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乡愁与未了情
《新民晚报》，图腾是一只报喜的燕子；不仅飞入魔都的寻常百姓家，也早就开始鸿雁般地飞向海内外游子的乡愁。她，九十华诞。我，从少年到半百；和她有着37年的交集了。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的复刊可是上海划时代的大事！
升学的奖励
我和新民晚报的缘分，就起于她复刊的1982年。那年我15岁，上半年在江苏路上的上海市第三中学（简称市三中学）完成初三、也就是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整个初中阶段都是同一位语文老师王延萃，她出身书香门第，喜欢普希金的诗歌；课堂上则会给我和同学们讲解气势磅礴的毛泽东主席诗篇。上海，要恢复出刊《新民晚报》，就是王延萃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的；她在出版社工作的爱人还帮她的语文教研组在办公室订阅了一份。午休的时候，我也能去随心地阅读。
不过，我那个时候除了语文、政治、历史和化学成绩优秀，其他成绩都很差劲。那时就有升学考了，相当于如今的中考。尴尬的是，《新民晚报》很简单地报道我所在的市三中学要变成市三女中了；于是，我等男生就得另谋出路！非常仓促！晚报的报道没有任何答案，消息来源只是根据市政府的决定。老师们也回避我们男生，或者他们无法解释。当时在长宁区，还有附近的另一所市重点中学即延安中学。从现在晚报关于教育报道的通俗说法来看，我母亲杨建华、长宁区一所普通中学化学老师，就是一个“虎妈”啊！她当时就吓唬我：考不取市重点延安中学的高中，就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这让我感到很害怕！
我甚至找了退路，打算如果升学失败（即只被区重点中学录取）就去投奔姑妈了。王延萃老师把我的退路安排、悄悄地告诉了我父亲王志华，我父亲说如果被区重点中学录取也挺好的。父亲还转述了市三中学校长陈柄福（也是我父亲读初中时的班主任）对我的学业评估——“跳一跳、摘果子”；意思是冲刺一下，还是蛮有希望考取市重点的。而我父亲开出的奖励并不是吃一顿，是订阅《新民晚报》！
这个奖励，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而且下半年就开始，不必等到第二年。那时没有什么加分的项目，完全凭本事硬考（类似于如今的裸考）。很快就见了分晓，我被延安中学高中录取了！录取通知书和第一份晚报，则是同时到达我家里的！至今，我还能记得邮递员姐姐的微笑和祝贺！以及那绿色的邮车和清脆铃声。
那个暑假，我如痴如醉地享受着《新民晚报》的体育版评论。因为，家里第一次有了14英寸的彩电；国家第一次实况转播西班牙世界杯的全部足球比赛。那时苏联队也参赛的、阿根廷的国宝马拉多纳第一次亮相于中国球迷面前；最后的冠军只有《新民晚报》的预测是准确的——意大利队，而金童罗西以六个进球不仅成为夺冠第一功臣，还获得了金靴奖。我那时觉得，晚报体育版第二天的评论更加精彩而让人难忘！整个延安中学的高中三年期间，我都保留着看晚报先看体育版的习惯；其他男生也一样。高中老师们因势利导，还组织我们学习女排精神、首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即获15枚金牌的中国选手事迹等；报国故事来源都是《新民晚报》。
复旦的乡愁
我读高中的时候，家长们即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所提高。当时的出版业还没有如今这么繁荣，也没有什么书展。为了提高眼界和阅读量，通常都给自家孩子订阅了晚报。一家三口、甚至一家三代一起读晚报，是弄堂里的风景线！
在高三也就是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继续在晚饭后阅读晚报；这不仅是我的休息，更是我从头版及评论中获取时事和政策解读的信息源。这对于报考文科的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滋补，如我高考的政治科目获得了92分、历史科目获得了91分的高分（满分都是100分）；又因为晚报经常介绍祖国各地发展情况且配有区域地图，说明河流、山脉、气候和特产，所以我的地理科目也不错。可以说如果没有形成阅读晚报的习惯，我是拿不到足以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的分数的。1985年秋季入学复旦后，发现全班17位上海籍同学都有读晚报的习惯！
那时的大学课余生活，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如今巍峨的复旦光华楼，原先就是两层楼的学生主餐厅。正对它的大道两边是报栏。一开始，同学们都是晚饭前后站着看报纸；但晚报的橱窗前人头实在是太多了。后来各系团委以及资料室想了不少的办法，我们得以在资料室、图书馆、体育馆和咖啡馆坐下品读《新民晚报》了。咖啡馆有好几个，记得有一个名叫“大家沙龙”；需要付钱消费咖啡或其他饮料及小食品的，但文艺青年喜欢光顾。一边读晚报，一边讨论朦胧诗和好莱坞……
我的同班同学里有四个男生，即分别来自沛县的郭依足、西宁的李林邦、杭州的王燕平和西安的崔永革，尤其喜欢《新民晚报》。除了体育评论，如复旦四年经历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当年中国代表团仅获五枚金牌，被晚报称之为“兵败汉城”）和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我们还关注农村改革、城市发展和考古方面的信息，反正晚报的报道和特写几乎是应有尽有。沙龙里，历史系、新闻系和中文系的同学们跨专业交流多了，还互相推荐图书、讲座和选修课程。现在上海报业集团的不少中坚、包括晚报的资深骨干，我复旦求学时就似乎蛮熟悉了。
仿佛受《新民晚报》和新闻系同学的影响，郭依足、李林邦和王燕平现在分别在徐州报业集团、《厦门晚报》和《钱江晚报》高就，我现在和他们的微信互通总也少不了《新民晚报》上的热点内容，最近就是上海书展和《新民周刊》深度报道的良渚文化申遗等重磅信息。崔永革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定居意大利了，如今他向我回忆说，自己在省重点西安中学的三年，在报刊亭购买到《新民晚报》（尽管得两天之后）总是觉得兴奋并感到副刊的文章是那样地有品位。他特别喜欢晚报对译制片的介绍和评论文，对上海出品的每一部译制片和配音者都如数家珍。我现在就有一个义务：一旦发现夜光杯上有童自荣等人的文章就得微信告诉他，因为这可是他的乡愁。
纸媒亲和力
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到1996年我获得博士学位的七年间，我和离开上海的同学以及移居海外的老邻居等保持着邮局渠道的通讯。我从上海社科院附近思南路邮局寄出的信封总是特别厚，因为塞了晚报的剪报。后来有了被《新民晚报》率先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我才省下了好多邮资。1997年即香港回归的那年，我获得了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党校短期进修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报人。
报人说话坦率，往往直奔主题。如吴芝麟（曾任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就曾说香港因为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变故，已经放弃晚报而改为在地铁里看早报的新闻了。丁法章先生（曾任新民晚报社社长、总编辑）则认为，香港和上海是两座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上海市民喜欢晚报已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市民物质收入的提高，及对高品位夜间精神生活的需求，晚报及其子刊、子报都会有需求。
在1997年至上世纪末的阶段，丁法章先生的这一判断无疑是很有先见之明的。那个时候上海地铁建设刚刚兴起，社会生活节奏还没有那么快。我所在的上海社科院曾经做过一个课题，那就是东京、香港、汉城（今首尔）、台北等亚洲知名城市的工作节奏。社会学家的统计数据很多，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成年女性的每分钟步伐数。我记得当时东京最高每分钟是45步，香港是每分钟44步；都着高跟鞋。汉城和台北，则是全职太太较多，步伐相对慢多了。与此相对应，东京和香港日报很有市场，汉城和台北是周刊的理想投放平台。上海，则兼而有之。
果然，就在我订阅新民晚报后的17年，上海诞生了《新民周刊》；且从1999年的第一期开始，我就和周刊结下不解之缘。又过了三年，我曾经热爱的晚报体育版面经过多年的探索，于2002年正式推出了如今人们喜闻乐见的《东方体育日报》。这就是丁法章先生在授课和演讲时，所津津乐道的子刊和子报。
不过，现在上海的地铁早已经超越了东京和香港乃至纽约；上海女性更是在职场上驰骋自如，她经济和夜经济已具备雏形；微信支付代表着崭新的社会生活节奏感！这对纸媒的阅读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约7年前，就在如今上海报业集团的一楼大厅，我陪伴几位媒体大咖观摩新媒体技术。当时，吴振标先生（曾任《文汇报》总编辑）发问：这新媒体是否会彻底替代纸媒？盛重庆先生（曾任上海电视台台长）很干脆地说：以后一部手机装上APP后应该包打天下。丁法章先生是辩论的反方，他坚决地指出：人们是离不开纸媒的，内容为王的定律是不会过时的；他还认为年纪越大就会越喜欢纸媒，越相信纸媒严谨的信息传播！
这场辩论，当时并没有定论。我自己认为中国城市有自己的社情民意，纸媒是不会消失的。大咖们认为我年富力强，嘱咐我好好从智库角度研究一番。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把这个课题就称之为“吴振标之问”；着重研究纸媒的亲和力！
自有后来人
丁法章先生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年纪越大就会越喜欢纸媒，就越相信纸媒严谨的信息传播！这在我之后的两年调研中得到了证明，尤其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规模企业和各类学校；两新组织活动表面上依靠APP，信息来源还是纸媒！
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见证了纸媒的亲和力，同时地铁里的手机阅读也成为新的时尚。而我更关注的是未来，就是孩子们是否还会亲近《新民晚报》以及她的子刊子报呢？于是，最近5年以来，我和天平街道党工委及辖区的校长们有了深入交流。
我们这些热爱晚报并受其思想、文化滋润成长起来的中年人，一致认为《新民晚报》和旗下的《新民周刊》与《东方体育日报》，无论是在国民教育（或称公民教育），还是未成年人迫切需要的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方面，都有出色的经常性和专题型报道，是学校的德育富矿，值得细细品读和再开发。具体说来：晚报以及周刊和东体，首先弘扬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有丰富的案例和深度报道，展现了国家和上海这一东方明珠在发展中的非凡成就；再次，文字上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地凝聚着记者和编辑对人民的深情；最后，其专题报道的眼光往往是国际比较的，尤其是对标世界一流即最高发展水准，既体现自信也寻求突破。
天平街道党工委书记高路女士和徐汇教育党工委书记姚黎红女士，在和我的交流中都感慨道：家长们很少关注孩子的“劳动素养积累”即劳育，但晚报每年的夏令热线、春运专题、环卫关爱等持续性的报道，就是弘扬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对劳模、对院士、对最新科技发展成就的解读性报道，又彰显了劳动创造价值和科技引领发展的真理。她们还发现：《新民晚报》还有《国家艺术周刊》，《新民周刊》也有相对稳定的电影、画家、音乐人、书法家等鲜活文化主题的报道；这就是学校美育的绝好素材啊！
我自己很看重的还有《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及每周日的“快乐作文版”，那是孩子们最好的参照系和文学素养富矿。同时，包括天平街道在内的徐汇区每个街道都在《新民晚报》的指导下兴办社区报；这也被视为老少咸宜的家庭阅读作品，是群众身边的新鲜事和流动的“黑板报”。于是，经过五年以天平德育圈为项目名称的阅读行动试点和校长们的鼎力支持，天平社区的学校里出现了《新民周刊》班、《东方体育日报》中队、“夜光杯”进语文课堂进校园广播以及一批《新民晚报》社区版小记者等纸媒作品传播机制；有意思的是，“爱夜光杯爱上海”“和爸爸一起爱东体爱运动”“为老师读新民一周”也成为孩子们的理念了。校园里还出现了鲁迅知己社、襄园梧桐社、义云围棋社等热爱夜光杯、周刊和东体的学生社团。家长们也高兴啊！不仅仅是亲子阅读、家庭情趣、邻里互动，孩子也从手机中解放出来。
包括中共徐汇区委主要领导在内的诸多有识之士，都很赞赏天平德育圈的经验并希望扩大探索范围。于是，我又在设计辐射半径更大的徐汇海派德育行动安排；不久将会出现更多的《新民周刊》班、《东方体育日报》中队和“夜光杯”主题社团。至此，我认为我已经回答了吴振标之问——因为初心在、勇气在；孩子们，爱纸媒！（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上海媒体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