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究竟谁是好榜样？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法成了现象级的话题。许多外媒捕捉到了这一新闻，BBC发表文章称，“中国上海的垃圾新规使这座城市‘抓狂’”。美国媒体Quartz则评论，“上海市民在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正‘脱胎换骨’”。

　　事实上，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世界话题，许多国家在面对这一“灵魂拷问”时，也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从盲人摸象到成为基本的生活技能，他们又经历了什么呢？

日本模式的破灭？

　　去过日本旅行的朋友，可能对他们那里干净整洁的城市街道有着深刻的印象。在日本留学两年的叶涵天对《新民周刊》表示，垃圾分类在日本已经非常成熟了，他所在的小区主要分成了可燃、不可燃，还有玻璃、可回收等，“我一个人住一般只出产可燃，除了不能每天想丢啥丢啥，其他都还挺适应的”。

　　如今在日本已经稀松平常的垃圾分类，其实源于一场持续八年的“垃圾战争”。

　　1970 年，日本教育学家高桥敷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历数日本人“乱丢垃圾、随地小便、从不排队和‘在动物园乱喂长颈鹿’”等不文明行为。这些行为的背后，日本的经济体量和垃圾体量同步增长，日本城市成了遍地垃圾的“肮脏都市”。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垃圾内战”，首发城市就是东京。

　　据统计，1971 年东京 23 区的日均垃圾生产量约 14 万吨，比起七年前增长了 76.78%。而且，增加的多数是不可燃垃圾，城市垃圾中只有大约三成可以通过焚烧处理。于是，当时的主管部门东京都清扫局决定开始新的垃圾处理计划——都政府决定在各个区内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场，可燃垃圾直接在处理场中焚烧，而那些不能焚烧的，就被统一运到南部填海处理。

　　这个计划很快就遭遇了挫折——被选定建设垃圾处理场的居民们公开质疑并反对政府的垃圾处理场建设计划。最初的发动来自江东区对垃圾填埋的邻避反抗，江东区在几个世纪前就是旧城江户的垃圾填埋地，那里的环境差到什么程度？1965年，江东区爆发了蝇灾，有居民回忆，挂一件洗干净的衣服出去，不到两个小时上面就会歇满黑压压的苍蝇。

　　为了解决垃圾带来的困扰，1971年的9月，江东区政府决定反对其他区垃圾进入本区境内。还向其他22区以及东京都政府发出公开信，表示将拒绝那些来自无法做出明确答复的区的垃圾处理车。第二天，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在都议会发表演讲，宣布了“垃圾战争”的开始。

　　这是一场关乎老百姓、23区、东京都的社会博弈，接下来的几年里，参与这场“战争”中的各层级政府以及普通市民，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试图形塑市政工程。他们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对东京市政建设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2000 年“都区制度改革”之际，东京都把主要的垃圾处理工作全部下放到各区独立开展。可燃垃圾的残骸和不可燃垃圾最后再交由都政府组织填埋。

　　如果处理不了本区的垃圾，可以通过付费交易交给其他区处理。为了减轻垃圾处理的压力，日本各区都开始鼓励区民“减少垃圾消耗”和“垃圾回收再利用”。

　　日本还制定了不同的垃圾分类标准，有些地方甚至要区分 20 多种不同类型的垃圾。

　　但这套由于各地方群众邻避运动而形成的垃圾分类体系，就是正确的吗？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曾在采访中犀利指出，如今发展中国家拒绝洋垃圾运动，戳穿了发达国家以前搞循环经济的“神话”。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塑料、纸张固体废弃物的本国回收还不足50%；日本废塑料2017年出口量是143万吨，有52%销往中国，且垃圾处理的大头是焚烧。“中国垃圾禁令发出后，东南亚诸国也加强了对废塑料的进口限制，现在日本政府正苦苦思索着对策。”

　　还有数据显示：超过70%的日本垃圾，历经曲折的分类收集系统，最终还是送去焚烧厂，一把火烧掉了事。

　　因此，诸大建认为，总体看，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系统整体要比发展中国家先进，弱在回收处理能力上。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人少地多的国家，垃圾处理也是填埋为主、焚烧为辅。“纽约市的垃圾就是运到新泽西州或更远的州直接埋掉，美国是世界上循环经济搞得最糟的国家。”他认为，从地域原则看，垃圾不能随便转移，若非要转移，必须拿出不污染出口国的解决方案来。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世界垃圾问题的走向，“垃圾就地化解决”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准则。在诸大建看来，真正把循环经济做好的国家，德国算是一个好的榜样。

德国模式两点可学之处

　　今年是钱康在德国学习的第二年，他还记得刚到德国面对垃圾分类时的一脸懵，不过现在这些对他已经是小菜一碟。“其实习惯了也没多复杂，厨房里放两个垃圾桶，一个扔湿垃圾，一个扔食品的塑料包装盒，客厅放个纸袋或网购的纸箱用来放废纸和包装纸盒，宝特瓶存着定期去换押金。做到基本的干湿分离，可回收物分离，其实挺简单的。”

　　垃圾分类，最重要是不要矫枉过正，钱康向记者表示，偶尔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扔的垃圾，只要不是有害的，扔干垃圾也没事，“如果要求每一个垃圾袋都做到100%分类正确，这带来的生活成本和行政成本太高了，大部分普通人能做到七八成的正确分类，对垃圾处理而言就已经很有帮助了”。

　　与钱康的感觉对应，德国联邦能源与水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019年上半年国内发电量为2900亿千瓦时，其中风能、太阳能、水力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由去年同期的39%升至44%，再创历史新高。

　　除此之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从2002年到2016年，德国居民每年生活垃圾总量一直控制在5000万吨左右，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而早在2013年，德国就实现了生活垃圾回收率83%，其中65%被循环利用，另外18%通过焚烧回收能源。近年来，德国的垃圾循环利用率始终保持在65%以上，拥有全球最高的废物回收利用率，节省了大量的原料和能源，展示了废物回收利用产业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

　　追溯德国的垃圾回收与环保历程，早在111年前，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到了1961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产生了比较正规的垃圾分类系统和成熟的法案，当年高度对立的东西德就此问题达成了空前的默契。

　　1972年，联邦德国政府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推动垃圾从无序堆放逐渐走向集中处理；1986年，联邦德国提出《废物避免与清理法规》，首次提出“垃圾作为原材料以获得生产与能源”理念。

　　1991年，德国出台《包装条例》。1993年起，生产企业必须为包装物的处理付费；同年，德国提出了“双轨系统”，出现了“绿点”回收机构，如果包装物上印有“绿点”，表明该包装物应扔到黄袋或黄垃圾桶里，由“绿点”公司来接手包装物的回收再利用与残余处理。

　　2005年，德国开始执行比欧盟《填埋法案》更为严格的法规，规定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不得进行填埋处置，废物在填埋前必须在处理厂中接受处理，从而避免填埋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产生甲烷，此后，德国的垃圾填埋数量出现大幅度下降。

　　不仅如此，德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垃圾处理产业体系，从业人员近30万，涵盖工程师、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德国的大学设立了垃圾处理方面的专业或课程，同时提供针对垃圾处理专业人员的培训项目。这些做法为德国垃圾处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储备和人才保障。

　　而回顾德国垃圾分类的历程，诸大建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中国学习。

　　一是把废弃物“资源化”（Recycle）。最初世界上垃圾处理主要靠填埋、焚烧、堆肥三种方法。但德国人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没有重复利用垃圾中的资源，因此德国人针对玻璃、金属、纸张、布料、塑料这些可回收利用资源，先把它们分类、回收利用，再做成原生材料投入到生产线中去。

　　二是生产能反复使用的耐用品，减少废弃物产生（Reuse）。德国人认为只忙着把垃圾处理掉，后边再怎么处理，也跟不上垃圾生产的速度。不如试着把垃圾减少。“reuse”与“recycle”的区别是：它不是把垃圾破碎成物理、生物、化学材料，而是原物的再生利用。比如玻璃杯，就能反复使用，这就是reuse的理念。

进口垃圾的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不再充当发达国家的“垃圾桶”后，给不少发达国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不过，身处北欧的瑞典，却因为垃圾分类做得太好，导致本国垃圾不够用，出现了进口垃圾的“怪象”。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瑞典开始推行垃圾分类，但起步并不容易，为了应对国民乱扔垃圾的行为，政府不得不安排监督员在各个社区的垃圾站前监督，不过收效甚微。

　　于是，瑞典政府决定从源头抓起，从学前教育阶段就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样，孩子们在学校聆听老师有关垃圾分类的讲解后，不但“从我做起”，还会监督家长执行相关规定。

　　除此之外，瑞典政府对于移民和游客的教育也不松懈。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大中小城市，专为移民和在当地长期定居的外国人开设的语言课程中，就包含参观垃圾回收和处理系统的内容。在瑞典街头，还常常能看到入口形状不一的大箱子——收集饮料瓶的垃圾桶的投掷口是圆孔形的，而用于收集纸盒和其他印刷品的垃圾箱的投掷口则是信封状的，如此想扔错也难了。

　　对于瑞典人来说，垃圾分类已经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且还成了省钱的途径。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瑞典居民支付一定数额的垃圾清运费。垃圾清运费遵循按量计费的原则，住户产生的垃圾越少，所需要缴纳的费用也越低。分类后产生的垃圾要远远少于未经分类的废弃物总量，因此民众将垃圾分类进行得越彻底，支付的清运费也就越低。

　　随着垃圾分类的不断推进，瑞典还成了首批利用垃圾焚烧厂大量消化不可回收垃圾的国家之一。得益于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如今瑞典每年有多达49%的垃圾被焚烧后转变为能源。值得一提的是，北欧的垃圾焚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焚烧厂清洁无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2016年，焚烧垃圾产生的能源能够满足瑞典20%城市家庭的供暖需求，同时为5%的家庭提供廉价电力。

　　在瑞典，几乎人人都知道，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一家12人的垃圾焚烧厂，每年的盈利额高达550万欧元。

　　而且，随着垃圾减量政策的推行，瑞典实际需要焚烧的垃圾总量只占焚烧厂处理能力的两成左右，换句话说，瑞典的垃圾已经不够用了。这一背景下，瑞典成为第一个进口垃圾的发达国家，每年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进口多达200万吨垃圾，填补垃圾缺口之余，也能向这些国家收取可观的垃圾处理费。

　　据瑞典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典有36%的垃圾可被回收使用，14%的垃圾用作肥料，49%的垃圾作为能源被焚烧，只有1%的垃圾被填埋处理，垃圾利用率高达99%，远高于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英国、德国还是瑞典，垃圾都将在分拣中心被集中分拣。尽管有能够自动识别有机垃圾的系统，但人工分拣依然是必要的步骤，这不光是为了提升回收率，更重要的是防止有害垃圾混入普通的处理工序中。

　　瑞典的经验值得学习，不过也如吉林大学罗克全教授所说，国外的垃圾分类模式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比如严格禁止食物残余裸露丢弃已融入法律体系并成了公众习惯，但在我国，厨余垃圾比重大、油盐比例偏高，要求我们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分类、收集和处理方法。”他说，“此前由于垃圾后端处理评价评估的缺位，人们对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并不了解，对垃圾分类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当前，建议建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目标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同时建立稳定可靠的数据采集机制，让数据公开透明，增强公众对自己付出结果的感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