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的诗性与遗产保护
长舟流月，我遥遥渡江；
未饮先醉，俯拾星芒，盼得归航。
烟水漫漫的长江，滋润着半个中国的土地，其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若仅从地图上来看，似乎是一块并不大的区域——但，审视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掌故，人们发现，它实际上早已，并且正在改写国家的从前、现在和明天。长三角土壤肥沃，在农本时期是九州大地重要的粮食出产区，人口高度密集；终与“江南”一词结盟，亲手缔造寄托了国人最温柔、最美好理想的意象。长三角奋进不懈，时刻整装待发，在近现代稳稳立于瞬息万变的改革风口，化身一座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永动机”，不断向外扩散资本、输出标杆模式。长三角更是文明的记录者，馈赠后世无数珍宝，金戈铁骑、雪月风花，无声地顺着山川河谷钟灵毓秀的线条流淌蔓延，无声地镌刻在古城的建筑、器物，及至城里人微醺的表情上。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前一天，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也被批准列入名录。自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分别增加一处，总数增至55处，位居世界第一。而虽然不知在位于长三角的栖息地掠过的候鸟，有无在位于长三角的良渚遗址上空盘旋鸣啭，但长三角的人们能够确定一件事：这回成功入遗，毫无疑问，既是长三角的光彩焕发，亦为全世界共享的中华荣耀。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诚然，“长三角”的，也是“世界”的。
时空穿越：从良渚文化到大运河
让我们先穿越时空——
新石器时代，黄海之滨，淮河两岸，射阳湖畔，已有盐阜人民的远祖，在那片狭长的土地上，孕育了盐城的远古文明。
风吹，雨淋，草长，万物生机勃勃。不知何时起，这里，也成了鸟类的天堂。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重要意义恐怕在于，它是我国第一块、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该申遗项目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EAAF）的中心位置，范围涉及黄（渤）海多个候鸟栖息地。每年，鹤类、雁鸭类和鸻鹬类等大批量、多种类的候鸟选择在此停歇、越冬或繁殖。其中，全球极度濒危鸟类勺嘴鹬90%以上种群在此栖息，最多时有全球80%的丹顶鹤来此越冬，濒危鸟类黑嘴鸥等在此繁殖，数量众多的小青脚鹬、大杓鹬、黑脸琵鹭、大滨鹬等长距离跨国迁徙鸟类在此停歇补充能量……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在迁徙候鸟保护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候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发，要不间断地飞行7000公里，方能到达黄海生态区的滨海湿地进行停歇和觅食，大约两周之后，它们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等繁殖地进行繁殖。故此，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可以说是个“瓶颈”地区，但更是重要的“中转站”和“加油站”。这儿还活跃着逾500种无脊椎动物和280种鱼类，具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每当人们看到鸟群周而复始地开启一段既定的旅程，遵循一种既定的节奏，自然而然地便会联想到，生生不息的宿命轮回。
还是新石器时代。五千年前水草丰美、河网密布的王国都邑——良渚古城，正如一幅神秘的画卷，徐徐在带着好奇、带着幻想的游客面前展开。
良渚文明素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分布于环太湖流域，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地区，与同时期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并存于世。良渚古城遗址，昭示了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其形式多样的遗迹和文物，展现了土制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及等级社会，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
从古城的布局来看，莫角山宫殿区位于整个古城的正中心，而可能为王者居所的大莫角山又是宫殿区内最重要的宫殿基址。站在大莫角山上，城内外以至于大遮山与大雄山之间均历历在目，此等隶属于统治阶层的广阔视野，彰显了王权的尊贵。而从反山、瑶山的墓葬排列来看，两处权贵墓地中出土遗物最丰富的墓葬均位于成排墓葬的中心部位，也充分显示了王者居中的特点。
良渚文化出色的玉器工艺，是经过人为构思、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在服务“礼制”（良渚文化的核心）、说明精神功能上准确到位。良渚之玉，既在制作过程中受观念支配，强调传递偶像崇拜的价值——比如很多玉器上刻有“神徽纹”；也是尊贵身份的载体，等次划分非常明确——比如大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形制、花纹抑或是随葬方式，皆意在凸显墓主人不凡的地位与显赫的威仪。玉钺是权力的象征，玉琮是神性的表达，良渚玉器的社会属性，在于它足以反映良渚文化的制度设计和宗教信仰。
良渚是实证“上下五千年”的圣地，而对权势，以及与权势相依相生的众星拱辰、令行禁止的迷恋，更是其后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史的绝对主题。
譬如，春秋末年，实力强胜的诸侯国为称霸中原，多开凿有运河。其中，有位国君决定专门挖掘一条河渠，以运输战争粮草——这个国君叫夫差，这条河渠，叫邗沟。运河之史，自邗沟而始，夫差之后，多少帝王都在进行着开掘运河的接力赛，而这些“后辈”里，被民间传说“肢解”得“体无完肤”的隋炀帝杨广，从东都到江都再到身陨名灭，与大运河勾缠牵连，就数他留下最多、最可议论的精彩谈资。如今，倘若我们效仿先人，雇一条晃悠悠的小船，带上弦歌与美酒，伴着胭脂色的浪涛沉浮，遇埠则歇，对月吟颂，半梦半醒地荡到扬州，或许更像是桨声灯影里附着几分痴惘的一厢情愿；但是，千年的优雅，不该就此湮没不详，它将静静地等候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再度崛起。
隋唐宋时期由汴渠、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构成的以长安、洛阳和开封为中心的东西大运河，与隋永济渠和元明清南北大运河，即京杭大运河一道，受沧桑岁月检阅，风霜尽染，也见证了月台花榭，琐窗朱户，一川烟草，满城飞絮；见证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苏杭自古繁华，想必每每路过，运河之水当流连不去、缠绵忘返罢。而姑苏园林，咫尺之内再造乾坤，邀无价清风明月，听近水远山诉情；临安西子湖畔，重湖叠清嘉，佳人高楼远望，户盈罗绮、竞豪奢……怎能不引得百代骚客倾心折腰，文采勃发，竞相作出千古名篇呢？
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的熙攘繁盛，表明了古老帝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在事实上发生了移动偏转。至有明一代，更有“漕政、河政、盐政”的江南三大政之说。而这三大政之中，顾名思义，河政与漕政都与运河关联密切。明朝几乎一多半的工部尚书都是水利专家出身，列于朝廷财政预算的河道治理经费，仅限于长江、黄河、淮河与运河四条——运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兜兜转转，浸濡史册。待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更达到了全盛之态；与此同时，大明开国时的首都，南京，并未因迁都之举减色衰颓，依旧不改六朝以来的清贵自持。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里，长眠着明太祖与马皇后；林立于石头城里的四百八十寺，被濛濛烟雨经年累月地轻轻洗涤；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则始终是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悠远飘忽的金陵印象。
从良渚文化到大运河，长三角的世界遗产，书写了半个中国。
回眸江南：长三角的“诗性”和遗产保护
综观长三角区域的世界遗产，如珠似玉，美不胜收，膏粱锦绣，人文荟萃。从国家人文地理的视角来看，它的特点是具有“湿润的诗性”，具有“共饮一江水”的朴素深情。是的，长三角流动着涓涓的水，清丽婉约；长三角流动着澎湃的水，激荡人心。北人南渡和吴越文化相互交融，中华文明的血脉延伸开来，最终创造出了集二者之长，善于包容敢为人先，民意调查中满意度只高不低的——“江南”。在被冠以江南之名的地方，有气象学者说的“梅雨”、地理学者说的“丘陵”、历史学者说的“沿革”、经济学者说的“财赋”、语言学者说的“方言”；还有，顶顶重要的，老百姓说的，“江南是我们的家啊”。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古城遗址的现场其实并没有丰富的实物内容，只有一些土墙，不免令乘兴而来的游客摸不透门道，一时“目瞪口呆，傻傻不知所措”。对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莞尔，“很多参观者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东方文明是‘土筑’的文明，泥土堆积在日晒雨淋之后就会坍塌，从遗址的外观来说，东方文明的很多遗址不是特别雄伟壮观……你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废墟，但如果通过专家的解读，或者用科技来模拟场景，还原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你就完全可以把描述的景象移植到脑海之中，就会发现良渚文化和现在江南地区的生活文化是非常相近的，不会感到相隔了几千年之远。”
所以，江南在哪里？它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却依然陪伴在我们身边，每天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出于一片拳拳关爱之心，我们不禁要发问，所有这些守着江南风骨、守着长三角精神、物质密码的世界遗产们，又是否得到了与其价值相匹配的、足够用心的照拂呢？
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例。赵晔表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后，影响力变大了，关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未来的良渚文化考古和保护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从考古的角度，我们会发掘更多细节，尤其是城市功能区的分布。另外，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机会也会增多，我们会邀请国际学者，运用跨学科的手段，一起参与到良渚文化的研究之中。日本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他们发掘一个遗址可以做到非常精细的程度，比如他们会采集遗址中所有的土样。土样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可以淘洗出动物残骸、种子颗粒等各方面的信息。这对于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很多辅助作用。”
而谈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业已对外界表态，我国将对该遗产地制定专门保护规划，采取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更好地为候鸟提供生态良好、资源充沛、栖息安全的迁徙驿站，使其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乃至全球候鸟栖息地保护的典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周志华介绍道：“将在严格履约的同时，推进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申报。”
周志华称，中国1985年12月加入《世界遗产公约》，34年来，是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对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理念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保护了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迹的同时，也取得了社会经济效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显示，2018年自然遗产地、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为地方带来直接旅游收入143.75亿元，接待境外游客超过1246.2万人次。
从我国整体上的保护与管理来看，少数地方生态保护意识不强，重旅游轻保护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存在。“自然遗产往往位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里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有时协调起来还有很多难度。另外，一些外在因素，比如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也有可能威胁自然遗产的安全。像气候变化就会带来温度的升高、气候带的改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都会面临威胁。”周志华说。
一如周志华所言，观念上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申遗的心态，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申遗，是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随后丽江、张家界等地申遗成功后的开发，则更看重其背后的商业价值、品牌效应，一些地方甚至将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引发了对“过分、越界”的批评。保护世界遗产要有大格局，不能只求一时一地的利益，求的是被泼染在天地间的山水、被炼化的文明不能在我们手中消失，求的是子孙后代还能从中获益，这也正是世界遗产设置的初心所在。
在保护世界遗产上，中国还有不少路要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软硬兼施”，既要尽量使时间对物质客体的侵蚀损害降到最低，也须注意勿割裂原生态的居民生活，勿弃之不顾人文底蕴。此外，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如何在世界遗产保护的精细化、智能化上做文章，也是我们得认真思考的新命题。
可喜的是，尽管曾经陷入争议，拐进岔道，但近年来，国人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正确姿势”，相比以前，倒确实是越来越“拎得清”了。如宛然桃花源里人家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现与时俱进，随处可见崭新的消火栓，每家民宿都有烟雾报警器，若遇到吸烟的游客，村民还会上前提醒“不可以乱扔烟头”……“徽派建筑以砖木结构闻名，尤其是古建筑，年久失修，存在极大的消防隐患，所以历来都是保护重点。”黟县世界文化遗产事务中心副主任方翔说。而宏村最新修订的村规民约，更特意增加了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也是出于古建筑消防和环保的考虑。雄伟奇峻、坐拥丹霞地貌的浙江江郎山，则将8月2日定为“中国丹霞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日”——每年的这一天，江郎山核心景区实行“休游”，所有游客均不上峰顶，其他景区实行“限游”；以此号召全社会积极参与中国丹霞的科学研究与保护管理，切实增强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努力推动保护责任全民共担。
长三角正在保护世界遗产，长三角也正在“发现”世界遗产。这里还有哪些正在申遗的好地方？还有哪些“潜力股”？
今年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更新了《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新民周刊》记者仔细检索，发觉“长三角力量”摩拳擦掌，着实后劲绵长：文化遗产上，申报了丝绸之路中国段（海路包括江苏、浙江等），中国明清城墙（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陕西），扬州瘦西湖及历史城区（江苏），江南水乡古镇群（江苏、浙江），青磁窑遗址（浙江）。自然遗产上，申报了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安徽），天柱山（安徽），渤海湾和黄海海岸（辽宁、河北、江苏、山东）。复合遗产上，申报了楠溪山（浙江），雁荡山（浙江）……
当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还数长三角最好。
文明不死：留住文化根脉，守住中华之魂
恰如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长三角”的，也是“世界”的。如果我们跳出地域叙事的范畴，从一个更宏大、更宽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话，该怎么解答，“中国的世界遗产，应当以什么样的面貌传给后代？
对此，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毕会成略一沉吟，坦然道：“申遗的法理前提，是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它的哲学前提，是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参与申遗和申遗成功的遗产不只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从良渚古城遗址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那一刻，我们就再一次与全世界签下了一个契约，像以往每次那样：世界有义务支持我们保护这些分布于中国的世界遗产，而我们有义务保护好它们。
“还有一份契约是我们与先人和后人签订的，尽管他们都不在场：我们既然从先人那里接受了这些人文与自然的馈赠，就要保证它们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后人所享用，至少是完整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应该更丰富的。也就是说，遗产不只是来自我们的先人，它的保存和延续还凝结和体现着我们自身的存在和努力。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我们不准备只是作为遗产的被动的守护者，而是要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地利用这些遗产，我们就进入到那个经典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命题中去了。值得指出的是，利用不仅是利用世界遗产的名片和资源来赚钱，然后用赚来的钱去修缮和维护世界遗产这种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如果遗产，尤其是人文遗产，要避免成为不再与当代对话，不再能承载人类情感和价值追求的纯粹的自然奇观或文化化石，它就必须进入当下的世界。这种从当代历史中穿行过去的、与当代历史发生深度互动的遗产，而不是从旁边绕过去的遗产，才是我们应该留给后代的遗产。当他们接受这笔遗产时，他们接受的就不只是一个距今五千年或六千年的人类文化遗址，而是这个遗址如何历经磨难与救赎，甚至不乏戏剧性地来到他们眼前的全部历史。遗产不是用来静观，或仅仅用于把玩的。对遗产的尊重也不是始终让它‘原封不动’，把它供奉起来宣布它已经不朽，或者所谓‘修旧如旧’，而是让它与它所经历的时代发生真正的关联，让它在它所经历的社会中发挥某种切实的功能。也只有这样的遗产，才是属于人的，有益于人的，而不是压抑人的。否则，遗产本身也可能成为异化人的新偶像。”
那么，如何借“世遗”提升文化凝聚力与民族认同感？面对文化生态的变化，该如何续存我们的历史文化记忆？
毕会成表示，丰富的自然遗产表明我们是受命运眷顾的族群，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见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卓越的创造能力，以及我们不负命运的眷顾。借助主流媒体构建“世界遗产中的中国”和“中国视野下的世界遗产”主题影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把每一处自然遗产都建成国家地质公园，把每一处人文遗产都建成国家历史博物馆，把它们打造成中华民族空间和历史想象的重要载体。当然，围绕申遗的过程和结果，依照合理的议题设计和渠道把民众的热情和想象力吸引进来，这本身就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输出中国价值的绝佳的契机和题材。
他同时提醒：我们不可以假定在急剧变化的文化生态深处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历史文化记忆供我们去追寻和守护。一切组织化的历史文化记忆都更多地是“重构”而不是“重现”的结果。因为记忆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将过去组织到与现在的关联中，让过去围绕着现在不断地重构。从这个意义上，文化生态的变化，不但不对历史文化记忆的续存构成威胁，反而是它的前提：续存我们文化记忆的必要性正源于当下文化生态的变化。如果文化记忆不能通过不断地重构使自身与变化了的文化生态及其价值观对接或同步，它也就退出了当代生活，追寻它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正因为文化记忆的重构性，文化记忆才不是只有一种，每一代都需要重叙历史。
《新民周刊》追问，如何靠申遗进一步“走出去”，进一步彰显大国文化自信，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如何守卫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使之有益于全人类的当下和未来？
毕会成自哲理层面予以概括解答：“文化遗产因为是中国的，所以才是世界的；因为是扎根本土的，所以才成为全球的。申遗的过程就是以世界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审视和反观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深化了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价值格局中占有与我们作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相适应的地位，就一定不能放弃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特质，放弃中国作为一个超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这是我们民族认同之所系，也是大国文化自信之所托，更是参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固守于这种特殊性之中，而应该在特殊与普遍的价值辩证法中确立我们的立场。普遍价值并非在与文化特殊性的对立中界定自身的，它既非预定论的，也非本质主义的。恰恰相反，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正是从每个国家特殊的人文景观和历史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可以挟其特定形态的价值旨趣加入到对世界普遍价值的定义和构建中，从而成为世界普遍价值交响曲的一个音符甚至一段乐章。换言之，中国文化对既有的世界普遍价值格局的态度不是无条件的认同和归顺，而是批判，永恒的批判；但批判不是拒绝，批判是以批判的方式对普遍价值的修正和扩容，这样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性的。申遗就是这样一个建设性加入世界普遍价值大合唱的努力之一，类似努力的最终结果是使普遍价值成为体现人类生存最高可能性的所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最大公约数，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
55项世界遗产，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认可，也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文化承诺。把世界遗产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验证和提升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会主席加拉耶夫宣布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承办，与会委员国一致推选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担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这将是继2004年在苏州举办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后，时隔16年，又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文化盛会。
一个国家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留住文化根脉、守住中华之魂，长三角责无旁贷，全中国责无旁贷。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一道久远的回响，一缕封存的记忆，它是实实在在的储藏、传播、发扬文明的介质，只要人类还有希望，它就永远不会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