华为，意为“中华有为”，1987年由任正非创办。2019年，华为正直壮年。俗话说，三十而立。32岁的华为，正是这句俗语的验证者——从为中国农村地区供应电信设备起步，华为成长为一家用工18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巨擘。它是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和第二大手机制造商，其技术几乎触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庞大的研发预算还使它成为了5G技术市场的领头羊。

“倒儿爷”的第一桶金

　　1987年，任正非仅以两万元的注册资本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电信设备。这一笔简短的叙述，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对当时的任正非来说，那是抛弃所有，以一种壮士断腕的勇气踏出的一步。

　　当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当时的南油集团。他的原配夫人孟军正是南油集团工会主席。为了更快证明自己，任正非向南油集团的领导主动请缨，要求去管理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

　　但刚上任不久的任正非就在经营中被骗200万元，他没有理由继续在南油集团待下去。随后出于种种原因，孟军对任正非也越来越失望，最终提出与他离婚。而他的一双儿女——孟平和孟晚舟也被带离了他的生活。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当时的华为公司在一间破旧厂房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员工都在这里住。不惑之年的任正非对自己说：“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

　　虽然注册名为技术公司，但华为刚开始所做的事与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干系，只是纯粹的贸易，用一句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倒儿爷”——背靠香港，将香港的产品卖到内地，赚取中间的差价。当时，有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找到任正非，让他帮着卖些设备。

　　所谓程控交换机，说白了就是电话交换机，以计算机的程序控制电话的接续，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只有先安装了程控交换机，电话才能接通。

　　传言当时的香港老板被任正非非凡的气质和不俗的谈吐感染，最终冒极大风险给予华为授信额度。任正非最后拿到了2000万元进价的货物，仅仅3个月，他就卖出了4000多万元。在如约归还香港老板的货款和利息之外，任正非赚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

　　生活过得越来越顺利，任正非又开始了他的“不安分”。当时美国AT&T、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法国阿尔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几家公司垄断了中国所有的通信设备市场，俗称“七国八制”，民族企业在这个时候完全看不见踪影。

　　为了拥有自己的技术不再受制于人，任正非决定自己开始做研发。“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了。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

　　研发向来是个无底洞，但任正非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他只能带领手下的员工用一些土办法代替。研发人员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来测试交换机，用放大镜一个个地检查电路板上成千上万的焊点。就这样不论普通研发人员还是部门经理，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测试、攻关。有位工程师为了早日研发成功，甚至将眼角膜累得脱落，最后不得不住院手术。

　　1991年12月，华为开发出的BH-03交换机终于通过了全部的基本功能测试，电话打出接入通畅、音质良好，首批3台价值数十万元的交换机发货出厂。

　　要知道公司账上资金已所剩无几，再发不出货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那一年的12月31日，华为全部员工开了一个庆功会，虽然吃的是简单的自助餐，庆祝仪式却极为隆重，因为第一个有华为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终于出厂了。

　　而这成为华为创业崛起之路上极为关键的一步。

　　此后，华为靠赊销、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抢先占领了国际电信巨头没有能力深入的广大农村市场，之后步步为营，最后占领城市。随着技术积累越来越多，华为销售收入迅速破亿元、破十亿元。

　　多年以后，当华为已经不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发愁时，任正非在一次员工报告大会上仍旧激动地说，“华为活下来了”，语毕早已老泪纵横。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清楚，这“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

　　华为熬过了创业求生存的第一阶段。

师夷长技以制夷

　　当华为度过了死亡风险极高创业期，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候，任正非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华为的不足。

　　1997年圣诞节，任正非走访了美国IBM等一批著名高科技公司，所见所闻让他大为震撼——他第一次那么近距离，那么清晰地看到了华为与这些国际巨头的差距。

　　为此，任正非写下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一文。文章提到，第一就是美国人前赴后继的创新精神与浪起云涌的创新机制；第二是美国优良的企业管理；第三是懂得机会是企业扩张的动力；第四是忘我的献身精神。

　　当时的任正非甚至大胆预言：十年之内，通信产业及网络技术一定会有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到来的时候，华为即便抓不住牛的缰绳，也要抓住牛的尾巴。

　　任正非回到华为后不久，一场持续五年的变革大幕开启，华为进入了全面学习西方经验、反思自身，提升内部管理的阶段。

　　这个“削足适履”的痛苦过程为华为国际化作了充分准备。

　　任正非很早就意识到了服务的问题。他与外国大公司交谈时，对方都陈述自己有一个多么大的服务网络，这显然已经成为他们竞争的杀手锏。这就要求华为要提升综合实力，为客户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且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响应客户的需求。

　　“中国的技术人员重功能开发，轻技术服务，导致维护专家的成长缓慢，严重地制约了人才的均衡成长，外国公司一般都十分重视服务。没有良好的服务队伍，就是能销售也不敢大销售，没有好的服务网络就会垮下来。”任正非提醒道，“以顾客为导向是公司的基本方针，为了满足用户的要求，我们还会做出我们更大的努力。”

　　本着贴近客户的原则，早在1998年，华为就在全国建有33个办事处和33个用户服务中心，与22个省管局建有合资公司，在莫斯科设立代表处，在东欧十多个国家安装了设备，为香港提供了商业网、智能网和接入网。

　　1999年，华为销售额首次突破百亿，达120亿元。已经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的华为，先后在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达拉斯设立了研发中心，以跟踪世界先进技术走向。虽然这一年，华为海外销售额只有0.53亿美元，但华为已经开始建立庞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度过致命危机

　　快速发展的华为转眼到了二次创业期。这一阶段也是华为面临困难最多、差点死掉的时期。任正非后来回忆说，2001年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公司很多人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合谋偷盗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彼时的华为，散发着“末日”气氛，很多人喊着“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叛逃”，华为摇摇欲坠。2002年，华为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

　　与之相对的是，任正非的母亲意外遭遇车祸身亡，任正非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糕，不仅得了抑郁症，还动了两次癌症手术。

　　同时，被外界认为是任正非“干儿子”、华为最年轻副总裁、华为研发一把手、华为二号人物的李一男离开了华为，创办了港湾网络。

　　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公司管理失序，IT泡沫破灭……致命危机接踵而至。

　　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旧深感到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他说：“你聚焦在太阳下烤，才知CEO不好当。”

　　但华为最终迎来了曙光。

　　2003年10月1日，华为和思科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结论是：华为的产品是“健康”的。10月2日，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因这场诉讼，之前在国际市场上无名的华为，声名大振，其产品随后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

　　结束了国外诉讼，任正非又回头与国内的李一男等“叛将”对决，并成立专门的部门——“打港办”。

　　港湾一度寻求国际买家收购自己，摩托罗拉、北电网络、西门子曾表示很有兴趣，但最终都因华为与港湾存在知识产权纠纷而宣布放弃。2006年6月6日，走投无路的港湾网络宣布与华为合并，李一男重新回到华为担任副总裁。

　　仅仅用了2年时间，任正非不仅战胜了抑郁症，更“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2005年-2010年间，华为从简单的通信设备供应商转型成为电信解决方案供应商。过去它像狼一样把竞争对手击倒，现在它把对手叫友军，由竞争变竞合，整个组织变革开始面向客户。

　　2009年初，等来WCDMA牌照的联通发布标书。虽然中兴打出零报价，但研发已达十几年的华为还是强势拿到31%的订单，力压中兴。打了大胜仗的华为，在这一年跃居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仅次于爱立信。

再次转身

　　2010年10月22日，同是《经济学人》杂志宣布，将享有盛誉的“2010年度公司创新大奖”授予中国华为，并称“华为彻底改变了世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只能模仿、不会创造的传统观念”。

　　但当时谁又知道，2010年，华为正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点。

　　当年4月，印度禁止进口华为产品；6月，欧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7月，华为不合时宜地首次进入世界500强榜单，引起外国机构警觉，造成华为海外收购接连失败。

　　华为2009年营收1491亿元，大部分为B2B业务，来自海外市场的占60.4%。2010年一整年不顺，暗示着海外市场风险变大，B2B业务风险变大。

　　从B2B走向B2C，从海外走回国内，华为能行吗？

　　2010年12月3日，任正非召集核心会议，正式宣布终端业务与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并列。不到一个月时间，在3G业务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忠臣余承东被任命为华为终端董事长。

　　对华为向B2C业务的急进，运营商并不理解，他们希望华为继续提供定制机，不要“越线”。来自华为运营商板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向“新官”余承东表达不满。就连华为终端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因为余承东提议发展高端机的电商渠道，将砍掉3000万台低端智能手机和功能机业务，有损终端运营商业务的利益。

　　这么多人反对，结果却是余承东在任正非支持下一路走到黑，2011年底将旗下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如手机、其他终端设备组成消费者BG（业务集团）。为此，华为甚至不惜与沃达丰、法国电信等运营商中止合作，堪称“造反”。

　　结果，就是所有人看到的，最近这8年，华为持续在电信设备领域、智能手机领域发力。2018年11月30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宣布，华为2018年的收入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近7000亿元人民币）。

　　10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

　　在电信设备领域，华为的营收，比第二名爱立信和第三名诺基亚加起来还多。在智能手机领域，华为是继苹果、三星后，全球第三家迈入千亿美元俱乐部的手机巨头。纵观国内，华为的营收，超过了BAT的总和，大致相当于2个联想、4个格力电器、6个小米。放眼全球，华为在世界500强榜单上可以排到第60名。

　　《福布斯》2018年全球最具品牌价值榜100强正式公布，华为凭借84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连续第二年进入榜单，依旧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品牌。

　　一步步迈向巅峰的背后，是华为巨量的研发投入。华为极度重视研发，18万员工中，有接近一半的人从事研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团队。从创立开始，华为坚持把销售额的10%用在研发上。华为的研发投入长期高于利润2倍以上，人力资源投入也就是华为员工的年收入是股东分红的3倍。

　　2018年，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1400亿元左右，其中20%到30%的经费将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这个数字差不多是百度公司去年收入的两倍。

　　华为官网显示，近十年来，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了3940亿元，累计获得专利授权74307件。其中，90%以上专利为发明专利。

　　华为真正成为一家在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警惕黑天鹅！

　　华为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任正非却保持着清醒。他在内部讲话中提醒道：“金融危机可能即将到来，一定要降低超长期库存和超长期欠款。以前我们的货款记录不清晰，客户来还欠款时，我们还莫名其妙，连合同和欠条都找不到了，如果客户不还钱，多少预备金都付诸东流。”

　　为此，任正非还专门让人花高价从国外引入了八只黑天鹅，养在华为园区里。华为总部的湖也被公司正式命名为“天鹅湖”。不只深圳，上海研究所和南京研究所都有天鹅湖。

　　正如任正非所言，经营企业没有可以松懈的时候，危机时刻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不是在危机中成熟，就是在危机中死亡。

　　“三十而立”的华为，其新蓝图是：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2017年，华为5G预商用系统已进入全球多个信息产业发达国家，在伦敦、柏林、北京、上海、东京、米兰、迪拜、温哥华、多伦多、首尔等10个核心城市与全球各区域最领先的运营商如英国电信、德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沃达丰、Etisalat、LGU+、Telus、Bell等实现了5G预商用网络部署。

　　大家都知道，5G 标准之争，其实质就在于信道编码之争。由于4G到5G的升级是革命性的，5G比4G快100倍，其带来的大容量数据高速传输，是未来智能城市构建的基础。鉴于如此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即将建成，全球电信巨头们已经同意制定一个编码标准，以确保从东京到密西西比的5G网络都按照同一种规则运行。

　　在2015年前后，当时世界上一共有三种编码方案作为5G信道编码方案的候选，分别是欧洲主导的涡轮码（Turbo Codes）、美国主导的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DPC Codes）和中国主导的极化码（Polar Codes）。

　　关于5G部署这场竞赛，特朗普政府认为这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竞赛。而华为倡导的极化码的5G数据传输替代编码方法，被认为是对LDPC码的直接挑战。

　　2016年11月，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3GPP最终确定了5G 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信道编码技术方案，其中，中国华为的极化码成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美国高通的LDPC码成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

　　消息传回国内，国内不分业界和公众，都一片欢腾，当时大部分媒体都以“中国华为拿下5G”为题大做文章，连普通的行业外人士都对极化码这么专业的行业词汇有所耳闻，当时舆论的声音就是“Polar Codes=5G=中国华为”。

　　后来，不断地有质疑者和清醒者反复地称，极化码并非华为发现的，华为只是其中一个研究者，只是它研究得比较深入而已。甚至有人恼羞成怒，开始对华为有所怨怼，认为它是伪装者、是骗子。

　　华为急需清楚地展现自己5G上的实力，而最关键的就是去除一切可能影响人们判断的噪音。

　　2018年，华为在深圳总部举办颁奖仪式，为5G极化码发现者、土耳其教授埃尔多尔·艾利坎（Erdal Arikan）颁发特别奖项，致敬其为通信事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任正非亲手将雕刻胜利女神形象，并嵌入了巴卡拉红水晶，寓意新的通信技术引领时代发展的奖牌颁与艾利坎教授。

　　华为主动高调给极化码最初的发现者颁奖，一招“以退为进”，一方面大方承认极化码是别人发现的，另一方面则要告诉世人是华为把极化码实现工程化，“是我把极化码发扬光大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华为开始研究应用极化码的时候，极化码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只能说它在理论的层面是可行的，但失败的风险极高。

　　就连艾利坎教授都很惊讶自己相对年轻的编码理论已经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他把这归功于与华为的合作。这家中国科技巨头从2009年开始研究5G解决方案，并在2010年接受了艾利坎的极化码理论。

　　华为无线部门研究主管文通表示，华为对极化码印象深刻，但知道支持这种理论是有风险的。文通解释称：“从工程学角度来看，极化码不是成熟的技术，因此对我们来说风险很高，但它也能带来高回报。那时，我们只知道极化码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确定。”

　　华为在赌博，经过8年钻研以及在研发上投入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华为已经被视为5G开发的领导者。

　　但前方的道路并非没有挑战，美国政府几乎肯定会继续把华为拒之门外，它甚至说服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考虑是否让华为在该国推出5G网络。不过，好消息是，中国庞大的人口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5G市场。到2023年，这一市场将占全球约13亿5G用户的一半。沃达丰等欧洲运营商也在与华为密切合作，在欧洲各地建设5G基础设施。

　　华为是在争取团结。徐直军表示：“我们希望，企业和学术界之间的密切合作将继续下去，并产生更多推动技术发展的科学奇迹。”

世界的华为

　　2014年5月，依然是《经济学人》杂志，选取了当下成长表现最好的跨国公司LOGO作为战旗印在自己的封面上。其中，华为便与腾讯、阿里巴巴、联想、海尔等中国企业一起，被摆在了最为突出的中心位置。

　　华为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华为，更是世界的华为。

　　事实上，此番也不是美国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名直接针对华为了。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个号称全球最有包容胸怀、以自由贸易捍卫者自居的美利坚合众国，却日益显露出了自我相悖的窘境。尤其是面对中国元素时，山姆大叔们似乎越来越不自信。

　　早在2012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公布过一份所谓的调查报告，明确表述美国应该以怀疑的目光审察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电信市场的持续渗透，不管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不应该和华为合作。

　　不知是否巧合，就在两个月前，《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谁在害怕华为》一文。文中这样写道：“华为刚取代瑞典的爱立信，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尽管很多外国人还不会发该公司名称的音，但华为正在成为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全球性厂商，已经有能力与这个竞争激励市场上最好的公司竞争。”

　　一时间，全球政商界广泛热议。世界电信巨头爱立信掌门人即公开表示——“他是我们最尊敬的敌人。”而思科执行长面对《华尔街日报》时亦坦言——“25年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一定来自中国。”

　　当时，任正非一直低调面对公众，甚至长期婉拒媒体采访。在全球舆论高密度关注华为整体表现的时候，任正非仍选择了“默不作声”。

　　他曾说：“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他希望华为员工也要“安安静静”的，不要到网上辩论，“那是帮公司的倒忙”。

　　但这一次，这个所谓的“最神秘商人”，却在近期密集接受了中外媒体的多次访问。

　　面对阻挠和障碍，任正非表示，华为仍然对参与全球科研和创新保持积极态度。目前，华为已在全球设立数十个研发中心。“华为在海外研发投资的受益者是包括美国高校在内的全球科研机构，华为的研发集合了全球的科技智慧，实现了多方的交流互益。”

　　如果华为只是一个中国的企业，那么美国的封锁可能会达到隔绝效果。然而，全球供应链网络让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华为生产的不仅是手机或者电信设备，客观上其实是在组织全球性电信设备的生产。

　　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的市场中占有28%的份额，已经远远超过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华为获得的5G合同远远超过了其他公司。当美国滥用出口禁令的时候，板子打在华为身上，却疼在全球供应链身上，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企业。可以说，美国封杀华为，实质上也是对全球科技界的伤害。

　　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将全球的创新、设计、制造、营销等要素整合到一起，形成了全球科技发展的链条。这一强大的链条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属于全球。

　　正如任正非所言，“要拥抱世界，依靠全球创新”，包括海思芯片在内的华为技术创新，始终建立在积极吸纳全球科技创新的成果之上。他说，美国科技的深度和广度，仍然值得华为学习，华为高度尊重知识产权。

　　而这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向，也应该是中美新型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部分资料来自魏昕、饶威祥的《任正非的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