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患上“华为恐惧症”

撰稿｜吴健

　　“这是很不一般的公司，你们在干极具创意的事，而且你们的海外市场覆盖令人钦佩。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有一个领域要留意可能造成割裂的话，那我认为你们要小心5G通信了。”2019年4月的一个中午，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中文名“夏伟”）带着几分诚恳，在《外交学者》编辑部里向华为公司乃至中国发出警告。作为2019年2月向美国国会提交对华政策重磅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夏伟刚从华为深圳总部回来，坦言5G如此重要，所有其他技术都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鉴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目标与美国完全不同，这可能成为我们不得不切开两国的一个领域，华为不排除成为牺牲品”。

　　的确，从2019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及其子公司提出23项指控，到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将这家中国电信巨头纳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特朗普团队向中国高科技公司乃至整个中国高新制造产业展开的攻击似乎不可遏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定义是：“华盛顿不存在‘熊猫粉’，特朗普发难，罕见地赢得美国政治精英层的一致认可。”

　　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却看到美国政策圈的另一种苦恼：美国即便要同中国进行长期激烈的战略竞争，却不知道该和这个对手建立怎样的终极关系。这种不确定性关系，就像华为与那些美国竞争公司的原因一样，它们处于从伙伴到对手的“复杂统一体”中，谁也无法彻底人为切割。

“没有球星的NBA赛场”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当美国政府作出不利决定后，5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深圳总部接受采访，他有一张柔和的面庞，语音语速也恰到好处，只需淡淡的微笑，就能让人感到亲近和信赖。“他很有能量，不爱以锋芒示人。”多次接触华为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吉冈桂子感受过这种“任氏风格”，从深圳总部到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CES）摊位，华为就像任正非本人那样，面貌是朴素的，表达是内敛的，但业务是极端认真的，从而产生这样的局面：“（任何剥离华为）的移动通信市场（例如5G），就是没有球星的NBA赛场”。

　　曾当过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工程师的任正非在1987年下海，当时他42岁，这个起初才三名员工的公司初始资本不到5000美元。他想给公司起个有美好寓意的名字，据说当时墙上的“中华有为”标语给了灵感。不过，另一个版本的解释是，任正非只是喜欢这两个字的读音，没什么神圣含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在内地成立的技术公司之一，华为以一间既当厨房又当宿舍的小办公室为大本营，销售从当时还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进口的电话设备。然而，任正非的梦想不是当中间商，而是建立一家能在通信领域成为主角的公司，他把所有利润花在研发上，1990年创建拥有500名员工的研发中心。1993年，华为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设计出当时中国最好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引起政府关注并给予合同，这标志着华为品牌迅速腾飞的开端，到1995年，华为销售额增至15亿元人民币（按当前汇率相当于2.25亿美元）。1996年还出了件有利于华为的大事：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扶持国内电信业生产商。

　　1997年，华为管理层迈出非同寻常的一步，业务不限于国内，还要打入世界市场，第一批涉外合同是华为与香港和俄罗斯签署的。下一阶段是建立外国研发中心——首先是印度班加罗尔，随后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到2001年，华为在美国开设四个旨在开发通信技术和软件的研发中心。2002年，华为的国际营业额为5.5亿美元，一年后达到创纪录的38.3亿美元。至于时髦的手机（随后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华为是2003年开始涉足，当时任正非决定设立手机业务部，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两年后，支持3G的U626翻盖手机面世，获得“最佳3G手机奖”。2011年，他们推出首款平板电脑Media Pad。截至2012年底，华为消费类电子产品营收总额达90亿美元。目前，华为已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移动基站设备和路由器制造商，智能手机销量也仅次于三星排名世界第二。

　　虽然扩张速度令人震惊，但最重要的是华为始终坚持在研发领域大规模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彻底奉行“自主研发”原则。2003年，当时占据世界路由器行业头把交椅的美国思科系统公司以侵犯专利为由起诉华为，这成为一次重大转机。此前，华为的研发方式主要是在中国国内仿造日美欧企业产品进行低价生产。那次专利诉讼后，华为正式向研发型企业转型。目前，华为在全球范围共有18万员工，其中研究人员占到45%。年均研发投入占到销售额的15%左右，2017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就高达1.4万亿日元，其中大部分用在了半导体和5G通信、人工智能领域，华为一家的投入就超过包括英特尔、高通等在内的美国整个半导体行业，当前能在研发投入方面与华为单挑的美国公司仅有苹果和谷歌。特朗普政府对于拥有如此强大的研发投入能力和中国一流人才的华为保持着高度戒备。

　　2016、2017年，华为都是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毕业生最青睐的就业目的地。2015年之前，最受学生欢迎的主要是国家电网、中国移动这样的国有企业和苹果、谷歌、高盛等美国企业。如今，华为凭借其优厚的待遇和光明的前景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拥有全球第二大旅客吞吐量（2017年数据）的北京首都机场和第三位的迪拜机场、在功能性方面获评全球最佳的多哈哈马德机场以及游客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巴黎戴高乐机场有一个共同点——运营整个机场的飞机起降、行李运输、反恐监控的综合IT系统均为华为制造。除美国和日本外，世界主要机场中的半数以上都在使用华为的产品，该公司同样是“智能航空”领域的领军企业。除机场外，在地铁运行、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管理领域，整合了电视、网络和传统印刷媒体的“智能媒体”领域，覆盖大学讲义、远程教学、研发援助等的“智能校园”领域，华为都领先于全球其他企业。在曾以美国IBM公司掌握的智能城市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运用系统方面，如今也是华为实力最强，因为通过不断满足中国国内需求而积累下的丰富经验，使得华为的系统完成度更高。

生活永远比戏剧更精彩

　　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是，面对业务高歌猛进的华为，美国能否在5G领域实现两个独立的分立控制网络，同时保持在其他必要的技术领域继续保持对双方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好处的一体化呢？说得具体点，“分离模式”会影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吗？在夏伟看来，那绝对会是悲剧。“目前来看，美国倾向于‘先切割再说’。”

　　2016年，美国商务部曾对华为发出行政传唤，以调查其是否违反对伊朗的出口管制规定。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开始，封杀华为的行动变得愈发露骨。与此同时，5G应用领域的全球竞争也愈发激烈。这还不是美国对华为打压的开始，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国会和情报机构中的对华鹰派早在2007年左右就谋求遏制华为。就在这一年底，华为成为欧洲所有顶级运营商的合作伙伴，也让美国鹰派们感到切实的威胁。

　　近年来，包括维基解密、斯诺登在内的诸多信息来源表明，华盛顿一直在秘密征募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内的无线服务提供商，收集本国公民的数据。其中，AT&T因为恣意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窃听，以至于国安局在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文件中赞扬它“非常乐于帮忙”。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目前在全球的情报信息领域占据制高点，维系这一霸权的根基所在就是互联网通信的硬件和软件。此外，“五眼联盟”要完成对敌国和盟国的窃听，必须与互联网和通信运营商合作才能完成。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九家国际网络巨头参与美国棱镜计划，原因就在这里。在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崛起前，全世界通信和互联网九大供应商被“五眼联盟”垄断，这是美国“棱镜计划”能够高效执行的基础。

　　正因为自己一直这么干，美国对于华为的发展壮大有两方面的担心：一方面，他们担心中国政府会像他们一样，通过华为的产品获取后门，或者迫使该公司利用它们制造的电子产品从事间谍活动、使通信失灵或进行各种网络攻击。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公司参与过间谍活动或网络攻击，但美国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受迫害妄想”。在夏伟看来，华盛顿自己会这样做，“就等于别人也会这样做”。同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你不确切知道在哪里找，那就真的很难找出安全漏洞。无线开关也许有数以百万计行代码，在生产前、在厂房内、在常规升级中都可能有东西悄悄溜进来。硬件缺陷几乎是不可能预见或发现的。一名美国官员对夏伟说得很直接：“你愿意把潜在监控权交给一家西方电信设备公司还是交给一家中国公司？”

　　但生活永远比戏剧更精彩。美国《国会山日报》记者贾里德·惠特利抨击华盛顿官僚们“口里叫喊‘中国威胁’，可行动上是把‘5G王国钥匙’交给中国”。5G的主导权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无线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制定的速度是4G的100倍，有望消除几乎所有的处理延迟，启动物联网，并在不耗尽电池的情况下以低成本连接数以亿计的机器。《连线》月刊说：“下一代无线服务的技术标准甚至还没有最后确定，但美国和中国已陷入一场关键竞赛，争相成为第一个部署所谓5G网络的国家。”可就在中国争分夺秒地部署5G技术之际，美国商务部却在阻止本国获得这一竞争优势——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放任国家电信和信息局拖延开放中频频谱给5G技术公司和电信运营商。频谱属于战略资源，部分处于军方控制，要解决若干频段军转民，5G网络最值钱的40兆赫目前却被美国军方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工业联合体牢牢绑架，他们通过裙带主义阻碍5G发展。惠特利援引技术人士话说，军方和GPS游说集团不想放弃，不希望受到任何潜在的干扰。更滑稽的是，罗斯的副手之一、商务部高官厄尔·科姆斯托克和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势同水火，帕伊支持部署5G技术，但科姆斯托克掌握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却站在GPS一边，他们不后退，联邦通信委员会就无戏可唱。“美国要想在5G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在从创新到频谱分配等各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可我们的政府看样子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惠特利嘲笑道。

“攻势”在加速

　　由于华为不是欧美公司，还一直坚持不上市（尤其不去美国上市），同时还一直坚持不为任何间谍活动或者网络攻击提供帮助。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及情报部门想和对待美国企业一样，从华为这里得到“开后门”的授权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美国人自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各国（也包括盟国）的通信系统里如入无人之境，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盟国的掌控自然也会大幅削弱，对敌对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更不可能再那么得心应手。这对于一直借助技术优势“掌控一切”的美国来说，无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会让美国感到“没有安全感”。

　　更要命的是，随着5G时代的加速到来，华为在通信领域的领导地位将进一步加强。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通信设备供应商已经只有来自三国的四家成规模企业，即中国的华为、中兴，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其中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达28%，排名第一。而在5G技术方面，目前相关的主要技术标准其实就掌握在华为和高通两家手里，而且华为还拥有大量通信技术专利，足以形成“专利壁垒”，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兼具技术标准掌握者和设备供应商双重身份的华为，在技术应用和市场推广方面占据更大的优势。再加上性价比方面的优势，可以说，在5G时代，美国已经没有像样的竞争者能够与华为相抗衡。而这，正是美国越来越焦虑、对华为的动作越来越大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说，2018年美国政府对中兴公司的打压，其实就是今天对华为打压的预演。

　　但换个角度来看，对于各国通信运营商甚至各国政府来说，选择华为的好处实在多多。首先是华为在5G技术方面的领先，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更早进入5G时代。然后，中国企业特有的高性价比，又让各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更新自己的通信设备。最后，选择华为，意味着不会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信息和数据被不知道哪里来的黑手截获。正因为如此，华为这几年获得5G订单的速度惊人，迄今为止已经拿下了40份5G的商用订单，稳居首位，而华为的5G基站出货量同样也是全球第一。

　　华为的成绩让美国感到更加焦虑，这种焦虑最终压倒了一些对于所谓规则、公平、正义的伪装，直接地表现为全面打压华为。美国政府官员说，2018年，国会中有影响力的对华鹰派人士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安全官员联手，从五角大楼、国务院、商务部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等其他美国机构寻求帮助。所有这些机构2018年都出台措施，进一步限制华为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并敦促盟国颁布类似禁令。2018年底通过加拿大无端扣押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其实是一个信号，标志着美国正式吹响了全面打压、限制和攻击华为公司的序幕。

　　无疑，2019年以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从游说盟国不使用华为的产品，到对华为抛出一系列无端的指控；从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到胁迫诸多美国企业和国际组织赶华为“出群”。种种手段背后，折射出的，正是美国渴望永远掌控整个世界的野心。

　　对华为打压的实质，美国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米拉博证券公司的电信分析师尼尔·坎普林指出，华为是“最具颠覆性和技术最先进的”中国公司，是全球巨头。它是全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拥有数量最多的5G移动网络专利，“这些标准才是大范围知识产权之争的核心，也是美国及其盟友不择手段要挖掉中国技术知识产权革命的心脏的原因”。

华为的成就是中国成就的缩影

　　尽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但美国政府一直怀疑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甚至公然质疑：“如果华为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在中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美方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政府事实上的补贴，使得华为能以较低价格参与竞标，帮助其进军全球市场。

　　但事实上，华为公司的成绩更多地得益于持之以恒对新技术研发的重视。例如，2016年，华为总共在研发方面花了12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高通只花了51亿美元，芬兰诺基亚花了49亿美元。目前，华为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近年来，华为连续申请通信技术专利数量世界第一，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美国半导体业内人士指出：“海思半导体的设计能力已超越高通和英特尔，差距还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扩大。”海思半导体是华为百分百控股的半导体设计企业。德国徕卡公司负责市场开发的埃施魏勒部长也认为：“华为在研发领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以客户为中心思考问题。”2017年，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轮值CEO胡厚崑说，（对华为而言）创新是一场马拉松，必须不停奔跑下去。

　　同时，华为的发展也从来不是闭门造车。前面提到的研发人员中，有不少是来自国外的科学家。比如，华为5G标准的基础就来自于土耳其科学家阿里坎（Arikan）教授。此外，华为的业务已经遍及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为的供应商同样遍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其中仅从美国高通公司采购的产品就达到一年18亿美元之多。任正非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美国公司的，三十年来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做了很多贡献，教明白了我们怎么走路。大家知道，华为绝大部分的顾问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典型的有IBM、埃森哲等，有几十家。”“美国大量的零部件、器件厂家这么多年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华为公司的业务和合作伙伴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是遍布全世界。这其中，华为与俄罗斯公司的合作堪称典范，2014年，华为与俄罗斯铁路公司签署科技合作协议，并与俄罗斯储蓄银行、外贸银行等大型企业签署合作协议。2015年，华为开始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俄罗斯海关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合作。2016年2月份，华为与俄罗斯“可卡多”电信集团一起为莫斯科-华沙公路建设联合数据处理中心。华为还帮助俄罗斯研发“世界”信用卡系统。2017年1月，俄罗斯电信公司选择中国华为公司进行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水下光纤通信线路的勘察设计工作，华为负责为光纤通信线路、海岸站及有关地面沿岸基础设施提供设计、预算等研究服务。2018年，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框架内，华为与俄罗斯温佩尔电信公司就在俄开发4.5G和5G技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意与俄罗斯最大移动运营商MTS—起创建多媒体平台。这些都表明，华为的成功，并不像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全靠国家扶持。

　　其实，这种发展模式不只是华为所独有，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中国的发展与成就基本上都来自于不断地追求创新，以及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大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承认：第一，大部分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使用很多外国零配件；第二，其余出口商品都是提供给美国生产商的零配件。土耳其寇琦大学商学院顾问奥克塔伊·法提赫在《外交学者》杂志撰文认为：“尽管中方对一些商品和服务存在限制，但中国市场的大部分是相当开放的，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已通过在中国的出口和生产充分利用了优势。外资企业，主要是为中国本土市场生产的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占中国国内产业利润的15%以上。包括那些为出口市场生产更多产品的香港和台湾企业在内，中国约1/4的工业利润是由非本土企业创造的。”他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及类似倡议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投资和融资的重要来源，并对它们的国际政策产生了影响。”

　　在创新方面，委内瑞拉外交官阿尔弗雷多·托罗·哈迪认为，2015年，在近2万亿美元的全球技术研发投入中，中国占到21%。2010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在该领域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达18%，比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高出4倍。他预计中国将在未来5到10年内坐上科研技术开发投入的第一把交椅。而据哥伦比亚洛萨诺大学亚太观察中心主任恩里克·波萨达·卡诺的观察，中国政府计划将研发投资比重增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中国的科技进步是巨大的，无论是研发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研究人员和专利申请数量，以及研发机构的超强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也因此引起了美国和欧日对中国科技崛起势不可挡趋势的担忧。

　　因此，华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以至于要让美国以国家的力量来专门压制和干扰，正是因为华为公司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成功的轨迹。简单地说，华为的成功，就是中国成就的缩影；华为成功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成功的模式。

“人间正道”，无可阻挡

　　世界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虽然美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滑向单边主义的轨道，但却改变不了中美之间无论经济上还是技术上，联系都日益紧密的现实。以智能手机为例，当前的手机产业生态中，美国人为智能手机等研发技术；在中国，它们被组装起来，搭载的是美国的芯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是与往日的冷战最本质的不同。甚至于美国高通公司三分之二的销量是流向中国，其他诸多美国通信产业公司的主要业务也在中国。

　　此外，现代通信产业是一个包括了数以千计专利技术的高技术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科研方面的不断突破，以前被西方国家所把持的高技术壁垒如今已经成为各方力量共存的集合。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在专利技术体系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5G技术方面，华为公司甚至还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无法再和以前一样，用技术专利的壁垒封锁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专利已经足以对这些国家形成反制。

　　事实上，华为公司也好，通信产业也好，都只是一个投影，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与争端，归根到底是两种不同发展理念碰撞的结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一直秉承着打开大门、积极创新的理念，与世界为善、和各国交朋友。近年来，更把这种发展理念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集合世界各国的力量，平等相待、共同发展，通过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在内的协作平台，实现多赢。而美国则不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期望建立的，是美国主导一切、掌控一切的国际秩序。美国人认可的全球化，是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因此，当发现其他国家也能从全球化中获利，甚至取得比美国更大的发展成就时，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要把一切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根本内核，就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口号：美国优先。

　　事实证明，美国的发展理念效果并不理想。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中文名夏伟）认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监管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失误以及入侵伊拉克的错误，加上美国处理北非、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的方式，这一切都破坏了美国市场民主的光环。而特朗普政府在世界各地藐视和错误地对待盟国和伙伴，退出国际机构，更加严重损害了美国对中国做出选择的影响力。

　　事到如今，美国现在对内面临包括民粹主义、官僚主义、社会撕裂等诸多问题，经济和技术的领先优势又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可谓内外交困。当美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为所有的盟友都画出可以实现的大饼时，当然只会以自己的利益为最优先。无论是频繁“退群”，还是到处挥舞贸易战大棒，都是美国试图讹诈全世界，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美国的这种举措要想成功，就注定要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抗衡，就必须得到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各国的支持。然而正如土耳其学者奥克塔伊·法提赫所分析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原因有三个：“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不够强大；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利益与这种安排不一致；就资源而言，美国处于相对劣势。”如今，就汽车到食品杂货等许多产品而言，中国的市场都变得更大了，而且预计中国很快将成为几乎所有产品的最大市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弃这种世界最大的市场，而去迎合只对美国有利的安排。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由“美国优先”原则主导的世界风险更大。

　　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准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