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舞台点亮，等你上场
越南，近几年崛起成为纺织服装出口大国，超过印度，排在世界第二位。长江证券研究所、中国服装协会共同推出的一项产业观察研究认为，越南纺织业的快速崛起，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是越南用工成本相对较低；其二，越南国民的人口素质显著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以识字率而论，越南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达到94.51%，略低于中国的96.36%，但显著高于孟加拉国、印度及柬埔寨。
面对越南纺织业的崛起，中国是否应该惊慌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看来，倒也不必。“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一度，中国廉价产品把别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充足，并且这些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在相当长时间里确实廉价。”如今，虽然越南这样的国家似乎在重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但总体上来说，越南的经济体量、人口体量都要小于当年的中国。
与此同时，蔡昉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尚有巨大潜力可挖。而在更广阔的空间开展职业教育，则能在劳动力供给的层面，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产业升级逐步推开，也能让中国诞生更多中产阶级，纺锤形社会初露端倪……
恰如习近平8月份考察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时所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蝴蝶真的能飞过沧海
赵脯菠，中国十九冶集团员工。北京时间8月27日23时，22岁的他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一举夺得焊接项目的桂冠，使得中国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三连冠。
在总长18个小时的比赛中，赵脯菠和参赛选手一起，致力于完成组合件、压力容器、铝合金结构和不锈钢4个模块的焊接。最终，来自各焊接项目参赛国和地区的35名裁判共同打分，赵脯菠以93.53分夺冠。
完全可以说，在焊接领域，赵脯菠是新出炉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然而，仅仅在七八年前，赵脯菠还是个失意的读书郎。因为中考不理想，这个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一个小山村的小伙子，没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不得不前往攀枝花技师学院学手艺。
焊接是个技术活，在许多制造业领域，焊工的地位都可以用“崇高”而论。1996年不幸因病去世的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总厂原副总工程师曾乐，就曾经是一代“焊神”。可来到攀枝花技师学院的赵脯菠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他报名学焊接，只是因为曾经在建筑工地上看到过这样的灿烂的瞬间。
能不能捧起电焊工这一行当的饭碗呢？进入攀枝花技师学院学习的赵脯菠逐渐感到——学这门技能，一点也不比在草稿纸上演算习题来得简单。但比起令人挠头的文化课来，赵脯菠似乎更吃得起这方面的苦——练习腕力，用手托砖一托就是几个小时；练习蹲功，看书、洗衣服时都蹲着，有时蹲久了大脑供血不足，站起来眼前发黑。然而，活动活动四肢，他竟然还能咬牙继续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学院的精英班学习。
从中考成绩平平的农二代，到在攀枝花技师学院学习技艺，再到在中国十九冶集团谋到一份焊工的职位，赵脯菠已经看到了个人命运改变的希望——蝴蝶真的可以飞过沧海。去年，他成为了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的选手，前往位于嘉峪关的甘肃冶金技师学院深造。
回顾这次学习，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姑娘。因为训练项目是电焊工，所以在赵脯菠训练的时候，会有甘肃冶金技师学院的同学拿着防护面罩将他团团围住，聚精会神地观察学习他的训练动作。其中，有一个防护面罩背后是一双女性的眼睛。“因为学焊接的女生并不多见，我发现她竟然能在那里静静地看几个小时。实在难得。”
过去一些年，类似赵脯菠这样，由农二代通过学一门技艺，逐渐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不少。同样是焊接，中冶宝钢第三分公司前几年曾经涌现出一位“小焊神”——唐果。与如今的赵脯菠一样，他也出身于农村。到宝钢工作后，凭借多年努力，先是成为上海市农民工先进个人，之后成为焊接技师，还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再之后成立工作室，带动新一批的年轻人在焊接领域成长起来。
如今，上海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自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战略重组为全新的中国宝武集团以后，原本宝钢的精神、文化传承，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以宝钢股份“曾乐式青年”评选为例，候选人来自上海、武汉、南京、广州、湛江等各个地方，有科研人员，也有一线工人，学历层次从硕士研究生到大专毕业生。其中不乏一些出身中西部农村的年轻人。
赵脯菠求学和受培训的攀枝花技师学院、甘肃冶金技师学院，都位于中国西部。今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时，曾强调：“西北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发展相对落后。区域之间发展条件有差异，但在机会公平上不能有差别。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习近平还勉励师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希望你们继承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大有前途。我支持你们！”
山丹培黎学校虽然位于大西北的甘肃省，还恰恰与一位西方人有关，那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
生于1897年的艾黎，年轻时入过伍，以新西兰远征军士兵的身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获得过英国政府的勋章。1927年，他来到上海，到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数次赈济灾民后，1934年他接触到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而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前往延安。1942年，培黎工艺学校在陕西双石铺成立，后迁往甘肃山丹。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1985年，在艾黎去世前两年，在他的力促下，这所学校得以在山丹恢复办学。2006年，学校成为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
同样是农民出身的王延华1987年进入山丹培黎学校学习，中专毕业至今约30年了，当年学的是农学专业，如今仍在本专业摸爬滚打。作为山丹县竣苗科技植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在中专所学的基础专业知识为老百姓种地提供帮助，还在本专业上，结合现场工作，取得了一些技术成就。
2004年，山丹县的大麦种植出现大面积条纹病。王延华通过专业所学，多方了解市场供应，采购必要的防治药品，还找寻到一些良种，花了几年功夫，让大麦条纹病在山丹绝迹。王延华发明了轻型便利包衣拌种器，极大地提高了种子包衣效果。王延华在电话中对《新民周刊》记者说：“我们扎根家乡，像我的母校山丹培黎学校，看似开设的专业相对低端，但恰恰是能够满足我们家乡老百姓需求、市场发展的真正的职业教育。如果这样的学校也去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专业，毕业的学生未来无论是到大城市打工，还是留在本乡本土，有出息的可能都不大！”
造就最大高素质劳动力群体
王延华、唐果、赵脯菠，从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接受职业教育的成功者个案回看，就能发现，无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是21世纪后，职业教育都承载着这样一种功能——实现阶层流动。尽管国内高等教育也能实现此种功能——让来自农村或者中小城市的平民子弟，得以有机会上名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然而，一方面，一流、二流院校提供给他们的学习名额确实是有限的；二方面，在激烈的基础教育竞争中，农村孩子要想脱颖而出，难度系数总体上在加大。
对于更多没有机会上名校的农二代、中小城市平民子弟来说，在考一个普通高校和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之间，更加能够满足现实需求的是后者。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马树超教授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特色在于——既承载有国民教育体系的重担，又具有人力资源开发的特征。“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大批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肩负着助力城乡基层岗位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任。”马树超说。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建设成就，马树超认为职业教育功不可没。他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提出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同时决定建设一批与其匹配的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就是为了培养与重大产业发展对接的技术技能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提高青年就业能力的同时，大力提高适龄青年的高中教育普及水平，形成年轻人的发展后劲；1999年开始大规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把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提高学习能力和掌握就业技能相融合，既为年轻人提供高等学校的入学机会，又让他们学会就业技能，毕业后顺利就业，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近几年的情况，更能说明职业教育所立之功，在助力脱贫攻坚、打破贫困代际传递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90%和40%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30%和25%以上学生；近三年来，850万家庭的子女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无数贫困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培养一个学生，解决一个就业，脱贫一户家庭”的目标。
如今，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对人力资源开发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国家层面来说，今年1月24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印发，提出了7个方面20项政策举措。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建设多元的办学格局，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同时支持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
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具体举措，其中包括，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郭扬则认为，一所职业教育院校是否成功，最大的看点在于——区域内，相关产业、企业是否认同学校的办学质量，甚至到了“缺了这家学校就不行”的地步。“产教融合，相辅相成，才能让职业教育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上海商贸旅游职校校长李小华则认为，一所成功的职业教育院校，必须能助推区域经济的发展。“职业学校就是要讲经济价值和经济规律的。”李小华对记者说，“譬如黄浦区如今搞高端现代服务业，未来将成为一个标杆。那么，我们学校的专业内涵就要做布局调整。”
黄浦区业余大学校长费秀壮女士注意到，就上海来说，一些区属的业余大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曾经的历史使命——譬如改革开放以来一两代人的高等教育普及工作等，如今，这些业余大学也要完成转型。“如果我们业余大学的另一面得以更好地开发，对造就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就大有裨益。譬如我们黄浦区业余大学，同时还有块牌子——大同学院，就一直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未来，如果能与企业合作，在职业培训市场方面做得更到位，为在职者进行不断的知识更新，完成好一种终身教育模式，是有可能做到的。” 费秀壮告诉记者。
记者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19年1月到7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参加职业培训65.13万人，同比增长3%，其中补贴培训62.49万人；开展职业技能鉴定23.12万人，核发职业资格证书15.89万本。据年度抽样统计，截至2018年底，上海市高技能人才总量为110.3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比重为33%。这说明，费秀壮所说的终身教育模式，已经在上海显现出来，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在类似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正在逐步扩大。
未来，迎接更美好时代
郭扬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以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关系而论，经历过产教结合的较好发展时期，也经历过一段企业不是很热心于职业教育的阶段。如今，他更看重“产教融合”四个字。
“‘产教结合’和‘产教融合’，看起来一字之差，内涵还是不一样的。”郭扬说，“产教结合，讲的是当年企业家参与到教育团体的人数多，关心教育的人多。但未来，我们要真正实现黄炎培当年所倡导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就是要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职场人士都进入不断发展的终身教育体系中。”
马树超认为，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面对产业升级和职业岗位变化的提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要求和综合素质都会不断提升。然而，在人力资源市场，往往遇到需求与供应不能完全匹配的情况。这就需要产教融合，进行新一轮的提升。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电商不断冲击下，传统零售业正在经历很大的挑战。而为传统零售业培养的中等职业人才，却在这一轮竞争中似乎缺乏竞争力。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上海南京路上某知名商厦的营业员队伍，就经历了一些变化。目前，这一平均年龄43岁的营业员群体中，中等职业学校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份额已经降到历史最低。原因有二——其一，随着传统零售业效益的下滑，大中专毕业生不太愿意将自己的初始职业定位在商场营业员，这一点与上世纪90年代初大相径庭；其二，目前该商厦的柜台多为引厂进店模式，店员多为厂方招聘配给，这些营业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的。更有甚者，随着传统零售业效益的进一步下滑，为了紧缩开支，有厂家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招聘会汉语普通话听说的人来做营业员。
然而，营业员作为一个专业，真的已经没有前途了吗？也不尽然。“在奢侈品、时装、手表、香水、葡萄酒等领域，需要一批高端买手。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哪所职业学校有这方面的专业设置。”上海市经信委都市产业处副处长徐铭向记者解读道，“看起来，营业员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行当，在电商冲击下，可能式微。但转一个角度看，我国商业依靠‘引厂进店’模式，商业自营率仅为5%，商品雷同、品牌类似。追根溯源是缺少自营、匮乏买手、鲜有中间商品牌。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方面的需求必然会增大。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不提前进行职业教育领域的布局，有朝一日，我们会缺乏真正职业的、专业的营业员。”
亦有工业制造业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露，如今新入行的普通高校本科理工类毕业生，从事的并不是设计工作，而是要到一线做技术工人。“这是市场因素决定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并不低，这也是他们乐得去一线的原因。但是，除了看三视图一类的工作他们确实要比老工人当年上手快以外，在动手能力上，大学毕业生则是参差不齐的。甚至我们要重新发掘、选拔，发现有的人尽管学历蛮高，但其实是不适合在现场工作的。而这对企业、个人两方面来说，都是一种资源浪费。”这位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希望，市场上能有更多职业院校，能够“供应”符合他们要求的人才。
记者注意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到，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费秀壮对此评价道：“这就是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正在打造一种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西方没有这样的体系，那就是高等职业教育。如果真搞好了，一定能让我们的民族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