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一方人， 乡村治理的“上海样本”
超大城市难免受困于“老、小、旧、远”问题，特别是远郊市民生活，考验着这座城市的治理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认为，今天的乡村治理，需要同时兼顾到分化的农民与开放的村庄，如何围绕乡村振兴、深入研究远郊乡村价值、功能和潜力，照顾到所有“四肢末端”并非易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作为上海远郊的“新型城市化地区”，在治理的路子上，各自有着不同的模式。
位于上海西南端的金山区在乡村治理中，非常重视“带头人”和“领头雁”作用，三年前提出的“毗邻党建”新模式，引领了长三角跨界协同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崇明的“生态自觉”与“智慧大脑”双管齐下，乡村治理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人们的生态意识也与各项生态指标一起同步提升。
奉贤区则在家风家训发扬上，下了不少硬功夫。杨王村不仅成了“贤文化”的传承标杆，全区还发挥村民自治和社会共治的力量，激活了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
“一座城市越摩登、越国际化，它的乡村就越值钱。”这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健曾在崇明“草帽论坛”上提出的观点，可以说，上海2035年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如果好好利用好乡村这块宝地，将会身价倍增。
乡村宜居改造，重塑乡村风貌
在上海远郊，乡村振兴，不是一句空话，入手点往往从改造乡村风貌开始。
“这个别墅300万，卖吗？”“不卖，你给我400万也不卖！”这是今年11月发生在嘉定区华亭镇联一村农宅样板房前的一问一答。如今的联一村，白墙黛瓦的叠拼、古风古韵的设计，宛如走进了一幅江南山水画。但在两年前，这里的村宅，不过是大多数人脑海中的景象：样式落后、配套不全、年久失修。
“我家上一次翻建已经是1980年的事儿了。当时平房翻楼房，花了三万元。后来儿子结婚又花了三万元翻修，三十年大大小小修了十几次，但房子和人一样，老了就是老了，总没有新房好。”刚刚抽到搬进新房的联一村村民吴兴泉，说出了嘉定区多数农户的想法。
据统计，嘉定有8.5万户农宅，大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宅归并、基础设施改造、新兴产业集聚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撑，如果单纯依靠区、镇两级政府托底，不仅在资金上难以为继，还要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
在村民露天广场征询意见时，华亭镇联一村党总支书记陈锡明提出了按照政府约定把土地作价入股，集中归并，引入工商业资本联合开发进行宅基地归并的新路子。“刚启动试点时，村民多数不愿意配合，有的不愿用煤气，有的想动迁上楼，同其他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解释宣传，最后这些需求都在联一村达成了共识。”
2018年，作为试点的华亭镇联一村，将原有18个村宅归并为5个，从区域供地改为“斑块”供地，户均占地由0.82亩降至约0.55亩，节约建设用地约145.8亩。一期“乡悦华亭”项目惠及187户村民，实现了宅基地平移签约率100%和选址分房抽签率100%。真正从村貌上实现了“留得住乡愁、跟得上发展”。
联一村的成功，给嘉定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可喜的是，今年嘉定区政府又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22年，嘉定将新增不少于4000户农民的相对集中居住。
在世界级生态岛崇明，关于美丽乡村的诠释，则是从保护森林、水、土地开始的“生态自觉”，比如：垃圾分类减量、防治农村水污染。
崇明新村乡新浜村68岁村民黄士英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早晚去宅基东侧的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记录下邻居们投放垃圾的时间、分类质量，做得好就在小本子上画个五角星，做得不到位就画个三角形。新村乡的案例只是崇明人“生态自觉”提升的一个缩影。
2017年以来，崇明开始积极推进19.2万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北控水务、上海电气、远达环保等公司先后在陈家镇、庙镇、建设镇推广新工艺。三星镇试点的中车集团山东公司的“多阶厌氧好氧净化槽”工艺，成为了众镇中的样板。
记者在农户家中看到，排水管道在通向宅沟前，要经过一个地埋式生活污水净化槽。家里的洗菜水、洗脸洗澡水、马桶抽掉的水统统排到了净化槽里，通过去除夹杂物、厌氧过滤、活性生物过滤等工序再排放到宅沟里。
“水很清澈，可以拿来养鱼，排放到自然界中不会造成任何污染，残渣还可以作肥料。”村民沈菊萍说，安装这套设备，村民们不用掏一分钱，每户不到2万元的建设成本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安装后，每家每户的净水指标，在镇上的信息化网格管理系统都能一览无余，目前，全镇已达成16001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今年7月份，上海首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在村容村貌、土地集约利用、社会治理上亮点频出，与此同时，上海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007元，同比增长9.3%。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超大城市郊区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自治与共治，乡村也有智慧“大脑”
乡村风貌，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开始。村宅漂亮了，生态友好了，村庄才开始逐渐打破自身“萧条、衰败”的固有印象，有了生机。留在农村的村民，生活有了归属感；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返乡淘金。通过近年来的实践，“田园综合体”“自治与共治”的乡村治理新路子，正在上海远郊遍地开花。
金山区枫泾古镇是4A景区，往年春节，这里接待近11万人次的游客，而离古镇不到六公里的新义村却是出了名的“穷村”。2018年，新义村锋芒毕露打造了天域·新义田园综合体，项目运营一年多，闲置猪圈改造后的九栋江南水乡小屋，不仅盘活了农村用地、拉来了产业、吸引了创客，更让新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新义村普通农民唐亚英和丈夫陆林华，靠着出租闲置房屋，每年可以增收一万多元；原先在郊区经商的村民孙希洲回来了，他的协作社与上海市农科院共同协作，在新义村种下了10多个黄桃新品种；大学毕业生陆华辉也回来了，与四位同伴携手创立了上海辉灿果蔬协作社，业绩最好的时候，平均每天销售有机黄瓜可达3000公斤以上。
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双肩挑”的尤利明少不了感慨，“要不是当年狠抓环境整治，贴上路面硬化、墙面白化、100%完成拆违、100%标准土地流转，扮靓了美丽乡村的底色，哪能评上‘美丽乡村示范村’，更别提众创入乡了。”
有了产业，有了人才，顶层如何设计与管理也是门技术活儿。陆铭告诉《新民周刊》，一方面要吸纳来自民众的声音，平衡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还要提高民众参与度，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全面推进自治与共治。
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的“村园联动”正是村民自治的典范。今年国庆，80岁的村民陆引华，穿上镇里统一的红色马甲，在青西郊野公园为游客当起了志愿者：“怎么坐公交？跟我来。”“去哪儿吃饭？走，我带你去最近的农家乐。”“想拍个视频发抖音？来，手机给我。”
崇明推行的“叶脉工程”，则充分调动干部与群众的力量，按照“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责”的原则，针对治理中无法照顾到的“细枝末节”打开了新通路。
城桥镇聚训村党支部书记秦秋炜感慨地说：“刚来村里工作，班子就4个人，4个人要管1300多户，怎么管？叶脉工程实施后，村干部、党员、村民小组长、志愿者、生态养护员全都整合起来了，现在手上可以调动的‘兵力’有200人，之前棘手分散的河道治理、生态问题都能高效快速解决。”
群众参与乡村治理不是“外行看热闹”，除了“智慧头脑”，还要靠“科技大脑”，让资源精准及时配送，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崇明三岛之一的横沙岛，2018年启动实施了“生态智联大脑”建设。在横沙岛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背后，河道里、农田里、林地里已经设置了115个站点、952个感知触点，每隔10分钟定时将生态数据传送至“生态智联大脑”。假设检测到水体元素含量异常，数据中心就会发出预警，提醒相关部门进行相应处理。不止生态保护上有“大脑”，乡村治理的其他领域也都涌现了智能化“大脑”和高速反应的“神经元”，提高精细化程度。
安亭镇“向阳新里”田园综合体示范项目，率先启用人脸识别、车辆识别、水质、空气监测等智能安防设施，实现村务智能化管理；崇明打造的5G远程医疗诊断、培训、咨询平台已经搭建并使用，村民在就近社区就能实现新华医院、交大医学院等名医在线看诊；嘉定35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社区智慧微菜场智能信息化管理的模式，目前，已累计建成274家微菜场，覆盖48家社区。
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背后，归根到底是“人性化”。技术的更迭更好地解决了社会治理中的点滴琐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切实给村中人带来安全和方便。
留下乡愁，让文化传承更厚重
农村人口外流，乡村治理模式也成为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真正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留得下“美丽乡愁”的乡村治理，仍然依靠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治理的根与魂。在崇明区横沙乡丰乐村，乡亲们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时至7时30分聚在“村民夜课堂”，一起听时事新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培养竹编、剪纸等兴趣爱好。
青浦区社区学院联合金泽镇社区学校和蔡浜村，开发了青浦市民学习读本《商榻阿婆茶》，制作了15集社区教育系列微课《商榻阿婆茶》，介绍阿婆茶文化内涵，村民在学习茶艺茶道的同时，还为传承近700年历史的商榻阿婆茶非遗文化创设了条件。
奉贤区“家训一言九鼎”的贤文化，更是影响着一代代的年轻人。在网红打卡地南桥镇杨王村的“家风家训馆”，每周六从事儒学教育的老师，都会与村民分享美德故事。走在杨王村的小洋房，门口张贴的“家庭信息公开栏”这样写道：“为子女要孝，为配偶要忠，为朋友要义，为同事要爱，为邻居要谦。”
乡村精神生活则是治理的载体。金山农民画，名扬国内外，陈惠芳一家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世家”，一家9口都会作画，靠画作的收入一年过10万元。目前，金山区依托农民画的发展契机，不断扩大受益面和普及。2016年，以皮影、剪纸、钧瓷等非遗文化体验旅游为主的上海世界非遗文化城启动，成为非遗传承的公共空间；2017年，各街镇文体中心依托社区学校及培训辅导中心，开展农民画培训班、展览等，共有23万人次参与，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和参与度，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