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杭州城仍沉浸在庆祝和欢腾中。

　　从市中心往余杭方向走，祝贺的标语被印成旗帜排在路两行，向所有路人传递捷报——7月6日，阿塞拜疆，随着世界遗产大会主席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敲下法槌，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国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遗”。

　　而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背后，还与习近平总书记有着一段故事。

　　2016年6月13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向总书记写信，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信中写到：“我们已在考古文博界工作了六七十年，今天写信给您是为了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向《新民周刊》表示，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

　　83年考古之路，25年申遗之路，良渚古城遗址现在不仅是中国考古工作的典范，也是大遗址保护的典范。

四代考古人托起惊世发现

　　“是你穿越了五千年光阴，还是我走过了几万里山河。里海的夜，像宝石一样的宁静。守着阿拉伯古老的传说，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入遗前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发掘领队刘斌在阿塞拜疆的等待中写下了以上诗句。

　　也许出于考古人善于克制的职业关系，又或许是对良渚古城价值的笃定，当问起申遗结果宣布前夜的心情时，刘斌说非常淡定：“前一天真的一点都不激动，就跟平常一样。不过到了槌子敲下的那一刻，被现场的气氛感染到了。”

　　1985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刘斌来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时浙江并不是考古热土，但时任系主任、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告诉我，长江下游是个独立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

　　此后，刘斌在良渚遗址考古的发掘研究工作中一干就是34年。

　　“作为从事良渚考古30多年的考古人，我比任何人都高兴。良渚可以说是四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明。这一切来之不易，不仅是浙江的考古人，还有江苏、上海以及北京的考古人一起合作。”刘斌向《新民周刊》记者反复强调，这是集体的功劳。

　　1936年的杭州良渚，一位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首次发现良渚遗址，揭开了良渚考古的序幕。

　　梁思永先生最早指出良渚遗址的特殊价值，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这片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

　　如果施昕等人算是第一代良渚考古人，第二代则要跳跃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牟永抗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史前考古）的主任。王明达是反山遗址发掘的领队。举世瞩目的良渚文化王墓等级的反山和瑶山遗址，就分别在1986年、1987年被发掘。其中，反山最重要的12号墓、22号墓、15号和18号墓，瑶山的7号墓和11号墓，几乎都是刘斌一铲一铲“挖”出来的。“表面由技工操作，一旦有东西露出，就都是我自己来挖，有时东西太珍贵，用铲子都不行，得改用竹签挖。”刘斌深知，考古工作具有不可重复的“破坏性”，发掘时若过于喜形于色，万一出了失误便是“回天乏力”。

　　作为良渚古城的第三代考古人，刘斌不觉考古辛苦，乐在其中。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常年不着家，不能多陪伴在家人身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住哪儿，他们就住哪儿。2009年到2018年，良渚考古队固定工作站在八角亭。那儿原是果农的住房，砖墙瓦顶，生活和工作设施都不完善。地理位置倒是很优越，出门就是良渚宫殿区遗址。再早些年，他们没有固定居所，跟着发掘地点流转在数个农民家的柴火房或杂物房间。

　　“考古就是透物见人。”刘斌很喜欢站在古人居住的宫殿上思考，“你只有对这里的山川地形十分了解，才能去揣摩为什么当时这里的土堆要堆10米”。

　　很多考古是抢救性发掘。有时，考古人的“对手”是不知情的锄头。1988年，海宁星火村余木桥组良渚遗址上，当地农民先发现了玉器。“据农民们说，曾挖出过六七件玉璧，当时还以为是砂轮，觉得这砂轮怎么会那么光滑，所以就砸碎了看看，然后扔到池塘里去了。其中有一件大的玉璧品相好，挖到的人觉得好看，才留了下来。”有时，盗墓分子的铲子会铲在前面。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初夏，瑶山大墓就是因有人偷盗而发掘。1992年发掘汇观山时，由于墓葬来不及当天挖完，为了安全，刘斌和同事们借来门板，横铺在墓坑中间，和衣而睡。城镇化建设加速，挖掘机的“大手”也在挥舞。“常常是铁路、公路挖到哪儿，我们干到哪儿。全省每年基建项目有几十个，真怕干不过来。”刘斌说，考古人最看不得文化遗产被破坏。

　　反山和瑶山后，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地面。2006年至2007年，在面积约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遗址被发现后，“散落的珍珠被串成了项链”，一座消逝了千年的史前古城初露端倪，良渚文化正式被认可为“成熟的国家文明”。2010年，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确认。2015年，在良渚古城的外围又发现了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多年的大型水利系统。

　　“2007年之后，在良渚古城遗址系统的、持续的考古工作中，每年都持续300天以上，考古工作人员也从原先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二十多人。”刘斌说，“年轻的80后90后们是第四代良渚考古人。”

　　目前，良渚古城的研究方向除传统考古外，还包括了数字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环境考古、文物保护等。同时还招聘勘探队伍，不间断地对遗址范围进行全覆盖式勘探和系统调查。

文明的中国标准

　　在刘斌看来，良渚申遗最值得说道的经验就是“保护”。

　　“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做了保护性发掘，清理完墓葬后，马上对墓坑进行了填沙保护。当时的余杭县政府也很支持，把这块地征了，成立了文保所。”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局长陶豫回忆道，1987年瑶山发掘后，也实行了征地和回填保护。1987年老104国道拓宽工程中，发现了大观山果园有良渚文化遗存，所以交通部门主动改道。1991年发现汇观山祭坛墓地，也进行了征地保护。1992年莫角山遗址核心区的沙土广场发现后，当地印刷厂搬迁。

　　“如果没有保护，挖完就把东西拿走，现场被毁掉、盖房子，就不会有今天良渚这样完整的遗存呈现出来。”陶豫表示，随着考古不断深入，保护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993年浙江文物考古所成立良渚工作站，1996年良渚遗址群列入国保单位，开始实现整体保护，划定了33.8平方公里的保护区。

　　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王辉则告诉《新民周刊》，2002年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开始启动，提出了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两山之间为自然地理单元，实施整体保护，得到专家们的认可，保护范围调整到42.4平方公里。

　　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副局长孙海波表示：“良渚遗址发现以来，我们逐渐摸索出了具有时代特征、良渚特色的保护管理和利用传承之路，为中国考古遗址的保护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良渚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两次到良渚调研。2003年7月，习近平了解到“有6家位于湖州市德清县的石矿影响良渚遗址安全，但关停困难”后，他次日就赶到湖州调研。很快，这6家石矿被关停。“当地的支柱产业没了，老百姓一开始自然是不理解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所长黄莉说，“这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现在当地居民都知道这些产业会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对遗址也会产生破坏，觉得应该关闭。”

　　为了做好宣传工作，孙海波和黄莉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到当地居民家中走访。“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老百姓房屋的改造，村集体资产的改造。”孙海波说，还是一些民生的需求，“因为文保区的政策跟余杭区的建房政策不一样，我们会更严格，余杭区规定可以造三层，但我们这里可能只允许造两层”。

　　但这些年随着遗址区大环境的营造，很多居民看到环境和前景越来越好。“保护良渚遗址，传承中华文明”已逐渐成为当地群众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为。

　　回顾良渚申遗过程，繁冗复杂，无数“良渚人”并肩作战、辛苦付出。

　　从一处古墓、一些美玉，到一片宫殿，再到完善的水坝……2017年3月，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明确。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导意见，为了更好地体现良渚遗址遗产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良渚古城+瑶山遗址+11条水坝”，申遗面积从原先的9.1平方公里扩展到遗产区14.33平方公里和缓冲区99.8平方公里。

　　“从3月确定范围到9月报送申遗文本进行预审，再到2018年1月递交正式文本，时间非常紧迫。尤其要把中文学术语言翻译成英文真不是件易事。”陶豫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日夜通宵，头发都快掉光了”。历时11个月，2018年1月29日，共计20件资料、200余万字、5000多页的“良渚古城遗址”全套申报材料正式提交世界遗产中心，代表中国申报2019世界遗产。

　　曾参与过良渚申遗工作的亲历者、良渚博物院总策展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众多，良渚古城遗址这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主要符合以下两条标准：

　　一是良渚古城遗址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基础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作出的杰出贡献。

　　二是良渚古城遗址由宫殿区、内城、外城构成，在空间形态上展现出一种向心式三重结构——这种早期国家都城的规划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的典型手法；而作为城市水资源管理系统的外围水利工程，在选址、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方面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技水平，展现了五千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生前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是神权和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此外，“这次大家重新把中国文明的标准、起源方式、认定方式和西方作了区别。原来西方定义文明，要看城市、文字和金属等。但中国玉器代替了金属，所以这次就把这个标准提到了国际上供以讨论。申遗的成功意味着打破了西方对文明定义的统一标准的话语权。”陶豫表示。

申遗中的上海贡献

　　对于看过《国家宝藏》的观众来说，良渚或许并不陌生。节目中，浙江省博物馆推荐的国宝“良渚玉琮”，就出自这里。演员周冬雨化身为良渚国王之女“瑶”。面对洪水的到来，“瑶”不顾族人反对，坚持留守良渚，琢通玉琮，守卫国土。

　　而在良渚博物院,有两面墙更让人浮想联翩。一面是时间的坐标,一面是空间的坐标,它们最终锁定脚下的这片土地——距今五千年左右,在中国太湖流域的良渚地区,曾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古城、村落、墓葬、祭坛、水利设施、玉器作坊……中华五千年文明化作真切的生活轨迹。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标志性事件。“首先，良渚古城遗址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它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其次，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阵地，必将对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产生积极作用。”

　　申遗成功了，但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传承不会停止。

　　这些年，高蒙河将他的工作中心转向了考古的传播与传承上。2019年7月16日，“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大展在故宫武英殿揭幕了。高蒙河正是这次大展的总策展人，而他的学生宋雨晗则是总撰稿人。

　　谈起该展的缘起，高蒙河说，可以追溯到2014年末。当时，张忠培先生建议良渚玉器能够到故宫博物院与该院收藏的良渚玉器进行一次联合展览，“这将有助于良渚遗址申遗”。2015年初，张先生唤高蒙河进京，“他亲自拟定了展览主题，希望我就这个展览起草一份策展方案，然后上报故宫博物院”。

　　但后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全面展开，故宫筹展事宜便被暂时搁置。2018年7月，在余杭区和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的支持下，良渚博物院再续故宫筹展一事。

　　而今，玉琮王和玉钺王领衔260件从全国17家文博单位精选出的文物，聚集故宫，成为一次集大成的良渚玉器展。高蒙河说，这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首次亮相，实现了“扩大良渚申遗影响，献礼国庆七十周年”的办展初衷。

　　高蒙河告诉记者，其实上海也有很多良渚文化遗址，并且在这次申遗中，它们也作为良渚文化的组成部分，被写进了向世界遗产大会汇报的申遗文本，“这相当于说，阿拉上海也为这次申遗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良渚古城遗址地处浙江余杭，是良渚王国的都城，是这次申遗的核心区域。“但良渚文化所代表的良渚王国统辖着环太湖流域，即涵盖了今天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西部地区，面积广达约5万平方公里。前几年，考古学家们还在长江以北的蒋庄发现了大型良渚文化墓地，表明良渚王国可能还拥有更广泛的疆域面积。”高蒙河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这次申遗的良渚古城是月饼中的蛋黄，那它的郊区就是月饼，而江浙沪的广袤区域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的月饼盒子，“江浙沪是我们现代人的行政区划，实际上回到五千年前，上海更像是良渚古城的‘京畿地区’”。

　　在上海发现了大约15处良渚文化的遗址。其中最为著名的青浦福泉山遗址及其毗邻的吴家场墓地，是等级不亚于良渚古城遗址的良渚贵族的高等级墓地。

　　高蒙河说，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琮、璧、钺等成套玉礼器，吴家场墓地出土的独一无二、长约70厘米的象牙权杖，不但写进了这次的申遗文本，而且也经常出现在各种良渚文化的展览展示中，“福泉山遗址等上海十多处良渚文化遗址，代表了上海地区也曾是良渚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其它良渚文化的600多处遗址一样，共同构成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保护与传承永远在路上

　　申遗成功，不是发掘良渚文明使命的结束，而是传承良渚文明之路的开始。

　　据王辉介绍，依据《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管委会多级联动编制了《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划》等13个系列规划，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衔接、多规合一、切实可行的规划管理体系。

　　遗憾的是，虽然良渚古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因是考古新发现，目前的保护级别还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辉表示，接下去要对接第八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启动包含水利系统的《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修编，将结合最新考古成果、遗产价值，以及社会发展现状，进一步全面统筹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届时，外围水利系统将努力从“省保”升级为“国保”，“这两块将统筹起来，通过规划来促进整个区域协调发展”。

　　据张俊杰透露，申遗的成功，意味着管委会今后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需要提升到新的局面。一方面如何将这个遗址的伟大价值传递给中国人、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成立以来，已经为良渚保护提供了实质性的管理保障，“但是应对良渚今后作为世界遗产的高标准管理要求来说，保护管理永远在路上，需要不断提升、完善”。

　　在考古逐渐走向大众、关注度更高的当下，秉持对时间尺度的洞察力，考古人知晓“少年强，则国强”的客观规律。

　　宋雨晗得知申遗成功的那一刻正在上博学院给小朋友们讲课，“正好讲到了良渚玉琮。还是小朋友的家长告诉我申遗成功的消息”。

　　前些天，国内首本良渚文化主题童书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付梓出版。在去年申遗工作最白热化阶段，刘斌还是欣然答应成为第一作者，对内容的权威性、趣味性负责。

　　“做科普童书十分必要，我们应该多一些考古教育。”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连办十年，刘斌的开营讲座也讲了十年，“把考古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使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透明，了解历史的每一个脚印和文化，启迪现实社会，为后人提供祖先生活的信息，丰富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忆等告诉大家，引导公众对考古多点敬畏少些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